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那年，甘地的已经告老的父亲去世，享年六十三岁。不久之后，甘地的太太生了一个孩子，不过这个孩子在三四天之内，又告夭逝。
1887年12月，甘地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得到及格，不久之后，他进了巴那格城的萨玛达学院（Samaldas College at Bhavnayar），他觉得功课很困难，所以读完一学期，就束装回家。
甘地家里有个世交劝他到英国去留学，以便考取律师的资格。那位世交很坦白地说道：“时代变了，你们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恐怕不能继承你们的父亲的职位。”甘地非常赞成赴英留学这意见，但他的母亲却舍不得儿子远渡重洋。为着拖延时间，母亲提议，甘地应该先到波班达去请教叔父。甘地乖乖地坐着牛车和骑着骆驼，跑了120英里，直到第四天，才抵达目的地。那时，赴英留学，算是反宗教的行为，叔父想避免直接干预的责任，所以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最重要的是你母亲答应不答应。”
甘地本来想读医科，但他的哥哥反对。哥哥说：“我们这一阶级的人，根本不赞成解剖尸体。”当时甘地的家庭没法子筹足巨款，送他到英国去读法律，但他的哥哥却愿意替他想办法。母亲仍旧踌躇不决，但是，当甘地很严肃地答应不吃肉、不喝酒、不接近女人的时候，她终于答应了。印度的青年只身到外国去留学，这在当时算是不平凡的事情。甘地出身的中学给他一个欢送会，他期期艾艾地说了几句话，表示谢忱。
甘地和母亲、爱妻，以及一个仅几个月大的婴孩告别后，径赴孟买。截至那时止，甘地所属的阶级还没有一个人出国留学，因此，同阶级的人便召集了一个大会，专门审问甘地。他们说：“照我们这阶级而论，你赴英留学的计划是不合理的。”甘地答道：“我的志向已经决定，恕不更改。我认为我们这阶级的人不应该干涉这事情。”
同阶级的人很郑重地下个判断：“从今天起，我们宣布这个孩子为化外顽民。凡是帮忙他的人，或者到码头去欢送他的人，将受处分，罚金为一卢比，四安纳。”但是，意志坚定的甘地，却一点无动于衷。
1888年9月4日，甘地和一位律师结伴同行，从孟买坐船到英国南安普顿，到了月底，才安抵目的地。
在轮船上，甘地穿着一套黑色的洋服。大部分时间，他都躲在房间里，因为害羞，所以每餐都在房间里进食。在旅程中，他不吃肉，不喝酒，一日三餐只靠自己随身携带的甜品和水果来充饥。到了上岸时，他穿着一套白色的法兰绒，这是船上穿着这种服装唯一的人物。
甘地抵达伦敦那一天，就住在维多利亚旅店，他家里的世交梅达博士（Dr. Mehta）曾到旅店来招呼他。他看见梅达博士戴了一顶丝绒帽，为着好奇心的驱使，他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摸那顶帽，不料摸错了方向，把丝绒弄得很零乱。梅达博士很不客气地教训他一顿说，按照欧洲人的礼节，“不要抚摸别人的东西，不要向人提出问题，像我们在印度初次见面时所提出那些问题一样；不要大声说话。跟人谈天的时候，用不着开口‘先生’，闭口‘先生’，像我们在印度时所说的那样，只有仆役和下属才对他们的主人那么称呼。”
甘地觉得周遭一切都很奇怪，所以他时常想念家乡。他到伦敦后第四天，就从旅店搬出来，因为旅店的房租每天高达1英镑。他搬到英国女房东所拥有的比较廉宜的宿舍。在宿舍里，他过的是半饱半饿的生活，因为非素食的菜肴，他不敢染指；其他食物，他又觉得淡而无味，他一面受了种种新的诱惑，一面又受了种种社会的压力，但他对母亲的誓言，一直信守不渝。
他还没有开始正常的研究工作，所以他就经常阅览《每日电讯报》、《每日新闻报》、《巴尔摩尔报》（Pall Mall Gazette）。这对他是个新经验，因为在印度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过报呢。《每日电讯报》新奇的特写，就是亚诺爵士（Sir E. Arnold）所发表的照片和游记。
甘地到伦敦每一地区漫游，希望能够找到素食馆，无意中他居然找到一间奇怪的菜馆，这间菜馆不但出售素菜，而且用文字来宣传素食的功用。他买了一本索德著的《素食主义的答辩》（Salt's Plea For Vegetarianism），这本书使他对食物发生兴趣。他和素食主义的几个台柱往来，接着，他就开始从事食物的试验。他停吃糖品，他也停止喝茶和咖啡，而代之以可可。有一度，他不吃淀粉质较多的东西；有一度，他光吃面包和水果；有一度，他仅吃乳酪、牛奶、鸡蛋。
真是环境移人，初到伦敦的甘地居然也想做绅士的美梦。他跑到伦敦西城，花了10英镑定做一套很漂亮的西服。他也买了一顶高帽。他每天对着镜子十几分钟，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把领带结得漂漂亮亮。他学了六次舞蹈，可惜步伐跟不上旋律。为着培养对西方音乐的兴趣，他曾费心学习手提琴，结果，仍没有学成功。他学法文，他也学演讲，可是当他要背诵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庇德的演讲词的时候，他却呼呼地睡觉了。经过三个月学习做绅士的经验后，他终于回心转意，要老老实实地做刻苦用功的学生了。
他的生活过得很严肃，花了一分钱，他固然要记账；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也管得很严。为着简化生活，他特地租了一个房间，自己动手预备早餐和晚餐，而他所吃的仅限于素菜，所喝的不过可可茶。现在他每星期花了十七先令。他极少利用交通工具，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安步当车。偶尔他也看看戏，也参加伦敦素食学会，不久之后，他就成为该会的执行委员。他帮忙该会的徽章的设计。他还很热心地在他那一区成立分会，自己担任秘书，把副会长一职请亚诺爵士屈就。不久之后，他搬了家，这个分会就关门大吉。通过素食学会的关系，他有机会和各方面人物接触，这些人物和英国的新运动有关，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神论、见神论（Thcosophy）、节育问题。他在《素食者》杂志上发表了九篇论文，讨论印度教的风俗和食物。法律学的考试相当轻松，他不想多花时间去准备；另一方面，他倒想利用这机会去读文科有关的学位。牛津和剑桥根本没有希望，因为留学的时间太长，费钱太多。他决定参加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这需要拼命用功，但这会增加他的常识，所以他才愿意在书本上痛下工夫。他的法文、英文、化学三科都及格，可惜拉丁文却考坏了。六个月之后，他再考一次。在科学这方面，他选择热学和光学，以代化学，结果及格，这是1890年6月的事情。
远在半年前，他认识了两位饱学之士，因为时常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第一次读到佛经。他们正在阅览亚诺所译的《天国之歌》（The Song Celestial）。他们请甘地和他们共同研读原文。不久之后，甘地以更大的兴趣，读到亚诺所著的《亚洲之光》（Light of Asia）。这样一来，他的阅览的胃口加强，所以他要研究其他宗教大师的生平。他们介绍他与蒲拉法斯基夫人和菩桑夫人（Madame Blavatsky and Annie Besant）。因为研究见神论的关系，这无形中鼓起他研究印度教的兴趣，但是，他还是一个局外人，不想加入见神论学会。
在这期间，他的同住的朋友老田博士（Dr. Josia Oldfield），对于甘地的宗教思想十分注意。他想攻击自己认为甘地思想错误的地方，然后引导他信仰基督教。在他的要求下，甘地开始研究《圣经》。甘地只喜欢《新约》，尤其是耶稣上山的教训。他有时也到教堂去做礼拜，恭聆传教士的演讲，其中巴克博士（Dr. Parker）的言论最能够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不怕麻烦，时常前往听讲。宗教对他是一种新经验，他的眼光逐渐扩大。他想把佛经的教条，耶稣上山的教训，以及《亚洲之光》三种著作加以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宗教理论的系统。
由于经常阅览报纸的关系，甘地对于时事十分熟悉。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甘地和一位印度的朋友，亲自前往曼宁枢机主教（Cardinal Munning）的府上，庆祝他帮忙工人的义举。
那时，达达拜（Dudabhai）正在伦敦。他出版了一种名叫《印度》的杂志，内容讨论印度问题，这个杂志影响了留英的印度学生，他们的人数达二百人，经常到印度协会去开会演讲。有一次，在这种会议里，甘地鼓起勇气，把一封介绍信交给达达拜。后者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来请教我，假如你喜欢。”
1890年，巴黎开个万国博览会，上年刚建筑落成的埃菲尔铁塔，曾引起广泛的注意。托尔斯泰就是瞧不起铁塔的艺术价值的代表人物。那时，报章杂志关于这问题的辩论，引起甘地的注意，所以他决定前往巴黎，看看铁塔到底是怎么一同事。巴黎的古老的教堂，尤其是圣母堂的建筑，内部的华丽的装饰，雕刻的美妙，给甘地以极深刻的印象。甘地在巴黎逗留七天，就重返伦敦。
两年前，他已经加入内廷法学院（Inner Temple）。为着参加律师考试，他必须在英国逗留三年。照英国的惯例，研究法律的学生，每学期至少要参加律师会的公宴六次；那种宴会的场面很大，每人须付三先令。参加宴会的人都大吃大喝一场。甘地只吃面包、煮番薯、青菜，同时，他一滴酒也不喝。原来在这种宴会里，每组四人可分到两瓶酒，因为甘地绝不喝酒，所以谁也高兴和他在一组。考试很容易，但是，甘地和其他学生不同，他精读一切课本，而且阅览拉丁文的罗马法。他购买了许多书，他花了九个月时间，读完布仑著的《民法》（Brooms' Common Law），这是一部卷帙繁重的很有趣味的书。斯奈尔的《平衡法》（Snell's Equity）“很有趣味，可惜不易了解”。他也高兴阅览威廉和爱德华的《财产法》（Real Property by Williams and Edward），古德孚的《个人财产法》（Personal Property by Goodeve）。麦茵的《印度法》（Mayne's Hindu Law），他也读得津津有味。
甘地考试及格，于1891年6月10日，成为律师公会的会员，第二天就到最高法院办完注册手续。
甘地离英返印的前夕，特地邀请一些素食的朋友到荷尔邦饭店（Holborn Resturant）去吃一顿非常严格的素食。这对于一间非素食的饭馆是个新经验。甘地被邀请发表演讲，结果，像以往的情形那样，他失败了。“辱承请君光临指教，不胜荣幸，谢谢”！说完，他就即刻坐下来。在他动身回印度的前夕，《素食者》杂志发表了整版访问记和他的照片。
在留英的三年间，甘地的生活正是多彩多姿。那时代是知识分子大活动，同时，又能够享受无限制的思想言论自由的时代。整个英国成为一间活的大学。任何派别的思想都得到容忍。新思想可以传播和实行，这在英国史上，不但是空前，而且也可以算是绝后。1887年，独立劳工党成立，费边社在韦柏夫妇及萧伯纳的指导下，把社会主义和科学的思想普及化了。
1889年，萧伯纳出版《费边社论丛》（Fabian Essays）。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Kropotkin's Mutual Aid）在《19世纪杂志》上连载，同时，克鲁泡特金自己也到英国来传播他的学说。罗斯金和莫里斯（W. Morris）引起艺术界很大的兴趣。亚诺著的《亚洲之光》和《天堂之歌》替印度争取思想比较进步的英国人，把印度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整个英国的学术团体邀请穆勒（Max Miiller）来演讲印度的哲学和宗教等问题。起初，这种学术演讲仅有五十人参加，现在居然有一千四百人来恭聆关于东方的哲人的言论了。
当甘地还逗留于伦敦的期间，国大党第四届大会，于1888年在阿剌哈巴（Allahabad）召开；第五届大会，于1889年在孟买召开。这两届大会，由两位英国的名人尤尔和韦德朋爵士（G. Yule and Sir William Wedderburn）分别主持。当第五届大会开幕时，布拉留（Bradlaugh）从英国赶来赴会。他说：“生长于民间，受人民的信托，我要为人民而死，我根本不知道有地理或种族的界限。”
1891年6月12日，甘地搭了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邮船回国。他觉得，“除了印度以外，我宁愿住在伦敦，而不喜欢住在世界其他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