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纳税的义务，没有选举的权利，世间最不平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美国之所以宣布脱离英国的控制，是基于这理论；甘地之所以只身为南非的印侨请命，也是根据这理由。
当欢送会的盛筵散席后，甘地即刻起草一封请愿书，呈给那达尔邦立法会议。截至1894年止，印度的侨民得享受和欧洲人同等的选举权。根据当地的选举法，任何成年的男丁，只要他是英国的子民，只要他的不动产值得五十镑或者每年缴纳十镑的房租，他便列于选民的名单内。在那达尔邦这地方，整个印度社团仅有二百五十名选民，而欧洲社团却有一万名选民。现在当地政府又想根据种族的理由，准备把这少数人的选举权也取消掉。
甘地起草了一封强硬而又漂亮的请愿书。接着，他又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一位很有势力的商人哈芝亚当（Haji Adam）为会长，并且用亚当的名字，发一通电报给立法会议议长，请求迟延讨论这条议案。另外又发一通同样的电报给那达尔邦的总理。那时，议案已经通过，或者已达到二读通过的阶段。原来印侨对于这种严酷的议案不表示反对，被政府当做他们没有资格选举的一个证明。只因这通电报，立法当局才把三读的手续迟延了两天。事实上，甘地这封请愿书，算是印侨给南非立法会议的第一封请愿书。
一般青年从来没有干过公共事务，现在他们也来参加了。那些懂得英文的青年，整个晚上忙着抄写请愿书。商人自动地利用他们的车辆，到处请人签名。这一切事情必须在晚上完成。第二天各报刊载这封请愿书，而且加以同情的评论。这给立法会议以一种印象。虽然如此，议案还是通过。
这种煽动的方法，是南非的印侨所得的第一次的经验。接着，整个印侨的社团鼓起关心时事的热情。他们开始相信，团结就是力量，而社团是整体的，不可分裂的。现在大家想进一步，向伦敦殖民部部长李宾勋爵（Lord Ripon）呈递请愿书。于是甘地细心研究选举问题有关的文献。他的理由是：“我们在那达尔邦有选举权，像我们在印度有选举权一样。保留这选举权是很适当的，因为印侨能够运用选举权的，仅占了少数人。”
从全省里边找到大多数人来签名，这并非一宗容易的事情。大家天天开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在增加中。所需款项也能够筹集起来。许多人自动地帮忙抄写，请人签名，诸如此类的工作，纯粹是尽义务，不受报酬。在短短一个月内，这封有一万人签名的备忘录，就寄给殖民部部长，请他向女皇请示，要否决议案。他们曾印刷了一千份备忘录，以便到处分发。这种富有煽动性的文字，使印度国内人士，第一次认识南非那达尔邦的情形。连伦敦《泰晤士报》也支持印侨的要求。
甘地请印度侨民让他束装归国。但是，他们说：“谁知道殖民部部长是否会赞成我们的备忘录？你已经亲眼见到我们的热诚。我们愿意积极工作。我们也有钱。但是，假如没有人领导，那么我们已得的一点点成绩将化为乌有。”甘地知道他们的话是很有理由。不过，他个人也有困难的地方。他担任公共工作，只好尽义务，绝对不能动用公款。但是，假如大家要他的工作对于印度社团有所贡献，他就不能不过着律师派头的生活，这是说，每年最少要费三百镑。他说，他准备逗留下去，假如各大商家愿意光顾他的业务，让他办理各种法律手续，暂定一年为期。他这种建议，马上有二十名商人表示赞成。
甘地向那达尔邦法院申请做律师，那达尔邦律师公会，根据种族肤色的理由，拒绝他的申请书，但是最高法院不顾一切反对，让甘地注册为律师。当他宣誓完后，高等法官劝告他把头巾拿下来，以后关于执行业务的律师所穿着的服装，他应该遵守法庭的条例。这些要求，他一一接受，因为他想保留实力，准备作将来更大的斗争。这次律师公会的反对，使甘地越来越出名。报纸上的评论同情他，并且说律师公会那种举动，完全出于妒忌。
在甘地的心目中，执行律师的业务，算是次要的工作；他的主要的目标在于公共工作。他认为呈递请愿书还不够，所以他提议，要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注意印侨的利益。他曾看到印度国大党的新闻，虽然他从来没有参加该党的会议。最近一次的国大党会议，是在1893年在拉荷省（La hore）举行，由达达拜担任主席。为着这事情，达达拜还亲自访问伦敦。甘地推崇达达拜的为人，本着爱屋及乌的道理，他也爱护印度国大党。他想把国大党的名称普及化，所以他提议，请那达尔邦的印侨将他们的组织叫做“那达尔印度国大党”（Natal Indian Congress）
1894年5月22日，那达尔印度国大党正式成立，大家踊跃参加，整个会场拥挤得水泄不通。平均每个会员，每年须交会费3镑，有几位会员每年交二十四镑，甘地本人交12镑。在一个月内，参加的人数多达三百人，各种宗教人士都有。富裕的商人亲自前往偏僻的乡村，请人加入为会员。这是一种政治的训练，让大家熟悉当地的情况。国大党每月开一次会议，详细账目公布。会员们提出各种问题，同时，也考虑新的问题。
甘地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物。他认为印侨要得人家的尊重，必须先尊重自己。他鼓励人家厉行家庭内的清洁运动，提倡个人卫生，住宅须和商店分开，有钱的商人应该考究排场，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相称。在国大党的监视下，他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以便督导年轻一代的印侨，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契约劳工”，他们生长于南非，仅通英文。这些年轻的会员，得交一点象征的会费。该会的目标，在于预备一个公共场合，让他们聚首一堂，同时，鼓励他们爱护祖国的情绪。会员经常开会，阅读和讨论各种科目的论文。
国大党的工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使住在南非的英国人及住在印度的印度人，熟悉那达尔邦的真实状况。甘地写了两本小册子，《向南非的英国人呼吁》和《印度人的选举权》。这两种小册子传播得很广。
甘地坚持真理，不赞成言过其实，他要印度社团注意自己的缺点。他尽量供给消息给各报，同时，想法对抗反印的宣传。
虽然那达尔国大党也有印度的侨生及书记人员做会员，但是，那些不熟练的普通工人及契约劳工，却没有包括在内。现在有个机会，让甘地真正认识契约劳工的状况。有一天，有个泰米尔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手里拿一条头巾，两只牙齿打破，嘴里流着鲜血，站在这位年轻的律师面前。甘地看这种奇形怪状，不禁大吃一惊。他先请这个泰米尔人戴上头巾，彼此平等待遇。这对于可怜的奴隶是个新经验。原来这位泰米尔人名叫巴拉桑达兰，他是当地的著名欧籍人士的契约劳工。主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甘地请医生来检查，写了一张证明书，然后带这个人去见县长。甘地的目的，并不一定要责罚雇主，他只想把巴拉桑达兰释放罢了，因为根据当地规矩，契约劳工好像奴隶一样，算是主人的财产的一部分。甘地很成功地把他转到另一个雇主。这个消息传到每个契约劳工的耳朵，连住在马特拉斯的人也知道。这样一来，大家把甘地当做朋友。一批一批契约劳工，继续不断地跑到甘地的律师馆，这给他一个好机会，深刻了解他们的痛苦。
当1894年，那达尔政府想征收从前的契约劳工每年二十五镑的税。征收新税的理由是，白种的商人害怕印度人又聪明又勤力。当三十四年前，白种人欢迎印度的契约劳工到南非的时候，他的目标是希望在印度劳工的五年约契完满之前，他们可以利用印度劳工的勤力，把农业改良一下。但是，印度劳工的成绩超过他们的希望。印度劳工不但介绍许多印度的佳种，而且由于他们的聪明能干，使当地原有的品种达到物美价廉的地步。他们的事业不限于农务；他们也会经商。许多印度人从劳工的地位高升到土地和房屋的业主。他们的发达，播下排斥的种子，而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歧异，更加强白种人的排斥印度人的情绪。现在已经达到表面化的阶段。一方面，要取消印度人的选举权；另一方面，要征收印度契约劳工的税。
1893年，那达尔邦得到责任政府的地位，所以这儿的殖民地主义者想征收每年二十五镑的重税，以示庆祝。按照契约劳工的条例，他们须先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所以他们就派代表到印度，向印度总督伊尔金勋爵（Lord Elgin）施压力，希望他能够赞成。他认为这数目太过苛刻，最后才赞成每年纳三镑税。事实上，这种苛捐杂税，像高禧尔（Gokhale）所说，使印度人吃了大亏，“结果将破坏家庭，使男人犯罪，使女人从事丑业”。这事情需要甘地鼓起剧烈的反抗运动，才能够把它取消。
1895年中，那达尔国大党渡过一周年。由于甘地积极的公开活动和宣传，印度国内人士才明了南非印度侨民的生活状况。当印度国大党在马特拉斯开会的时候，主席韦柏（Alfred Webb）通过一条关于南非的议案：“本党诚恳地要求英国政府，准许那些住在南非的印度子民的愿望，否决殖民地政府不许他们有投票权的议案。”下一次国大党在潘那（Poona）开会时，纪录上也有一条提到他们要抗议南非的印度侨民受虐待，同时，希望“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会以同一的精神出面来保护这些侨民的利益，因为过去无论什么时候，英国的子民的利益如受损害，他们往往会出面来干涉”。
时间过得真快，甘地在南非，一下子就过了三年。在这期间，他的声誉卓著，业务也很可观。到了1896年中，他就收拾行装，准备回到印度，把妻子带到南非来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