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最喜欢作预言，也最肯信预言。那时的史官就是制造预言的专家。还有一种预言，说是上帝传给人们的，叫做谶。相传秦穆公曾经睡了七天不醒，醒来的时候，对人说：“我是到上帝那边去的，上帝告我将来晋国怎样，秦国怎样。”他叫人把这些话写出来，称它为“秦谶”。后来晋国的赵简子也像他一样，睡了七天，醒来的时候告诉他的大夫说：“我到了上帝那里，和许多的神灵游于钧天，听广乐，看《万舞》，快乐极了。忽然有一头熊要来抓我，上帝命我射它，一射就死了。又有一头罴扑来，我照样一射，罴又死了。我瞥见我的儿子也在上帝旁边，上帝指着一条翟犬，对我说：‘等你的儿子长大时再给他罢！’”这些话也都记出藏好，当然成为赵谶。后来赵简子灭了晋的世卿范氏和中行氏，知道梦里射死的一熊一罴就是他们的象征。他的儿子襄子灭了代国，这翟犬的谶也应验了。这都是上帝的命令，但上帝不肯明白说出，只管用了仿佛相类的东西来作暗示，逼得人们去猜谜：他为什么这样喜欢耍手段呢？
秦始皇时，这类的预言也常有。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他派燕人卢生入海求神仙。卢生到了海里没有见到神仙，却得到一本图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于是始皇发兵三十万人往北去打胡（匈奴），夺取河套地；不知道这个谶却是应在他的少子胡亥身上的！这个谶既有图又有书，其形式大概和现在流传的《推背图》相像。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秋天，有一个使者从关东来，晚上经过华阴，忽被一人拉住，那人一手把一块璧递给他，说道：“请你替我送给滈池君（长安西南有滈池）；还告诉他，在这一年中祖龙要死了。”使者正要问他，那人已不见。他把这事奏上；查考这块璧，乃是始皇二十八年渡江时沉在江里的。始皇很不高兴，但自己宽慰道：“山鬼懂得什么！况且祖是人之先，也未必是我呵！”他为要避开这个厄运，就往南方去游玩。三十七年七月，他果死在路上。大家说，“祖”是始的意思，“龙”是皇的意思，这又是一个应验的谶言了。
但谶言真是上帝降下的吗？看下面一件事就很使我们疑惑。当始皇听得“祖龙死”的前几个月，有流星坠在东郡，化 为石，有人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这句话说得太明显了，用不着猜谜，所以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臣民所发出的咒诅，便派御史去查问，虽然没有得到主名，也把石旁的居民尽杀了，连这块石头也销毁了。其实从楚、汉之际看来，这句人造的谶言也是十分应验的。
西汉时，社会安定，这类刺激人心的谶言当然减少。但到武帝之后，民穷财尽，国本动摇，谶言又得了发展的机会。例如上面提起的，昭帝时，泰山下一块卧地的大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树忽然重生，眭弘就说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又如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说上帝派赤精子下凡，传给他一部《包元太平经》，供给汉室再受命的应用（均见第七章）。王莽时，这种风气更盛了。武功长孟通掘井时发现一块白石，上面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红字，王莽就做了摄皇帝。临淄亭长发现了一口新井，巴郡得到石牛，扶风得到石文，摄皇帝就去掉了“摄”字。哀章把“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送到高庙之后，汉高帝就让国与王莽了（均见第十四章）。在这些记载里最可注意的，是哀章的“金匮图”和“金策书”，足见这是既有图又有书的，和卢生在海里得到的东西相仿。
哀章的图书里写着王莽的大臣八人，取了两个吉祥的名字，唤做王兴、王盛，连他自己一共十一个人，都署定了官爵。王莽既登极，就照了这个上帝的单子去任命。于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封就新公；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哀章为国将，封美新公；以上四人称为四辅，居上公之位。又甄邯为大司马，封承新公；王寻为大司徒，封章新公；王邑为大司空，封隆新公；这三人居三公之位。又甄丰为更始将军，封广新公；王兴为卫将军，封奉新公，孙建为立国将军，封成新公；王盛为前将军，封崇新公；这四人称为四将。王兴、王盛，朝中并没有这两人，但姓这个姓、叫这个名的却很多；王莽访得同名姓的十余人，其中以退职的城门令史王舆、卖饼人王盛的容貌为最合于卜相的标准，就登用了他们，从此这二人跻于阔人之列，这种好运真是他们梦里也没有想到的。大家看见做官有这一条捷径，于是争作了符命献上去；虽已得不到公爵，也可以望封侯。至于不屑干这种事的，见面时常常戏问道：“你还没有得到天帝的委任状吗？”有人劝王莽道：“这实在开了奸人作福的门路，又是乱了天命，应当除去其根源才是。”王莽也觉得这种事情干得腻了，于是献符命的往往下了监狱。起初，甄丰和王舜、刘歆们都是王莽心腹人；王莽从大司马做到皇帝，甄丰也曾出过不少的气力，定过不少的计谋。到这时，他虽由了《金匮图》 而得着公爵，但和卖饼的王盛同居于四将之列，反不及一个无赖的哀章，终觉得不高兴。他的儿子甄寻知道他的意思，就作了一通符命，说新室当依照周、召的故事分陕立二伯：更始将军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王莽因他们都是旧人，也听从了。当甄丰任了右伯，尚未动身的时候，甄寻贪得无厌，又作了一通符命，说以前的汉平帝的皇后，汉亡后称为黄皇室主的，应当改嫁甄寻。平帝的后是王莽的女儿，他这一回可不答应了，怒道：“黄皇室主是天下之母，这是什么话！”他发吏收捕甄寻，那追随多年的右伯甄丰就只得自杀了。
王莽自从作了真皇帝，为要替自己宣传，派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颁发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都是说些汉的火德是怎样的消亡，他的土德是怎样的兴起，皇天的符命是怎样地一次一次给予他的种种故事。文帝时黄龙出现于成纪（见第四章），不是公孙臣主张汉为土德的证据吗？但在这四十二篇里，居然把这事列为王莽的土德的符瑞了。经他这样一宣传，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入国民的脑里，于是光武帝做皇帝时便非自承为火德不可，所以《赤伏符》就是跟着这四十二篇来的。
且说王莽时有个公孙述任道江卒正（那时改蜀郡为导江，太守为卒正），到王莽灭亡，四方兵起，他就自立为蜀王；后来又自立为天子（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国号成。他根据王莽的五德系统，以为土生金，他在王莽之后应为金德，所以色尚白（现在四川奉节县东边有白帝城，即由此来）；又建元为龙兴。他也和王莽同癖，好作符命。他以为谶书里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赤制作，断十二公”，赤是汉，高帝到平帝是十二代（连吕后数在内），可见汉的历数已经完了；一姓不得再受命，所以刘秀虽有《赤伏符》还是无效的。他又引《录运法》说，“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说，“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以为他姓公孙，应当受命；又他以西方的太守起家，应当去乙（轧）绝卯金（刘）。他又说：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所以他据西方而尚白，确是得到了帝王的正统。他屡次发出檄文，把这些意思宣传到中原来，要使大众相信他是一个真命天子。光武帝不怕打仗，却怕在谶书里真有别人做天子的证据，就给他一封信，说道：“《西狩获麟谶》上说的‘乙子卯金’，是汉高帝以乙未年受命。‘光废昌帝，立子公孙’，是霍光废掉昌邑王而立皇孙病已（宣帝）。‘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乃是姓公孙的黄帝作了土德之君，也与你无关。而且谶书上又说：‘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你是不是丞相当涂高呢？你年纪大了，应当替妻子们想一想，不要争夺这天下 的神器罢！”公孙述看了这信，不答复，仍做他的皇帝。但到龙兴十二年上，究竟他的“西太守”靠不住，给“《赤伏符》”灭掉了。
在公孙述和光武帝二人的文告里，可以注意的事情有几项：第一，他们作天子的根据都出在谶书上。第二，他们对于谶书，各有各的解法，好像后人的详签详梦一般。第三，他们不讳言自己统治权的灭亡。光武帝是一个中兴之主，正在开国的时候，而已公开表示他的亡国的日期和亡他的国的人名，这是何等的度量！所以然之故，就为谶书里是这样说的，他不敢不信。谶书里何以这样说，则因他们相信做天子的也像做官一样，多少年后须换一个新任的，他们已在谶书里把五个德的帝王年代都规定了。第四，公孙述引的《录运法》、《括地象》、《援神契》，光武帝引的《西狩获麟谶》，都是谶书的名目，以前的人所没有见过的。《春秋经》的最后一条，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可知这《西狩获麟谶》定是属于《春秋》的谶书。此外，《援神契》是属于《孝经》的，《录运法》和《括地象》是属于《河图》的。
谶纬的著作，他们说是孔子编成了“六经”之后，深恐经文深奥，将来的人不能洞悉他的意思，所以别立纬和谶，讲说得通俗一点；又说有许多是黄帝、文王等九个圣人传下来的。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经是直的丝，纬是横的丝，所以纬是解经的书，是演经义的书，自“六经”以及《孝经》都有纬。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除了这两名之外，还有“图”和“书”。我们在上边，知道符命都是有图有书的。最早的图书是什么呢？他们说：是黄河里出来的图，叫《河图》；洛水里出来的书，叫《洛书》。刘歆的意思，以为伏羲氏王天下，受了《河图》，照样画出来，就是八卦；禹治洪水，天赐《洛书》，照样排列出来，就是《洪范》。纬书里更描写得好玩些，说：《河图》是龙马驮出来的，《洛书》是神龟献上来的。不管它究竟怎样，《河图》和《洛书》一定是最古的谶纬。因此，谶纬里以属于《河图》和《洛书》的为最多，就现在看得见的材料说，已占有了全部的四分之一。大概凡是归不进《六经》的，都归到这方面去了。就是光武帝受命的《赤伏符》，也是《河图》中的一种。这些书的名目，多半是不可解的；随便举出几个，让大家猜一猜：《稽曜 》、《帝览嬉》、《皇参持》、《闿苞受》、《帝视萌》、《运期授》、《甄曜度》、《灵准听》、《宝号命》、《洛罪级》、《考河命》、《准谶哲》——你们看，这些名词是多么神秘呀！因为有图、有书、有 谶、有纬，所以这些书的总称，或是“图书”，或是“图谶”，或是“谶纬”，或是“谶记”，或是“纬书”；又因《尚书纬》中有十数种为《中候》，亦总称为“纬候”。
这些谶纬真是从黄帝到孔子许多圣人们所作的吗？恐怕除了丧失理性的人谁也不敢答应一声“是”的。但尚有许多人说这些书在西汉时早就有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反证。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房中术和劾鬼术诸书尚连篇地登载，那时如有谶纬，则即使因它怪诞而不收于《六艺略》，那《术数略》中总应有分；为什么不见影儿呢？谶纬的中心思想，是阴阳五行，是灾异祯祥，这正是极合汉代经学家的脾胃的，为什么他们都不引，必待至公孙述和光武帝们而始大引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七略》不录谶纬，没有别的原因，只因那时尚没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在向、歆父子校书之后才出现的，这种东西是王莽时的种种图书符命激起来的。零碎的谶固然早已有了，但其具有纬的形式，以书籍的体制发表它的，决不能早于王莽柄政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