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初，侨居南非洲的印度人遭遇三大难题：一、当地政府禁止亚洲人入境；二、那些原先是“契约工人”，现在以自由人身份逗留在南非的人，每年须缴纳3镑税；三、法庭判定，只有基督教徒的婚姻，算是合法。
针对这些事件，印度侨民愤慨异常。甘地很老实地告诉他们说，这种斗争不知道何时了结。谁想起来反抗，谁就要准备坐监。他们毫无恐惧地答道，他们绝不会垂头丧气，只要甘地肯挺身而出，领导他们。
11月6日，是开始游行请愿的大日子。甘地要领导一队二千人的队伍，其中还包括妇孺，这倒不是好玩的事情。因此，在出发前，他对大众约法三章。沿途每日每人仅能领到一磅半面包，一两糖；不得多带衣服；不得骚扰任何人的财物；假如甘地被捕，他们仍须抱着前仆后继的精神，继续前进。
在这期间，甘地很冠冕堂皇地写信给南非政府说，他们的游行队伍闯入端斯华尔，并不想长期逗留该地，而是借这个机会，抗议政府没有严守诺言。事实上，只要政府肯取消每年缴纳3镑税，那么罢工的人即刻可以复工，同时，他们也会停止游行示威。
在这期间，南非的欧籍人士，极尽恐吓的能事。他们说，假如印度人一进端斯华尔境内，他们将采取枪杀的手段。甘地很和气地解释说，印侨之所以要进入端斯华尔，并不想长期住下去，而是借这机会要伸张正义。他还说，印侨都是有勇气的人，他们既不会伤害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也不会临阵退却。他们说得出，做得到，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计。
在四天之内，甘地先后被捕三次。他的主要的罪名是，引诱订了契约的印度劳工离开那达尔省。因此，他被军警用火车押到丹第省的监狱。
做革命事业的人，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何况是坐监？自1893年以来，甘地在南非展开社会活动后，他可以说是没有片刻的闲暇。现在有机会坐监一年，让他优哉游哉地读遍他所心爱的书，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可惜坐监不过一个多月，南非政府受了各方面的压力，赶紧释放甘地及其他同志。接着，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印侨所受的不平等待遇。经过斯马特将军和甘地的多次讨论后，双方都有默契，结果，政府通过一条法案，即《印度救济法案》（Indian Relief Act）于1914年7月开始实施。根据这法案，非基督徒的婚姻有效；“契约劳工”不必每年缴纳3镑税；自1920年以后，不许印度的“契约劳工”再入境；在南非出生的印度人，可以进出好望角殖民地。
甘地在南非为印度又打了一次胜仗，所以他决心回国。不过在他没有回国之前，他准备先到伦敦跑一趟。
南非的印侨一听见甘地要永远离开，个个如丧考妣。他们要轮流请客，赞美的声音，洋洋盈耳。他是个再谦恭不过的人，他把所有功劳归于上帝，归于死难的烈士，而他自己和他的夫人不过是些工具罢了。他认为当地政府和印侨双方，如能善意地互相合作，那么印侨绝对不会使政府为难。事实上，他对印侨有极大的信心，只要他们得到平等待遇，他们自然而然会支持政府。
临别之前，他依依不舍地告诉印侨说，他不知道怎样表达他的感情才行。他的生命史上最宝贵的时间在南非度过了。他对于祖国反而十分陌生。他认识南非，但不认识印度。他不知道什么事情迫得他非回印度不可；但他知道和诸位分离，和那些给他以极大帮忙的欧籍朋友分离，对他是个大打击；然而他却要离开。这儿他只好向他们告别，并且给他们祝福。
1914年7月18日，甘地和他的夫人以及他的德国朋友卡莲巴，搭了三等舱的邮船前往英国。这是个很愉快的旅行，因为邮船给他以种种便利，连他所需要的食品，如胡桃仁、水果，都尽量供应。
经过最近一次的绝食后，甘地很想休息一时期。他曾在甲板上散步，同时，做些柔软运动，不过这事情也使他疲惫不堪。到了8月4日，当他还没有抵达伦敦前两天，欧战已经爆发了。
有些眼光短浅的人，以为英国正在对德宣战，手忙脚乱，不暇东顾，甘地应该趁这机会，大胆地向英国提出印度的条件，甘地是个正人君子，他表示自己绝对不乘人之危，把英国所受的苦难变成印度的机会。
相反的，甘地和八十名志愿军受了六星期的救急训练，而且考试及格。他的夫人和其他印度妇女也参加制造衣服给兵士。
虽然甘地认为参战是他的义务，但他对于英国军官的高压手段，很看不惯，尤其是他们派了年轻的英国学生来做印度志愿军的领袖。甘地竭力反对这种办法，经过多次会议及往返函件的讨论后，终于达致协议，于是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十月间，甘地不幸患肋膜炎，整天缠绵病榻。英国的内政次长罗柏特斯（Roberts）拜访甘地，并且告诉他说：“我竭力劝导你回到印度，只有在那边你能够得到完全的治疗。假如你恢复健康后，战争还继续下去，你还有许多机会帮忙我们。虽然如此，我不会觉得你已经所做的事情，算是很小的贡献。”
临别之前，他赴威斯加士特皇宫酒店的欢送会，他说：
当内人和我在没有完成我们的工作之前，同时，当我还抱病在身的时候，就要回到祖国，我仍想用希望的词句。我曾要求罗柏特斯先生给我事情做，但我的健康不允许，而医生又很顽固。我并没有辞去救伤队的职务。假如我回到祖国后，我得恢复健康，同时，战争仍继续下去，那么我决定再来，而政府的通知书可以直接寄给我。
关于我在南非的工作，这纯粹是一种义务，没有什么功劳。我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祖国去尽我的义务。
事实上，我已经投荒二十五年，我的师友高禧尔先生（Gokhale）曾警告我不要再谈印度问题，因为印度对我是个陌生地。但是，我想象中的印度，是世界上无可匹敌的印度，那儿可以找到极多精神的宝藏的印度。我的梦想和希望，就是印度和英国之间能够产生一种联系，以便造成全世界精神上的安慰和提高的源泉。
12月19日，甘地夫妇搭了半岛和远东公司的邮船的二等舱，由伦敦回国，因为该邮轮根本没有三等舱。甘地上船的时候，肋骨的部位还用胶布包着呢。
1915年1月9日，甘地夫妇所搭的邮船“亚拉伯号”，安抵孟买。印度的领袖们不等甘地夫妇上岸，赶紧跑到邮船上去欢迎他们。码头上的欢迎队伍，多达几百人。这些人本来想大吹大擂地像迎神赛会一样热闹，可是政府当局不赞成，结果，欢迎的节目稍微有所更动。
甘地一到印度，马上改穿印度土布制造的服装。报纸上大事宣传甘地回国这事情。在他和记者的谈话中，他说自己离开那么久，对于国内的情形十分隔膜，所以他应该暂时以观察家和学生的地位，静观各种形势。
甘地又说，南非虽然也有许多印度同胞，但他总觉得，回国服务更见心安理得。过去多年间，国内同胞从来不知道他的失败。他们所得到的消息，只是有关于他的成功。现在他已经回来了，所以他愿意开始为祖国服务。
甘地的原籍是印度古吉拉特省，所以他的旅居孟买的同乡们特地开个欢迎会。到会人士大多数用英文演讲，仅有甘地用他的母语——古吉拉特语——来致谢词。他宣称自己“偏爱古吉拉特语和印地语”，同时，他还对大家在这种场合里用英语，表示抗议。
消息传来，甘地最崇拜的恩人高禧尔先生死了。他马上开个追悼会来致哀。在追悼会里，他说：“我决心要找个英雄，在整个印度里，我仅找到一个，这位英雄就是高禧尔。”为着表示他的哀思，他决定赤足一年。
甘地时常作广泛的旅行，以便得到第一手的印象。当他要前往仰光的时候，他曾在加尔各答停留一些时间。他对当地的学生说，虽然他接受高禧尔的劝告，在这一年内，多聆听，少说话，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要对学生说几句话。他认为学生不妨谈政治，不过政治不应该和宗教分开。他知道有些学生采取最恶劣的手段，因为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懂得敬畏上帝。因此，他要求青年们须信仰宗教，受宗教和道德的精神的指导。假如青年们能够这么做，他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并且和他们同生共死。另一方面，假如他们采取恐怖的手段，他将起来抵抗他们。
四月间，他抵达马特拉斯。当地的人民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开会欢迎他，赞美的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到。甘地很谦恭地答道：
假如你们所说的话，有十分之一可以加在我的身上，那么你们将用什么言词来称赞那些为南非吃苦的同胞而牺牲性命，而完成他们的工作呢……你们说，我给那些伟大的男女英雄以鼓励，但我不能接受这理论。这是他们——头脑简单的人，光靠信仰来工作，从来不希望有什么报酬——鼓励我要达到适当的水准，同时，由于他们的伟大的牺牲，伟大的信念，对上帝有伟大的信托，迫得我去做我所能做的事情。不幸我和内人所做的事情，大家都看得见，而你们又把我们所能做的小小的事情加以扩大。
因为甘地以服务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因为他以服务为人生最大的报酬，所以他很诚恳地告诉公务员说，不要以为稍微做些好事，便能够得到最大的光荣。相反的，他们须准备给人家掷石子，被人家藐视，然而他们仍旧愿意为国家效劳。
最后，他说他在南非所做的一点点事情，望大家忘记，而今后他所走的道路，将按照他的最得力的师友高禧尔的言论和方法来实施，因为他由衷地相信高禧尔还是个重要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