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应澳洲政府的邀请，到澳洲各大城市跑了一趟。每到一处，我便受最高学府和最大报社的欢迎。因为事前澳洲政府曾编印一本小册子，内容是介绍我的履历和我在澳洲的行程，所以澳洲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和我见面时，总要问我一声：“连先生，你为什么要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写现代印度伟人的传记呢？”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在传统上，中国的学人发觉自己对中国有关的学问稍微有些根底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注意到印度问题。我的师友多数走了这条路，所以我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此外，自中国政局起了很大的变动后，住在海外的华人，便成为一般顽固分子攻击的对象；多谈两次中国问题，他们便给你加上‘大汉沙文主义’或者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为着避免无谓的麻烦，我就选择近代印度三位圣哲作为研究的目标。”
自我选定新的研究路线后，一般顽固分子再也找不出非难的口实了。就在这种平静无事的环境中，我先后完成了《尼赫鲁传》、《泰戈尔传》、《甘地传》。屈指一算，十六年的宝贵光阴就这样虚度过去了。
说来还是这部《甘地传》最难产。须知写作离不了材料；材料太贫乏，作者无论怎样搜索枯肠，恐怕也挤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意思。另一方面，材料太丰富，有时会使人看得头昏眼花，这种材料固然不错，那种材料也极有用，很难割爱，这正合俗语所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自印度独立后，甘地便成为国父。因此，印度政府对于甘地一生的作品，无论鸿篇巨著，或日记、信件，甚至明信片、电报、账目，无不费心搜集。按照印度政府的计划，《甘地全集》将达五十五厚册，可以算是洋洋大观。
关于甘地的传记，除了他本人所写的“自传”外，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所写的《甘地传》曾享盛名。美国名记者斐雪（Louis Fischer）的《甘地传》，可以一读。篇幅最长，材料最丰富的，应推邓都嘉（D. G. Tendulkar）的八厚册《甘地传》。此外，甘地的秘书拜雅拉尔（Pyarelal）的两厚册《甘地传》，对于时代的背景叙述得很详细。他如南达（B. R. Nanda）的《甘地传》，也有许多可取的地方。美国杰克教授（H. A. Jack）所编的《甘地读本》，对于许多重要文献都注意得颇周到。
这些案头必备的书籍已经相当繁重，而那些汗牛充栋的材料，更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不料自1959年新加坡宣告自治后，政府要我担任公务员委员会的委员，一共干了六年又七个月。公务员委员会是继承英国的优良的传统，所有文官的录取、升级、降级，都要经过这机构，不受主管的行政机关的干涉，这倒合“选贤与能”的宗旨。该会平均每星期开会一次，但有时须一连主持会议七八天。就在我的公务最忙碌的时期，报馆工作也最繁重，这是说，主编一年一度的新年特刊。结果，心力交瘁，逼得要接受医生的劝告，在医院里疗养了四星期；出院后，又在家里休息四星期。
病后的首要工作，就是辞去公务员委员会的职务，同时，报馆的工作也减轻，除了撰述社论，编选星期论文外，什么事情都不管，落得清闲自在。经过魏雅龄医生的不断指导和内子罗梅女士的控制饮食后，健康逐渐恢复，精力也逐渐充沛。蒙幼女萧思的特别关怀，一再催促我把几部还没有完成的作品继续写完，所以我一下子先把《甘地传》整理竣事。
谈到甘地一生的成就，我真想引用颜渊赞美孔子的几句话来形容。颜渊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真正伟大的人物，往往是最平凡的人物；只因平凡，所以他所说的话，往往很简单明了，绝对不是装腔作势，或拖泥带水。但是，要把他所说的话，一一付诸实施，恐怕连至圣大贤也要敬谢不敏。
甘地的伟大，全在他的“言必信，行必果”。这种能说又能行的精神，就是他和普通人差别的地方。你瞧，花言巧语的政客，欺世盗名的文人，甚至故弄玄虚的骗子，他们何曾不会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把一件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好像煞有介事，可是细察他们的行径，却完全和他们所说的相反。
只因甘地能说又能行，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无一不可以公开。反正他的身外的浮物不过一副眼镜，一枝钢笔，一只表，一双拖鞋，以及两三套随身换脱的腰布，既不怕火烧盗抢，又不愁路上遗失。他的心地光明磊落，好像浮云过太空一样，了无牵挂。在这种情形下，他这才心安理得地贡献他的生命给国家、给人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穿着固然很简单，饮食也很简单，而日常生活无一不简单。但是，他是个最有恒、最爱惜时间的人物。每天的工作，多达二十小时，仅剩四小时来睡觉。他有条不紊地按时作早祷和晚祷，按时纺纱，按时散步，规定每星期一日缄默一整天，而主要的工作是和全世界善良的人士在一起生活——包括开会，谈话，写信。其中有一天，他所写的信竟达五十七封之多，这儿可见他多么热爱同胞，热爱人类。
他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活到一百二十五岁，而他的多数信徒也相信这位骨瘦如柴，但精力却很旺盛的导师能够长命，不幸他在七十九岁那年，竟被一个年轻的疯子暗杀，这实在是整个人类的大损失。
这部传记，现在总算一个结束，不过它和我的理想还有一段距离。青年时代，不知天高地厚，老是喜欢纸上谈兵，心里觉得世间的事情十分容易。因此，我对于时人的著作，多数不放在眼内；对于前人的成就，也不怎样恭维。现在经过三十五年的著述生涯，越来越觉得任何事业的成功实在困难万端，并不像幻想那么便利。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但愿从今天起，重振旗鼓，做个新人，而着手处，就是把生活再度简化，坚定地实行专心和有恒这两个信条。
1966年11月30日
志于新加坡云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