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名作家——罗斯金
人生数十年，遭遇却千变万化。有的是一帆风顺，有的是半生潦倒。有的本来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式的生活，只因思想一转变，宁愿倾家荡产，深入民间，过着平民的生活。英国名作家和批评家罗斯金，就是这么一种人。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于1819年2月8日生于伦敦。他的原籍为苏格兰，祖父算是爱丁堡有名的酒商。后来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他的父亲移家伦敦后，重整旧业，以制造樱桃酒起家。除了偿还旧债外，他还建筑了一间富有文化意味的别墅，终他的一生，永远与文学和艺术结不解缘。
他的母亲是个精明干练、严肃坚定的清教徒。他在父母的严格的训练下，只准用功，不许游戏，虽然他自幼对于音乐、绘画、朗诵，以及观察自然的景物等事情非常喜欢。他的父亲为着业务关系，经常到处旅行，每次旅行都带了母亲和他同往。十四岁那年，他曾到德国和瑞士去观光，而阿尔卑斯山的胜景曾使他念念不忘。简单说一句，他年轻时代的有计划的旅行，为的是找寻优美的自然景物或艺术品，这无形中给他奠定美学的教育的基础。
他的母亲教导他研读《圣经》，父亲也朗诵莎士比亚、司各特、塞万提斯、拜伦，以及其他著名的古典文学给他听。因此，他自小就懂得做文做诗，而且写得很像样。
因为经常旅行，同时，又因为卧病两年，所以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功课并不佳。事实上，牛津大学的生活，对于他所追求的真正的教育——研究自然、艺术、文学——反而有妨碍。
1846年离开牛津后，他就隐居汉恩山（Herne Hill）的别墅，朝夕从事写作，他的名著《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很快就写成。接着，他又漫游意大利，而《现代画家》第二册，也于1846年出版。（按：这套书共五册，最后一册，于1860年出版）。他曾在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大城研究建筑、雕刻、绘画，又出版了一部《建筑的七盏灯》（Seven Lamps），内容主要的是讨论建筑学上的问题。
1848年结婚。他的夫人年轻貌美，喜欢交际。只因二人的个性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六年之后，便告离婚。结果，他还是回到汉恩山的别墅和父母同住，直到两位老人去世。
自《现代画家》最后一册出版后，他的生活又换了一个方式。他从事社会、教育、工业、道德和宗教问题的研究和阐扬，而艺术却变成达到更高精神生活的工具。他写了许多的小册子、书信、论文、演讲稿。他主张理想的新社会计划，绝对反对正统派的经济学的教条。关于这问题的四篇演讲稿，他曾送到萨克雷（W. M. Thackeray）所编的刊物去发表。不幸大众起来反对，刊物停止连载，所以他就想法于1862年印为单行本，题名《给最后这一个》（Unto This Last）。五年之后，他又发表了致工人二十五封信，题为《时与潮》，内容把他个人对于社会和经济的主张阐明得十分详尽。到了老年，他到牛津大学任教，前后达十五年之久，虽然他曾因疾病和旅行，中断了几年。他的最后的一部著作是《自传》（Praeterita）。他的父亲死时，给他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二十万镑——这笔款经他任情挥霍和捐赠文化和慈善机关，不久便告空空如也，所以他的晚年只好靠版税和拍卖绘画过活。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罗斯金的名著《给最后这一个》。他一生从事著述和讲学，但他对于本书特别自信和自负。他说：“我相信这些论文是我所写的最优秀的东西。这是说，最真实的，措辞最恰当的，最有用的东西，至于最后的一篇，因为我特别卖力气，也可以算是我平生所写的最优秀的东西。”
本书名为《给最后这一个》，其实，这是《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论丛》，内容是说明作者对于经济学的看法。他对于财富、劳工、价值、消费等问题，和正统派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米勒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他觉得更可贵。
自工业革命后，工厂日益发达。在工业社会里，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单纯靠契约，二者之间，极少感情的联系。雇主随时可以开除雇员，雇员也随时可以罢工，以示报复。且看罗斯金怎么说：
兵士和校官之间所存在的热爱，我们很容易想见。纺棉花的工人和厂主之间所存在的热爱，我们就不容易想见。为着抢劫而组成的团体（例如古代的绿林好汉），能够由完全的爱护而得到鼓舞，其中每个成员都愿意舍身来替领袖拼命。但是，为着合法的生产和积聚而组成的团体，就缺乏那样的情感而得到鼓舞，其中没有一个成员愿意舍身替领袖拼命。
在罗斯金的心目中，劳资的关系之所以不大融洽，为的是双方的立场不同。前者视财如命，贪多务得；后者惰性很重，他们宁愿拼命苦干三天，酗酒三天，而不愿花了六天做着正常的工作，得到适当的休息。
像胜任愉快的将领一样，他老是身先士卒，所以负责的厂主也应该害则居先，利则居后，这样才能够博得雇员的信任。罗斯金说得好：
像船长一样，当船破的时候，他应该是最后的一个人离船；当饥荒的时候，他应该把最后的一片面包和水手们共享；所以，当商业的危机或不幸的时候，制造家应该和他的工人共苦，甚至他自己要多吃一些苦头，而不让他的工人知道；好像饥荒、破船、战争时期，做父亲的人须替他的儿子吃亏那样。
一般人都知道，经济学是致富的科学。谁懂得经济学的先例和法则，谁就会致富，不然，就会贫穷。但是，罗斯金却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财富的积聚，是基于社会的不平等。例如达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家庭，多是仆从成群，一呼百诺。“他之所以能够雇用仆人，因为他的邻居有些穷人，需要他的金钱或者他的谷物。假如没有人需要这两种东西，那么他就没有仆人可雇用了。”
谈经济学的人，免不了要提到“供求律”，罗斯金也没有例外。不过他的出发点不同。他很同情工人，他有自己所理想的“乌托邦”，在轻描淡写中，他多少也对工人表示好感。他说：
据说，金钱的偿付，根本上包括对那些替我们工作的人的允许，这是说，今天他替我们服务花去时间和劳力，到了将来他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花同等的时间和劳力替他服务。
假如我们答应给他的劳力少过他给我们的劳力，我们算是薄给工资。假如我们答应给他的劳力多过他给我们的劳力，我们算是厚给工资。事实上，按照“供求律”，当两个人愿意做一种工作，只有一个人得到工作，那么二人要竞争做这份工作，结果，得到工作的人将受薄酬。但是，当一种工作要二人才能完成，而愿意做工的仅有一人，那么要工作完成的二人相互竞争，结果，工人将受厚酬。
“供求律”不但支配劳工、支配生产和消费，而且也支配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所以罗斯金特地用极浅白的文字来表达它。
罗斯金一生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他对于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比较普通人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说：“富人不但拒绝粮食给穷人；他们还拒绝给智慧；他们还拒绝给美德；他们还拒绝拯救。”换句话说，富人是铁石心肠，不然，他们也没法子致富了。
关于生产和消费这问题，罗斯金认为，像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一样，生命是消费的目的。因此，他一提到生产，他总要注意到，生产的东西是否对人类有用。这儿可见，他所需要的是实用的东西，而不是虚有其表，大而无当的东西。
照这逻辑推演下去，他自然而然会得到一个结论：“一切真正的经济是‘家庭的法律’。努力使这种法律变成很严格、简单、宽大；既不浪费，又不妒忌。”寥寥数语，把经济学的真谛和盘托出。
现在让我们看看罗斯金这本书对甘地有多大的影响。在《自传》里，甘地说：
这本书（《给最后这一个》）是我们所读的罗斯金的第一部著作。当我受教育的时期，除了课本以外，实际上我没有阅览什么东西；到了我加入积极活动后，我又没有时间阅览。我不敢说有什么书本知识。但是，虽然受了这种强迫的限制，我并没有什么大损失。相反的，有限的读物可以说是帮忙我彻底消化我所阅览的东西。在这些书本中，有一种使我的生活发生立刻的完全的变化的书，就是《给这最后这一个》。后来我曾把它译为古拉查德文，题为《大众的福利》。
虽然甘地一再很谦恭地自称读书不多，但他的选择力、消化力、表现力都极坚强。他懂得读书得闲，他能够和古人共鸣，他更能够享受“先得我心”的乐趣。因此，在青年求学时期，他能够选择和吸收美国、俄国、英国三位大师的特长，化为自己的血液和力量。梭罗教他以归真返璞，重返自然的生活；托尔斯泰教他以无抵抗主义，爱你的仇敌等真理；罗斯金教他以牺牲自己，替大众谋福利的行为。我们只看他把罗斯金的名著《给最后这一个》，译为《大众的福利》，便知他一生努力的目标是什么。从前的人说，没有读《论语》之前，是这么一个人；读完《论语》之后，又是这么一个人，这等于白读。甘地是个负有历史使命的大人物，他要做个以身殉道的君子，所以他熟读梭罗、托尔斯泰、罗斯金的著作后，心里大受感动。因此，他立定志愿，以毕生的精力来实践上述三位大师所提示的真理。
“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以身殉道的屈原，具备这种决绝的精神；以身殉道的甘地，也具备这种决绝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