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所讲的是商、周到汉代对于灾异现象的观念及其反应。在这一点上，汉人是完全承受商、周的思想的。但他们毕竟有比商、周进步的地方，就是用了阴阳五行的学说来整理灾异的现象，使它在幻想中成为一种极有系统的学问。
司马谈曾批评阴阳家道：“他们依据了阴阳、四时、八位（八卦的方位）、十二度（星的十二次）、二十四节气，定出许多教令，说：顺着这教令的会昌盛，逆着的会死亡；这未免使人太多拘牵和忌讳。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本是自然的法式，人事的纲纪，他们要人家遵循这个次序是不错的。”看《汉书·艺文志》，列在阴阳家的有邹衍、邹奭、南公、张苍等人，可惜他们的著作全已失传。犹幸散见各书的五德终始说的资料可以辑出，又有一部完全的《月令》可以借鉴，现在还能知道它的一个约略。我们可以说，自从有了阴阳家之后，天象和人事经过一番系统的整理，比了商、周时代的灾异观念精密多了。
一部《月令》，虽是说得呆板可笑，但它的中心观念只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八个字。阴阳家以为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一切的政治和人事都应向了生长方面进展，使得可以增加自然界的动作的力量。所以在那时候，向来关闭的地方要打开，刑罚要停用，犯人的桎梏要解除，伐木和打猎要禁止，让人和物各得欣欣地生长。一到秋天，造物者降下一股肃杀之气，草木随着黄落，国家也就可以出兵打仗、行法杀人了。他们立说的宗旨，只是希望“天人合一”。他们要使春天像个春天，也要使春人像个春人；因此，他们对于反常的时令非常害怕。他们说：倘使孟春行了秋令将有大瘟疫，仲春行了冬令将大旱，季秋行了冬令将多盗贼，孟冬行了春令将多流民，仲冬行了秋令将有大兵灾。这类的话很多，一时也说不尽。总之，这个灾异说的系统是建立于时令反常上的。
《尚书》里的《洪范》，它把人事的“貌、言、视、听、思”和天气的“雨、旸、燠、寒、风”合在一起。它说：国君的貌正了，雨就会照着时候，不多不少地降下来了；倘若不正，这雨也就降个不歇，成了淫雨。其他言和旸，视和燠……也都有这样的关系。《洪范》的宗旨和《月令》一样，要使应 该下雨的时候下雨，应该刮风的时候刮风，得其时，亦得其正，本来是一个平正的意思。但它以为天气都和君主的一举一动有关，这却是一个神秘的排列式了。到汉代，更把这篇文字放大为《洪范五行传》（编入《尚书大传》中），说貌如不正，不但有淫雨之灾，还会有服妖，有龟孽，有鸡祸，有青眚、青祥，有下体生在上身的病；其他四种也有这类的怪现象。后来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各把古来祸福之事分派到各类，著了一部十数卷的灾异史；班固录入《汉书》为《五行志》。这种灾异说的系统又是建立于君主的态度不正上的。
因为他们的学说有这样的精密，所以发生的影响亦是异乎寻常，造成了商、周时所不会有的事实。
却说武帝之世正值汉家全盛时代，先朝积蓄了六七十年的财产，给他在五十年中郊祀、求仙、巡狩、封禅，加以四方的征伐，花费个干净。到用尽之后，只得立下许多苛捐杂税，维持他的奢侈惯了的生活。因此弄得人民筋疲力竭；再碰着荒年，竟至赤地数千里。人们怨恨之余，不禁发生了五德说下的希望。这就是说，汉的气运尽了，该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了！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泰山下一块一丈五尺长的大石忽然自己站起，上林苑中一株卧地的枯柳也自己站起。有一位《春秋》学家眭弘推说其意，以为石和柳都是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乃是帝王受命封禅的地方，可知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汉帝应即寻求贤人，把帝位让给他。但尧、舜禅让的事本是一种传说，既做了皇帝，还哪里会让呢，所以眭弘就以妖言惑众之罪伏诛了。
京房是专治《周易》的，他曾想出一种卜法，把六十卦的三百六十爻，以一爻值一日，又把剩下的“震”、“离”、“坎”、“兑”四卦分主二分二至，这样恰恰是一年；更以当时的风、雨、寒、温的气候定所卜的吉凶。有一天，元帝召见他，他乘机进言道：“《春秋》一书，记二百四十二年中的灾异，给万世之君看个榜样。现在自从您即位以来，日月失了明，星辰逆了行，山崩了，泉涌了，地震了，石陨了，夏天有霜，冬天有雷，春凋叶，秋开花，《春秋》所记的灾异一齐见了。请您自己想想，到底是治是乱？”听到这话，元帝也只得叹一口气道：“实在是乱极了，再有什么说的！”这话在当时确是动听的。但试想，汉的疆域有多大，这样大的地方，地文上不当有些变态吗？这种事，武帝时何尝没有，只是那时的社会正沉醉在祯祥的空气里，大家不提罢了。
谷永是继承京房之学的。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有黑龙见于东莱，成帝派人去问他。他答道：“汉家行夏正，色尚黑。黑龙是同姓之象，恐怕本族中人有举兵谋反的。”唉，这 条黑龙若出在文帝前，岂不成了汉的水德的符瑞？就是出在武帝后，也何尝不是汉的黑统的符瑞？为什么成帝时出来了，就不成祥瑞而反为灾异呢？这种话固然不真实，但的确反映了一个动摇不安的社会在后头，在这个社会里，大家觉得汉的国运是快完了。可是那时既没有内乱，也没有外患，怎样可以把汉家灭亡，倒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在这沉闷的空气中，有一个齐人甘忠可造了一部《包元太平经》，说：“汉家的气运固然完了，但上帝的意思还许他第二次受命；因此，他派了赤精子下来，传与我这部书。”这天开的异想，可算是一个转圜的办法。不幸因为刘向不赞成，把他下了狱，就病死在狱里。后来哀帝即位，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继续鼓吹，居然成功：哀帝就宣布再受命，大赦天下，改元为太初元将（公元前5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这衰颓的旧国似乎得到一种新生命了。不料夏贺良等志得意盈，就想夺取政权，斥去旧时的三公，为人所嫉忌，不到两月，哀帝把他杀了，这再受命的滑稽剧便一霎时闭了幕。
换一个人受命罢，没有这个人。汉家再受命罢，也做不成功。维持下去罢，灾异说已把汉家的天位在精神上打倒了。进既不可，退又不能，统治阶级及受其麻醉的人们都在这个僵局之下徘徊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