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在南非工作了三年，声誉卓著，业务发达，所以他特地请假半年，回到印度去，把妻子接到南非来团住。
当他在印度小住期间，他曾写了一本小册子，报告南非印侨的状况。这个小册子名为《绿色小册子》（Green Pamphlet），他印了一万册，很快就销售精光。他曾拜访各地报纸的编辑，博得他们的同情，尤其是《政治家》和《英国人》这两种报纸，经过甘地的再三联络后，决定倾全力来支持他的主张。
甘地到处演讲，到处受人欢迎。当他正要在加尔各答开会的时候，他忽然接到南非那达尔邦的急电，说：“国会定于一月开会，速归。”甘地对报馆记者透露他要突然离开加尔各答的理由，然后急急忙忙地赶到孟买，搭船前往南非。
甘地在印度逗留半年，时间虽短，收获却很可观。他第一次和印度各领袖们接触，同时，他使印度一般人民得充分了解南非的印侨所处的困难的状况。
1896年11月28日，甘地再度赴南非。他带了妻、二子、一外甥，搭了高兰邮船（Courland）首途德班港。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和妻子旅行。他觉得印度人必须在服装和外表上讲究一些，这样才能够得到人家的尊敬，以便为社会服务。因此，他决定要全家人更换服装。他的太太穿着巴西式的纱丽，孩子们穿着巴西式的衫裤，因为大家都承认，在印度同胞中，巴西人算是最文明的人。甘地一家人都穿鞋着袜，吃饭时也使用刀叉，虽然他们觉得很不方便。
12月19日，高兰邮船抵达德班港。同日，又有一只船到埠。这两只船都受卫生部的防疫检查。黄旗一直在船头上飘扬，超过平时所定的期间，虽然船上根本没有人发生传染病。
因为两只船载了八百名旅客同时抵埠，这更把那种谣言——即甘地要使更多印度人安置于南非的计划——渲染得有声有色。在这期间，德班港的白种人已经组织就绪，他们要游行示威，不许印度人登陆。
德班港有个白种的官员，要在1897年1月4日召集一个大会，不许亚洲人登陆。那天有两千人在德班市政府开会。他们的演讲词，集中攻击甘地，到会人士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以武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德班港的居民非常愤慨。他们决定要采取行动，并且委派“队长”来领导他们。住在德班港的印度人也知道群众暴动的事情，随时会爆发。
在这期间，甘地所搭的邮船仍旧受卫生部的防疫检查，他向政府当局申诉的信件，毫无下文。现在白种的官吏，威迫和利诱双管齐下。他们对印度的旅客说：“假如你们不乖乖地回到印度，你们将被推到海里去。”印度的旅客很干脆地答道：“旅客们不想回去。”甘地时常和旅客们往来，同时，尽量鼓励他们，所以他们既保持镇定，又富有勇气。他们被扣留在船上二十三天，到了1月13日，邮船才可以抵港，旅客才准许上岸。
德班港的大律师伊斯康（H. Escombe）告诉船长说，请他通知所有旅客，他们在那达尔政府的法律的保护下，好像他们在自己原籍的政府的法律的保护下，一样安全。接着，他又对岸上的四千名群众演讲，说国会不久将开会讨论这问题，请他们静悄悄地回去。于是群众就散开。
旅客们纷纷从邮船转到渡船。但是，甘地得到一个消息，叫他不要和旅客同时下船，最好等到晚上才登陆。甘地本来准备接受这建议，可是代理轮船公司的法律顾问劳吞（Laughton）跑到船上，请甘地和他同时上岸。他们和县长商量，愿意负起这种行为的责任，所以甘地决定马上登陆。
甘地先把太太和孩子们送到当地的印度殷商陆斯吞基（P. Rustomji）的家里，然后独自上岸。可是他一上岸，马上被白种儿童们认出来。他们便大声喊着：“甘地，甘地。”“打他。”“包围。”码头上聚集着一大群人，形势相当险恶。劳吞雇了一辆人力车，但是，群众恐吓着车夫，不让他拉车，结果，劳吞只好拔足狂奔。当甘地和劳吞在前面走的时候，群众越来越多，弄得寸步难行。在群众的混乱和拥挤中，劳吞和甘地被人潮隔开了，于是他们用石子、鱼、臭蛋等东西向甘地的身上乱掷。有的人把他的头巾拿走，有的人开始对他拳脚交加。他晕倒，但他仍牢牢地掌握着一间屋子前的栏杆，想法透了一口气。但是，那些蛮不讲理的群众仍对他拳脚交加。
当地警长的太太，本来和甘地相识，凑巧在路上遇着甘地挨打的事情。她把伞儿打开，让自己夹在群众和甘地之间。她这种行动，多少能够抑制群众的情绪。在这期间，有个印度的小孩，跑去找警察，而且大声嚷着，说群众要打死甘地，于是大批警探就来救驾。警长愿意把他的办公室给甘地作避难所，但是甘地很诚恳地拒绝这番好意。甘地还说了一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平静下来。我相信他们有正义感。”
在警长的保护下，甘地很平安地抵达陆斯吞基的家里。甘地遍体鳞伤，凑巧邮船上的医生这时也在场，因此，医生就给他敷药，同时，他的朋友和家属也可以照顾他。
夜幕已经低垂。当地的白种人团团包围这间屋子。群众大声喊道：“我们一定要找到甘地。”于是警长给甘地送个信：“假如你想救救你的朋友的家庭和财产，同时，也想救救你的家眷，你应该化装离开这儿，像我所建议的那样。”警长的建议是这样，甘地应该穿着印度的警察的制服，头上应该盖着一只厚实的铁盔，外面用头巾包住。他应该由两名侦探陪伴着，其中一名假装印度的商人，他的脸部须化装，使他和印度人相像。他们一行三人，由后巷跑到邻近的一间商店，然后通过货仓前的沙袋，跳过篱笆，抵达先前给他作避难所的警察局。在这期间，警长故意作弄群众们，他以开玩笑的态度哼着：“把甘地在酸苹果树上吊死！”当群众真正知道甘地已经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他们不禁啼笑皆非地纷纷散开。
英国殖民部部长张伯伦，给那达尔政府打一通电报，要它控告那些打击甘地的人。甘地告诉政府说：“我不想控告任何人。我不责备那些打击我的人。他们以为我在印度曾作言过其实的关于那达尔白种人的声明，因而诽谤他们。假如让我说句公道话，应该受责备的是你们这些领袖。事实上，我不要责备任何人。我相信，当真理明白后，他们将懊悔自己的轻举妄动。”
不久之后，风潮便告平息。报纸宣布，甘地是无辜的，群众应受谴责的。三四天之后，甘地回家，很平安地住下去。
那达尔的立法会议通过两条议案，一条对于印发商人有不利的影响，另一条是要严格限制印度的移民。
甘地的公共事务激增，印度社团逐渐有责任感，所有议案被译成印度文，内容的意义也没有加以充分的解释。印度人向殖民部长的请愿没有下文，议案一一通过，成为法律。
甘地为那达尔印度国大党要求增加会员，充实经费。他要替国大党筹募基金，然后运用基金的利息来推动工作。
在这期间，甘地个人的生活起了大变动。他已经开始的舒服的生活，很快就告一结束。他实行自我检讨，他的生活日趋简化。为着节省开支，他开始自己洗衣服。他买一本洗衣服的书，自己细心研究怎样洗衣服，同时，也教导他的太太。他再也不依赖理发匠了；他买了一副剪发刀，对着镜子，自己动手剪发。
他时常记住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有一次，有个患麻风病者跑到他的门前，他让病人住在家里，替他敷药，细心照顾他，后来他才把病人送到医院。他喜欢有永久性的带着人道主义的工作。因此，他每天花了几个钟头，到小医院工作，注意病人的诉苦，把病状告诉医生，帮忙拿药品。这样一来，他和受苦受难的印度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契约劳工，发生密切的关系。
甘地到了南非后，又生了两个小孩。他从医院里所得到的经验，使他对于抚养工作很在行。他研究了一本书《给母亲的教导》，他抚养婴孩，而他的最后的一个孩子出世时，他就亲自接生。他不想多生小孩，所以此后他厉行节育。
甘地在南非的工作，成效卓著。1896年，加尔各答国大党，通过了一个强硬的议决案，抗议南非政府虐待印度侨民。1897年，该党又把有关南非的议案，重新通过一次。
南非是甘地的复国运动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当他初度赴南非时，他的志向并不大。他好像一般印度侨民一样，目的仅在于谋生。但是，形势比人强，时代的思潮，迫得他要负起领导的责任。在南非期间，他不但彻底认识殖民地的人民切身的痛苦，而且鼓起最大的勇气，牺牲一切，为民前锋，他不但吸收各宗教大师，各国文豪的菁华，而且很自信地造成自己的思想的体系。因为在思想上、学问上、行为上都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以后才能够负起时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