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南非端斯华尔政府公报刊印一种拟议中的法令，需要所有印度人向政府登记，以后须随身携带登记证，不然，就要坐监或驱逐出境。这个法令绰号“黑法案”（Black Act），甘地初读这法令的时候，他真真切切地觉得，假如这法令被实施，这等于“南非印度侨民绝对毁灭”。那时，印侨的领袖们曾举行小组会议，自甘地把这法令的内容向他们解释了之后，他们就赞成开大会，对于“黑法案”提出一些反建议。
9月11日开大会那一天，帝国戏院挤得水泄不通。大会由印侨协会主席贾尼（Abdul Gani）主持。他是个老印侨，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大会提案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样：假如这个法令变成法律的时候，全体印侨誓必反对，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甘地把这提案向到会的听众详细解释，听众个个洗耳恭听。接着，这提案有人正式提议，有人附议，再经几位富有煽动力的演讲家的说明后，便一致通过。
甘地对于群众运动很有经验。他知道一般群众“难与虑始，可与乐成”。此外，群众是感情用事，而感情是时常变动的东西。因为这次的提案，大家指天为誓，坚决反对，所以甘地更需要坦白地指出它的后果，好让他们在心理上有所准备。甘地告诉他们说，万一政府不接受这提案，那么他们须心甘情愿地准备挨打、挨饿、受侮辱、做苦工、坐监、驱逐出境。稍微一动摇，中途屈服，这等于懦夫，将来会遗臭万年。
甘地希望大家重新考虑之后，才举行宣誓；千万不要轻易宣誓之后，再度变节。就他本人而论，他早已把死生荣辱置之度外。
甘地这次演讲，群众大为感动。他们决定接受他的领导，准备牺牲一切来反对“黑法案”。
当时甘地和一般同志，把这次运动定名为“消极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后来他细心一想，这是英文的词句，恐怕在民间不大流行。他曾登报征求读者来定名，经过再三斟酌后，他才决定采用Satyagraha。这个字的意思是真理，包括仁爱和坚定，而仁爱和坚定将会产生伟大的力量。自此以后，Satyagraha一词不胫而走。它的意思是指“非暴力主义”，以代“消极的抵抗”。
1907年7月，“黑法案”付诸实施，住在南非的一切印侨都要登记。当政府发现登记的人寥寥可数的时候，它就下令抓人，以便强制实行这法案。到了那年圣诞节，政府就给印侨的几个领袖——包括甘地在内——以一纸通知书，问他们既然不按照新法律所规定的登记的办法，为什么他们不应被驱逐出境。
地方法院审问个别的印侨领袖，要他们在48小时内，或者7天至14天内出境。
到了1908年1月10日，政府限定的时间已经终止。同日，他们须出庭听候判决。据甘地知道，有些印侨被判坐监三个月，做苦工，罚巨款；假如他们没有现钱付还罚款，他们须再坐监三个月。甘地认为，假如那些人的行为算是犯罪，那么他所犯的罪将更大。因此，他要求地方法院给他以更重的处罚。但是，地方法院不接受他的要求，仅罚他坐了两个月监。
原来地方法院是他常造之地，不过平时他以顾问的资格来此地，现在却以被告的身份来给人家审判。但是，他的行为光明磊落，所以他虽坐在犯人的席位，他一点也不觉得难过。
法庭里挤满几百名印度人和其他律师。当他被判决后，他就被警察带进监狱，大门一关，开始过着寂寞的生活。这时，万感交集，家庭、法院、群众大会，好像春梦一样，了无痕迹，而他自己却成为犯人。在今后两个月间，会有什么变化呢？他是否要坐满两个月监？假如要求坐监的人数逐渐增加，那么他显然不必坐满两个月监。假如监狱不至有人满之患，那么坐监两个月，真是度日如年。
他细心一想，觉得自己太过虚荣，太过无聊。自己时常告诉人家说，须把坐监当做住在堂皇富丽的旅馆，须把反对“黑法案”所得的后果当做无比的幸福，须把一切牺牲当做最大的享受！为什么这些正确的认识现在却逃逸得无影无踪？自己这么一质问，好像吃了一剂补药一样，胆量来了，同时，他也开始嘲笑自己的愚昧无知了。
在约翰内斯堡监狱里，他自己的衣服被狱卒收起，改穿监狱的衣服。这种衣服肮脏得要命，但是，为着坚持自己的无抵抗主义的信仰，只好咬紧牙龈，勉强穿起来。狱卒记录他的姓名住址后，把他放在一间较大的监房里边。不久之后，许多同志也进了监狱，并且告诉他说，他们也得到同样的判决。因为大家同住在一间监房，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愉快。
监狱的大门，下午六时关闭。大门虽没有铁枝，但非常坚固。门顶上有个小洞可通风，因此，大家觉得关在监狱里，好像被锁在保险箱里一样闷气。
在南非的监狱里，监房分为两类：一边监禁白种人，一边监禁黑种人。印度人被判坐黑种人的监房，所以甘地就和黑种人住在一起。
监狱的饭菜，淡而无味，饭又煮得太烂。甘地和他的同志要求监狱的医官给他们以一些作料，并且告诉他说，印度的监狱准许犯人用作料。医官很严厉地答道：“这儿并非印度。监狱里的食品，根本谈不上什么作料，”所以不准。经过多次的交涉，他们才可以自己煮菜，每周限两天，时间仅限中餐一顿。
住在监狱的同志们，个个下了最大的决心，以最愉快、最宁静的心情，履行坐监的期限。他们不必做苦工，闲着无事，大家努力从事扫除的工作，把屋内外打扫得十分洁净。
同样住在监狱，各种犯人的待遇是不平等的。只有白种的犯人能够分配到床铺、牙刷、毛巾、手帕，印度的犯人却得不到这种待遇。中国的犯人所得的待遇更坏，甘地往往想法使中国和印度的犯人能够得到同等的待遇。总督准许非暴力主义者使用桌子和文房四宝。在狱中，甘地精研英国大文豪兼名史家卡莱尔关于彭斯、约翰生、司各特、培根的论文集，以及有关于托尔斯泰、罗斯金、苏格拉底等人的著作。这些书他往往会一读再读。早晨，他读印度的经典；中午，他多数阅览英译的《古兰经》。到了晚上，他教导一位中国的基督教徒读《圣经》，因为那位先生要学英文。他开始翻译卡莱尔和罗斯金的著作为古吉拉特文，可惜他被提前释放，所以这种翻译工作并没有完成。此外，他每天早晨还和友人从事柔软运动。
非暴力主义者的被捕，引起印度和英国强烈的抗议。斯马特斯将军和他的阁员时常开会，接着，他派了一位干员去见甘地，提出妥协的条件。内容是，印侨须自动登记，详细情形由政府和印侨共同决定。据悉，假如大多数印侨肯自动地登记，那么政府可以取消“黑法案”，同时，想法使自动登记成为合法。
1月30日，约翰内斯堡的警监给甘地安排一辆专车，前往拜访斯马特斯将军。二人见面之后，甘地便告释放，而甘地的一切提议，被政府完全接受。
那时，甘地的身边没有半分钱。他向南非总督的秘书借钱来买火车票。晚上九时，才抵达约翰内斯堡车站。他片刻不停，坐车前往牛顿的回教堂。到了午夜，他居然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对一千名印侨演讲。他说：“这次问题的解决，使印侨的责任大大提高。我们应该自动登记，以便证明我们无意把一个印度人秘密地或错误地带进端斯华尔。”
甘地的话刚刚说完，质问的声音就洋洋盈耳。有一位巴生人（Pathan，住在印度西部的阿富汗人）说：“是你告诉我们，只有犯罪的人需要指模。是你说，一切斗争集中于指模。那些言论是否能够和你今天的态度相称？”
甘地答道：“假如根据‘黑法案’来签字，这已经算是罪恶，更不用说指模了。但是，现在环境变迁了。假如你想用武力来强迫我接受你的意见，那么在大家的心目中，在你我的心目中，我都变成一文不值。假如我以兄弟或同志的身份来接受你的意见，这倒能够反映出我的谦恭和斯文。”
巴生人很唐突地告诉甘地说：“我们听说你出卖印侨，从斯马特斯将军处领到一万五千镑的代价。我们绝对不印指模，同时，也不许别人这么办。以阿拉为证人，我发誓要把那位领导登记的人打死。”
甘地指出，那些发誓不印指模的人，大可不必印。他答应给那些愿意登记而不想印指模的人以一切可能的帮忙。但是，他加了几句：“我不喜欢这位朋友用死来恐吓我。我也相信，一个人也用不着指天为誓来杀别人。我既然负责办理这事情，同时，又算是印桥的公仆，在责任上我应该领导大家印指模，而且我祈求上帝，请他恩准我这么干。死在一个兄弟的手里，而不死于疾病或其他原因，这对我一点也不痛苦。我对于我的凶手，绝对不怀半点愤怒或仇恨的意见，我知道这事情将增加我的永久的福利，而我的凶手以后也会认识我是完全无罪”。
清晨三时，甘地回家。七时，他即前往监狱报到。过了一小时后，他和其他同志，得到通知书，说他们可以正式释放，这是1月31日的事情。印度社团在监狱大门外欢迎他，然后大家共同前往参加欢迎会。
2月10日，星期一，九时三刻，甘地和他的同事们刚刚离开他的办公室，准备到政府那边去领取登记证。八名粗人，在那位体格魁梧奇伟的亚兰·默（Mir Alam）的领导下，跟踪他们。当他们快要抵达登记局的时候，亚兰就问甘地说，他要做什么。甘地答道：“我准备盖上十只指模，领取登记证。假如你跟我去，那么我就先给你弄个登记证，只需印两只大拇指，然后我也要领一张，印上我的指模。”
说时迟，那时快，亚兰马上给甘地吃了一棒。这一棒虽然没有打中他的脊骨，但甘地已经吃不消，突然扑倒，上唇和脸部受伤，牙齿被打落了一个，前额撞到石头上。接着，亚兰一般人还是拳脚交加，幸亏有人解围，卒免当场被他们打死。
嘈杂的声音，引起在场的白种人的注意。亚兰及其党羽拔足狂奔，但不久之后，就给欧籍人抓住，交给警方。甘地被人救起来，送到欧籍人的办公室。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杜克牧师（Rev. J. Doke）把他带到家里，延医诊治。在这当儿，甘地请登记局的职员，把文件拿来，让他即刻登记。登记局的职员，请甘地休息一会见，但是，他答道：“我宣誓要拿第一张登记证，假如我仍活在人世，假如这种行为被上帝接受。因此，我坚持此时此地要领取登记证。”
在病榻上，甘地即刻打电报给总检察长，替亚兰一般人说情。因为亚兰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那种行动是错误，所以更值得警方原谅。此外，亚兰是个回教徒，甘地是个印度教徒，说不定这种流血事件也许能够使印回团结起来。
杜克牧师一家人招待甘地非常周到。事实上，杜克牧师认识甘地还不到一年，但二人的关系亲如手足。他曾一度任《印度民意报》的编辑，而且是撰述甘地传记的第一人，那是1909年的事情。
从那时起，甘地养成一个好习惯，这是说，他随时随地能够坐而假寐；假寐了几分钟后，他又能够精神奕奕地从事他的任重道远的工作了。
以后几个月间，他继续不断地在《印度民意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印侨的赞同。到了5月9日，即自动登记最后的一天，在八千份申请书中，有六千份得到批准通过。于是甘地就请政府履行它的诺言，把登记这事情做得更合理化，使亚洲人能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