自从秦始皇听了齐人的话用邹衍的法典去改制度、易服色，又听了齐、鲁儒生的话到泰山去封禅，表明了这是一代受命有天下的大典，汉代的皇帝就不该不这样办。不料高帝因秦有青、黄、赤、白四个上帝之祠而没有黑帝祠，给他补上，算作符瑞，仍自居于水德，制度服色一仍旧贯；而且全国的东部分封了许多王国，天子不便到泰山去，连这一件轻而易举的封禅之礼也没有举行。这真把一班计划开国规模的儒生和方士急死了。加以这种学说既已风行，仿佛成了社会上的共同的信仰与要求，所以连一班准备看热闹的人们也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有人屡屡提出这个问题来，督促天子去实行。第一个是贾谊，他以为汉承秦后，当为土德；他就打起一个土德制度的草案来，色尚黄，数用五，改正朔，定官名，把秦的水德之制一切改过。然而他年轻，许多老臣瞧不起他，又怕他擅权，他们设法把他撵走了。第二个是鲁人公孙臣，他也以为汉是土德，预言将有黄龙作它的符应，当时虽遭张苍的反对，但隔了一年（文帝十五年），黄龙居然出现于成纪孙，于是文帝信他的先见之明，任他为博士，叫他和诸儒同草这一个学说的新制度。新垣平大约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他一被诛，这件事又搁下了。
到武帝即位，那时汉兴已六十余年，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许多耆老都殷殷地期望他封禅和改制。恰好他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又凭着汉家全盛的时代，哪一件事不好做，所以他就招了赵绾、王臧一班儒者作公卿，要在城南立明堂以朝诸侯，又草巡狩、封禅、正朔、服色诸种制度。他们因为这事重大，举荐他们的老师申公作指导，武帝很敬重他，派人用安车驷马迎了来。这事眼看成功，想不到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喜欢老子之言而不爱儒术，借一点小事把赵绾、王臧下了狱，他们都自杀，一切举办的事情也就全付了东流！
到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只过了半年，武帝就举孝廉，试贤良，董仲舒一班人受了他的特达之知，以前的计划又有施行的可能了。只因此后十余年中，忙于征伐匈奴及南越等国，讲不到文治，所以济北王虽早把泰山献了出来，也没有实行封禅。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他才决定到泰山去，可是他身边的一班儒者依然像一百年前地不解事：他把祭器给他们看，他们说和古代不一样；问他们古礼究竟怎样，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并且各个人说得都不同。武帝到这时候，禁不住发出秦始皇一般的脾气了，就把他们全都黜免，用了祭泰一（上帝）的礼去封泰山，又禅于泰山下的肃然山。祭的时候，叫人把远方的奇兽珍禽放了满山，好像真来了管仲所说的麒麟、凤凰等一大套。那几天天气很好，没有风雨，显见得他的福命比始皇强。礼毕之后，他坐在明堂，受群臣的更番上寿。于是下诏改元为元封。此后，他又曾修封过四次。
这一次，从汉代人看来，它的含义真重大。那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职太史令，不知为了何事留在洛阳，不得观礼，心中一气，病重了。他临终时，握着儿子的手，一边哭，一边说：“今天子上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这是怎样的盛事，而我不得跟了去，这是命罢！这是命罢！”生在二千年之后的我们，读到这段话，还可体会到他的信心与伤心。即此可知武帝的大事就是当时统治阶级以及受着统治阶级麻醉了的人们所共同要求的大事呵！
又过了五年（公元前104年），他正式宣布改制：定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服色尚黄；数用五；官名的印章改为五字。这年改元太初；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一百年来的悬案，到此方因运动的成熟而实现；而其以建寅之月为正月，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改用了阳历，这不仅是汉家一代的制度。这件事是司马迁等鼓吹起来的，新的历法也是他和几个天文学家合定的。他做了这件事，高兴得跳起来，以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定出了许多制度；孔子卒后五百年而有他，又定出了许多制度；他真可直接孔子的道统了，所以就在那一年，开始作《史记》以继《春秋》。改制对于学术的刺激力有这样的强烈！
不过我们要问：秦为水德而尚黑，汉为土德而尚黄，这是照着五德说的；但秦以建亥为正月，汉以建寅为正月，并没有相承的次序，这为什么呢？推究起来，这一回的改制实在不出于一个系统，他们是用五德说易服色而用三统说改正朔的，因为在三统说里，汉是黑统，黑统建寅。可是我们与其说他们用了三统说而改正朔，似乎倒不如说在实际上早有把建寅之月定为正月的必要，所以三统说中才把汉朝预先排成了黑统。当汉初百年中，所用的《颛顼历》太不适于实用了，弄得每逢晦朔见了月亮，上弦下弦见了团圆的月亮，民众们早已厌恶，经师们亦有“孔子传《夏小正》”及“孔子用夏时作《春秋》”等传说，希望改得与夏历一致；而这次的改正朔也并不轻易，乃 是唐都、落下闳等一班天文学家精密推算的结果，是有客观的根据的。不过在那时的思想潮流中，不涂上阴阳五行的色彩总行不通，所以三统说的改变五德说而主张汉当建寅，说不定即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从此之后，汉是确定为土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