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结婚后不久，就到英国去留学。由英国学成归来后，仅在家里逗留一年，又匆匆前往南非。在南非一住三年，才回国去小住，然后率妻与子，于1897年，再度往南非，直至1901至1902年间，重返故国时，才告一结束。
后来，他又许身救国，席不暇暖，不是整天到处奔走，唤醒民众；便是长期坐监，与家人隔离。他虽然活了将近八旬上寿，但他和家人的关系，正是会少离多。因此，他的《自传》里关于家庭生活的记载，真是少得可怜。现在将各种传记所提的资料，汇集在一起，写成这么一篇文章，藉见他的日常生活的一斑。
甘地于1897年抵达南非德班港的时候，他带了一妻，二子，一外甥同行。外甥十岁，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五岁。关于这些小童的上学问题，倒使他大伤脑筋。
他本来可以把这三个小童送到欧洲人所办的学校去读书，不过这事情须亲自向人求情，而且算是例外，其他印度的小童都不能够到这种学校去读书。这儿曾有教会创办的学校，教导印度的小童，但是，甘地个人不大喜欢教会学校的课程，所以他不准备把家里的三个孩子送到教会学校。须知教会学校所用的教学媒介语，仅有英文，或不大正确的泰米尔文，或印地文；小孩就读这种学校，相当吃力。甘地本人就没法子忍受这种及其他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在这期间，他想法子亲自教导，不过自己教导，很难按时举行。他极希望聘请一位胜任愉快的古吉拉特文的教师，可惜踏破铁鞋无觅处。
甘地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在报纸上登广告，征聘一位英文教师，不过这位教师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教学。教师按时进行正常的教导，课外时间，由他自己来补充。因此，他聘请一位英文女教师，每月薪金为7英镑。这办法维持一些时间，但甘地本人并不满意。通过日常会话，小孩们多少学了一点古吉拉特语，即甘地的母语。
照规矩，甘地应该把小孩们送回印度去受母语教育，但是，他相信年轻小伙子不应该远离父母。一个良好的家庭所给予儿童的教育，绝不是普通的学校宿舍所能得到。因此，甘地决定把孩子们留在家里。他曾经有一度把外甥及长子送回印度去做寄宿生，可是过了几个月后，他又把他们召回。到了长子成年后，这才让他再回到印度去读高级中学。他认为他的外甥很赞成他这种教导的方法。不幸外甥偶患小病，便与世长辞。他的三个幼子，没有进过正式的学校，虽然当他在南非从事非暴力运动的时候，曾和一般同志组织一间临时小学校，把他的三个幼子也送到那儿去读书。
甘地相信，要好好的培养儿女，做父母的人应该有看护抚育婴孩的常识。因为他自己对这问题很有研究，所以他觉得在每一阶段上，他都得益不浅。假如他没有细心研究这问题，假如他不懂得运用他的知识，他的孩子们的健康一定不如当时他们所能够达到的地步。
一般人迷信，以为五岁以下的婴儿的教育是无关重要。事实上，五岁以下的婴儿所学的东西，绝不是后来他所能够学得到。真正的教育，应该从胎教开始。受孕时期，父母的体魄上精神上的状态，会反映到胎儿。到了怀胎时期，母亲的情绪、嗜好、脾气，甚至她的生活方式，也曾继续反映到胎儿。到了出生之后，婴孩模仿父母，而且在相当长久的期间内，婴孩的成长，完全靠父母。
当甘地在德班港开律师馆的时候，他的书记们多数住在他的家里，其中有基督教徒，也有印度教徒；有说古吉拉特语的人，也有说泰米尔语的人。他老是一视同仁地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属。假如他的太太不让他这么干的时候，他不惜和太太翻脸、吵架。
他所住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房间里当然没有通脏水的地方。每个房间里有个小桶，小桶里所储藏的脏东西，不是由仆人去打扫，而是由他或他的太太亲自洗涤。那些在他的家里住得很熟悉的书记们，亲自打扫洗涤，但是，有一位书记，是个基督教徒，他是新来的，所以作为主人和主妇的甘地夫妇，要替他打理卧房。不料这位基督教徒的书记，是属于贱民阶级，他的太太既不愿意亲自替这个人打扫，又不喜欢甘地动手，于是夫妇二人就这样大吵大闹一场。后来他回忆这事件。不禁觉得自己似乎做得过火，因为他当时对太太的要求很苛，他不但要太太替书记打理卧房，洗涤脏桶，而且干这种工作的时候，须表示兴高采烈的态度。
甘地是个能说又能行的圣人。当他在南非研读各大宗教家，各国文学家的著作后。他的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动，从豪华的派头改为最简单的生活。这种归真返璞的生活，是他成功的关键。
他花了1000英镑，买了一百英亩土地，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泉水，一落简陋的茅屋以及许多果树，其中有些芒果和橘子，到了相当时候，其实累累。这块地距离德班港14英里，距离凤凰车站半英里，而凤凰新村就在1904年中建筑成功。
这个新建的新村，杳无人烟，草长平肩，里边充满着蛇蝎。起初，甘地和他的同志们都在帐幕下过日子。他把自己从印度带来的亲戚朋友，以及目前已经从事商业的人，介绍到凤凰新村来住。
巴西商人陆斯吞基，把铁板及建筑材料供给垦荒者使用，所以他们马上可以动工。因为甘地得到印度的木匠泥匠的帮忙，所以在一个月内，一间长达75英尺，宽达50英尺的建筑物，就顺利落成。这间建筑物是用来作印刷所。因此，《印度舆论报》（Indian Opinion）就从德班港搬到凤凰新村。
印刷所装置了小型的机器，但是，甘地认为用手摇的机器，更和当前的环境相配合，因为凤凰新村的主要工作为农业，而农业是胼手胝足的东西。《印度舆论报》的篇幅缩小到仅剩普通公文纸那么大，假如遇着什么紧急事件，这报纸还可以用足踏的印刷机赶印出来。
在凤凰新村的初期，当报纸出版前，大家都等到深夜才睡觉。无论男女老幼，谁都要参加折叠报纸，分发报纸的工作，虽然这儿有受薪的固定的排字工人，但是，新村的每个成员都学习排字，这种麻烦的工作，连甘地本人也没有例外。
凤凰新村的成员分为两种，即“计划家”和受薪工人。“计划家”须靠劳动来谋生，他们每个人可分到印刷所附近的三亩田，所有田园都不用篱笆，它们仅靠小径来划分各地段。起初，甘地倒想建筑稻草和泥土混合的围墙的茅屋，或者用砖来建筑的小屋，让每个住户都成为小农民。但是，因为经费关系，结果，仅建筑铁板的屋子。假如有个成员要离开此地，这种屋仅可以转让，不许买卖。原先的成员，包括小数印度和欧籍的理想家。这个新村尽量想法自给自足，所以生活上的物质条件，要减少到最低限度。除了距离不远的一间很蹩脚的杂货店外，什么商店都没有，所以大家如想购买任何东西，须前往德班港去办。
几个月之后，八间简陋不堪的用铁板包围的建筑物已经盖成功。甘地的住宅，和其他同志的住宅没有什么大分别，不过规模稍微大些，里边有间大房，充当客厅兼饭厅，两间小卧房，一间小厨房和一间最简单的浴室。当旱季来临，甘地往往利用屋顶作他睡觉的地方。
在凤凰新村时期，《印度舆论报》继续出版，每周一次。那位编辑先生不想把家眷搬到凤凰新村，所以他只好逗留在德班港，按时把刊物编好之后，派人送到凤凰新村去印刷。为着节省开销，而且使印刷更见便利，暂时仅印刷英文版和古吉拉特文版，至于印地文版和泰米尔文版，暂时停止。《印度舆论报》的目标，是使“英皇爱德华属下的欧籍人士和印度籍人士发生密切的关系；教导舆论；消除误会的原因；把印度人的弱点，让他们自己知道；最后，还告诉他们，假如他们要得到任何权利，他们必须先尽义务。”
自他在凤凰新村开始过着归真返璞的生活之后，他一直就养成简单的生活习惯。到了他从凤凰新村搬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他的爱好体力劳动的习惯大大增加。他花了7英镑，买到一架磨麦的机器。每天早晨六时半，一家男丁都聚集在一起磨面粉，所有面包都是家里做的。磨面粉的工作需要十五分钟到半点钟。其他运动为滑冰，这种运动他很在行。
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馆，距离住宅6英里。他有时也乘脚踏车，但不久就放弃掉，他宁愿全部步行，他从来不坐人力车，因为他讨厌把人当做畜生。每天早晨七点半钟，没有吃早餐，就匆匆离家，九时到律师馆，批阅函电，料理例行公务，对女秘书口授复信，到了十点半钟才上法庭，午后一时吃中饭。他吃的是干果和鲜果，在吃东西的时间，他趁机会和一般朋友闲谈。下午五时回家，到了七时左右，和一家人共同进餐。吃饭时，谈笑风生，大家都很高兴。
晚饭后，一家人坐在客厅默坐，他自己却朗诵佛教的经典；同时，波拉克（Polak）也朗诵亚诺著的《天国之歌》。甘地给大家解释难解的地方，接着，大家又互相讨论。假如家里有外国的客人，那么他就请大家把各国的哲学作个比较，同时，也谈谈各种神秘的经验。
简单说一句，甘地在南非八年的生活，给他打个巩固的基础。在宗教上，他造成自己的一贯的系统；在文学上，他已经达到炉火纯青，能够出口成章；在事业上，他决心救国救民。至于日常生活，他力求筒化，任何工作都身先士卒，不辞险阻艰难。这一切条件，正是伟大领袖应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