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相信天上有上帝管着人间的事，表现他的最高的权力。然而上帝是无声无臭的，有什么东西可作为他的具体表现呢？他们想，天上有日月星，是我们瞧得见的，日月星的变动应该就是上帝的意思吧，所以他们就把天文的现象当作上帝对于人间的表示。一部《春秋》，每年记载人事总是寥寥的几条，而“日有食之”却共记三十六次。所以要这样，正为这是天变，是天降祸患与人们的预示，比了一切的人事都重要。因此，当每次日食，天子和诸侯都要减掉好吃的饭菜，又要从正寝里搬出来；百官改穿素服，乐官在朝中打鼓，祝官在社神前献币，史官代他的主子作了册文，责备自己。此外星辰之变，《春秋》中记载亦多，如“恒星不见”、“星陨如雨”、“有星孛入于北斗”、“有星孛于大辰”等都是。他们把天上的星分做几区，又把天上的区域拍合到地上的国 家，所以哪几个星变了就是哪几个国该遭殃了。这种学说，后来叫做“分野说”，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司马迁曾经发过一句牢骚，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即此可知当时的史官必须懂得星历。司马迁说星历和卜祝相近，这话很对，因为星历和卜祝本来拆不开。我们看他作的《天官书》，简直把天上的星写成了一个国家：人的方面有天王、太子、庶子、正妃、后宫、藩臣、诸侯、骑官、羽林天军；屋的方面有端门、掖门、阁道、明堂、清庙、天市、车舍、天仓、天库楼；物的方面又有帝车、天驷、枪棓、矛盾、旌旗之属。至于星辰示象，如南极老人星见则治安，不见则兵起；岁星色赤则国昌，赤黄则大穰，青白而赤灰则有忧；狼星变色则多盗贼；附耳星摇动则谗臣在侧；木星犯了土星要内乱；火星犯了土星要战败……这种法则也讲得很多。总之，史官们把天上的星辰组成了一个系统，又把天与人的关系组织为一个系统，使得天人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感应。他们很用心观天（刘向常夜观星宿，不寐达旦。经学家如此，天文家可知），看见天上有一些变动时，就以为人间将有某事发生，并推测它将应验于某人。如其是凶的，就要行他们的禳解的法术。
古代的国王和诸侯都兼有教主的职务，负着以己身替民众向天神祈免灾患的责任。古书里常提起汤祷旱的故事，说汤的时候大旱了七年，于是汤以自身为牺牲，到桑山的树林中祈祷。他剪了发和爪，投身在柴上，要把自己烧死。天哀怜他，就下雨了。遇到国君不肯牺牲自己的时候，也可设法使臣下代负这责任。就如上面讲过的拒绝祭河神的楚昭王，他临死的一年，忽然天空中的云像许多赤色的鸟，夹住了太阳飞舞，一连显现了三天。太史对他说：“这个祸患固然应由国王去担当，但请您不要害怕，只要禳祭一下，还容易移于几个大官；像令尹啊，司马啊，都是代替得您的。”可是这位硬性的昭王竟毅然地答道：“我倘使没有大过，天为什么要使我死！我如真的有罪，应当自己受罚，又为什么要害我的股肱之臣！”他挺身承受了这个祸患。
到了汉代，由于战国时自由批评的反动，对于神的信仰增高，这种思想又复盛极一时。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三十日日食，他下诏书道：“我听说：天生了百姓，就为他们立君；如果这个君的德行不修，或政治不明，违背了立君的本意，天就要用灾象来警戒他。现在天下的治和乱，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不幸我不能尽我的教养人民的责任，以致掩蔽了日月的光明，我的过失真大极了！你们应当把我的错处都说给我听，并举出贤良方正和能直言极谏的人来匡正我才 是！”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他废掉秘祝之官，为的是他们在禳解时常把灾害移给臣下。明年，他又因祠官的祝福专为皇帝而不为百姓，令其停止祈祷。在这种地方，都可看出他的责任心不亚于楚昭王，所以不愿享福而但愿受过。
后来的皇帝没有他这样的好心了，天变的责任只得请丞相担负了去。当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丞相于定国就缴上侯印，自劾而去。薛宣做了丞相，恰逢到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的陨星和日食，成帝就给他一个册书，说道：“灾异数见，秋收又不好，这都是你做了丞相的缘故。快些把印绶解了罢！”他走了之后，继任的是翟方进，为相九年，没有出什么岔子。不料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荧惑星守住了心星，其凶应在皇帝。有人上书，撺掇成帝让大臣去担当。他听信了，也就发下册书，把翟方进重重地骂了一顿；并赐给他酒十石，牛一匹，作他最后的餐食。他只得即日自杀了。成帝看他做了自己的替死鬼，未免有些不忍，所以对于他的饰终典礼非常优异。很不幸的，丞相二月自杀，皇帝就于三月寿终了，并没有达到替灾免晦的目的，翟方进只算得白死！
因为有了这件故事，所以《汉仪注》里就规定了一条惨酷的法典，是：天地有大变时，皇帝派侍中持了使节，乘四匹白马，带着尊酒十斛，牛一头，到丞相家，把这殃咎告知他。侍中走到半路，丞相即上书告病。侍中回朝，还没有覆命时，尚书就把丞相的死讯报与皇帝。——这个制度虽没有使用过几回，但此后逢着天变把丞相免官还是常事，就是不当权的也往往免不了这个责任。商汤和汉文帝之风真是“夐乎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