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四月，甘地坐船去南非洲。到了五月底才抵达德班港（Durban），这是南非洲的一个重要海港。到码头来欢迎他的，是他的顾主佘·阿都拉（Abdulla Sheth）。这个人是个回教徒。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算是南非那塔尔邦（Natal）最富裕的商人。
当1890至1891年间，侨居南非洲的印度人多达十五万人，他们大多数都住在那塔尔邦。宪法上注明这些印度人算是“半野蛮的亚洲人，或者属于未开化的亚洲民族”。由于那塔尔邦的政府不断的要求，印度政府才在1860年，准印度的“契约劳工”，前来这个地方。
原来在南非洲工作的印度人，不论他们是印度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英国人一律叫他们做“苦力”；只因大多数印度人都属于劳工阶级，所以人家就把所有印度人叫做“苦力”或“三美”。因此，印度的商人，被叫做“苦力商人”；甘地被人称为“苦力律师”。
甘地在德班港住了一星期，就束装前往他的工作的地方比勒陀利亚（Pretoria）。那时，交通不大便利，有的地方火车可以通达，有的地方须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当甘地所坐的火车抵达那塔尔邦的首都的时候，铁路当局命令甘地搬到普通的车厢，虽然他买的是头等的火车票。这种非常不公平的待遇，甘地拒绝接受。铁路当局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号召警察来，把他连人带行李推到月台上边。接着，火车开走了。甘地在冷冰冰的候车室里待了一个通宵。只因这事件，他的生命史才起了一个大变动。他曾说：“房间里有白种人，我害怕他。我问自己说：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应该回到印度呢，或者我应该前进，让上帝作我的保护者，面对现实所有的困难？我决定待下去，忍受一切苦难。我的积极的非暴力主义，就是从那时开始。”
第二天早晨，甘地打一封电报给铁路局的总经理，同时，也打一封电报给他的顾主佘·阿都拉。总经理一面替铁路当局辩护，一面通知甘地说，他已经替甘地关照一切，他大可平安抵达目的地，当甘地的火车到站时，许多印度人都来欢迎。他们曾诉说自己所受的苦头，同时，他们还解释说，像甘地在火车上所遭遇的事情，是再平常不过，何必大惊小怪。
由切斯特顿（Chesterton）到约翰内斯堡（Johnnasburg），根本没有火车，只有马车。虽然甘地的顾主曾对马车的代理商关照一切，可是代理商一看他是印度人，属于苦力的阶级，只好推辞没有座位。等到后来找到座位的时候，白种的旅客又不愿意和他同席而坐。甘地认为这是个极大的侮辱，但是，为着前途，他只好忍受，乖乖地坐在马车夫的隔座。
到了下午三时，坐在车厢里的白种人，要出来抽烟，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所以他就从马车夫处拿了一块肮脏的破布袋，扔在地板上，对着甘地说：“你坐这上边，我要坐在车夫的旁边。”这种无法形容的侮辱，实在没法子忍受。甘地又害怕，又气得发抖。于是对那位白种人说，“这是你叫我坐在车头，虽然我本来可以坐在车厢里边。我曾忍受那种侮辱。现在你要坐外头来抽烟，所以你要我坐在你的脚边。我决定不这么干，但是，我准备到里边去坐。”
当甘地正在很吃力地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那位先生不由分说，狠狠地给他打了几个耳光。他拉着甘地的手臂，准备推他下车。甘地抓紧马车的栏杆，虽折断腕骨，也在所不计。一般旅客眼巴巴地看这个人胡闹一场——既破口咒骂，又拉拉扯扯，甚至拳脚交加，但甘地仍抓紧马车的栏杆，不肯放手。他的身体很强壮，甘地的身体很瘦弱。有些旅客对甘地表同情，于是异口同声说道：“先生，让他罢。别打他罢。他是无罪的。他是对的。假如他不可以坐在车头，让他进来跟我们同坐罢。”“别怕。”那个人嚷着。虽然如此，他似乎有点沮丧，所以不再打甘地了。
各位旅客坐定了之后，笛子一吹，车开走了。甘地的心跳得很厉害，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那个家伙还是时常用怒目来瞪着甘地，而且用手指指着他，大声嚷道：“请你当心一点，等我抵步后，你瞧，我会怎样对付你。”甘地一声不响，静悄悄地坐在那边，只求上帝保佑他。
到了薄暮时分，他才安抵目的地。当他看见那些前来欢迎的印度人的时候，他不禁松了一口气。那些人说：“我们都来欢迎你，要领你去见佘先生，因为佘先生早已给我们打电报。”他觉得很高兴，于是跟他们同去佘先生的店铺。他把一路的经历，一一告诉他们。他们都对他表同情，而且把他们自己的苦痛的经验也告诉他，以便彼此互相慰藉。
他要把一切告诉马车公司，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细说缘由，同时，请公司注意那位蓄意恐吓旅客的办事员。他也请公司保证，第二天旅行的时候，可以和其他旅客坐在车厢里边。关于这些事情，公司一一答应。公司还补充了一句：“明天我们将开更大的车，管理人员也要更换。你所指摘的那位先生明天不去，你可以和其他旅客同坐于车厢里。”公司这封回信，多少使他得到安慰。他也不想进一步控诉那个家伙，所以这件事便告一结束，他也能够平平安安地抵达约翰内斯堡。
他抵达约翰内斯堡后，径往“大旅店”去投宿。旅店经理把他打量一番，然后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对不起，我们的旅店已经住满了客人。”于是他就搭马车去找印度人。凑巧佘家已经派人来接。他把找旅店的经验诉说一番，大家哈哈大笑地说道：“你怎么能够希望找到旅店？”他反问一声：“为什么不能够？”他们又告诉他说：“你在这儿再住几天，便知端的。只有像我们这种人，才能够在这儿待下去，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谋生，所以一切侮辱，我们都能够忍受。”接着，他们便把多年来印度人在南非洲所受的痛苦，完全向他坦白。
第二天早晨，甘地去拜访律师巴克先生（Mr. Baker），巴克很热烈地欢迎他，并且告诉他说：“我们不能请你做律师，因为我们已经请到很有名的律师。我想请你帮忙找些必要的情报。”巴克除了做律师外，还是一个很忠实的未出家的传道者。他把甘地安置在一个贫穷的烘面包师的家里，每星期须付三十五先令的膳宿费。甘地每天和几个朋友到巴克的私人教堂去参加祈祷。巴克给甘地一些基督教的读物，包括《圣经》在内。他很喜欢甘地信仰基督教。
甘地在比勒陀利亚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召集当地所有的印度人，开了一次大会，讨论端斯华邦（Transvaal）的状况。第一次会议，主要的是回教徒参加，印度教徒比较少。事实上，当地的印度教徒占了少数。
甘地谈到做生意的人须遵守真理。他告诉他们说，在外国地方，他们遵守真理的责任更见重大，因为少数印度人的行为，被人当做几百万同胞衡量的标准。甘地请他们注意公共卫生，不要分为帮派。他提议组织印度协会，替印度侨民，向当局请愿，而他本人愿意花时间和精神，为大家服务。这次大会的演讲，是甘地毕生第一次的演讲。那时，他才二十五岁。
此后，甘地经常举行这种会议，平均每月一次。甘地逗留比勒陀利亚的期间，对于印度侨民的社会、经济、政治有深刻的认识，这种研究对于他自己和印度的侨民都有很大的帮忙。
谈到打官司这事情，甘地知道原告和被告都是印度人，所争的是商业上账目的纠纷。甘地对于这案件非常注意。他细心研究法律、会计、翻译。他不但把所有文件一一译成英文，而且对于案情有充分的认识。他知道，假如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结果，原告和被告都会破产。因此，他很诚恳地劝导双方接受调停，同时，让被告分期偿还债务，不至周转不灵，甚至有破产的危险。
1893年年底，甘地回到德班港，准备束装归国。在他的许多顾主所设的欢送会上，他看见报纸上记载政府将要通过一条议案，取清印度人的选举权。他也知道，这似乎是其他不利于印度人的议案的先声。他马上要印度同胞注意，假如他们不立刻采取抗议，反对立法议院通过这条议案，前途将不堪设想。在场的印度侨民，经过甘地的指点之后，才恍然大悟。佘·阿都拉说：“我们那里会了解这些事情？我们只明白和我们的商业有关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生意一落千丈。我们煽动这事情，但不见效。因为不识字，我们实际上是跛子。此地的欧籍律师，算是我们的耳目。”
甘地对佘·阿都拉说：“这个议案是钉我们的棺材的第一个钉子。它打击我们的自尊心的基础。”在场有个客人说：“请你把船票退掉，多住一个月，我们一定接受你的指导而展开斗争。”
其他客人一倡百和地说道：“不错，不错，佘·阿都拉，你应该把甘地留下来。”佘说：“让我劝他留下来。但是，他的费用怎样办呢？”
这句话刺痛了甘地的心，于是他插嘴说：“费用不成问题，做公益事，谈不到费用。我可以留下来，为诸君服务。我准备再住一个月。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明白。虽然你们用不着给我费用，不过像我们想干的事情，没有经费是没法子发动的。显然一个人是不能担任全部工作。许多人才应该前来帮忙。”
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上帝是伟大而又仁慈，钱会来的，你要多少人，就会有多少人。请你答应留下来，一切事情都好办。”
甘地赶快起草一个章程，决定再在这儿逗留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