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回到印度定居下来之后，他便在他的故乡古吉拉特省阿默打巴县附近的高克拉镇（at Kockrad，near Ahmedabad，Gujarat）创办一间修道院，即梵文所谓“阿须蓝”（Ashram）
这间修道院成立了不到几个月，甘地就受到他意想不到的考验。他接到友人萨卡（A. Thakkar）一封信说：“有个寒微的但很忠实的贱民的家庭，想加入你的阿须蓝。你会接受他们吗？”
当他刚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倒有一点不安。他怎样也想不到，一个贱民的家庭，居然会得到一个大人物如萨卡的介绍信，请求加入阿须蓝。他把这封信交给同志们传观，大家都表示欢迎。
他写封信回答萨卡。内容表示愿意接受那个贱民的家庭；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须严守修道院的清规。
那个家庭一共有三个人，即杜达拜（Dudabhai）和他的太太丹尼宾（Danibehn），以及他们的刚学走路的小女孩。杜达拜是孟买的教员。他们都赞成严守修道院的清规，所以他们被接受。
但是贱民的家庭一加入甘地所创办的修道院，那些曾帮忙过修道院的人，即刻造成扰乱的现象。头一种困难，就是关于使用井水这问题，因为那口井还是由屋主局部控制。那位管理抽水的人，认为修道院的水桶的水，会弄脏他的水。因此，他咒骂甘地及其同僚，同时，又麻烦杜达拜。甘地告诉大家要忍受侮辱，而且须不惜任何牺牲，继续抽水。当管理抽水的人知道他们不会回骂，他也觉得羞愧，停止麻烦他们了。
然而经济的援助停止了。那位曾提出贱民是否会严守修道院的清规的朋友，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
经济援助一停止，接着，谣言满天飞，说他们将加以社会的制裁。甘地准备对付这事情。他告诉同志们说，假如他们被抵制，得不到正常的便利，他们也不会离开此地。他们宁愿跑到贱民的住所去住，而且靠劳力去谋生。
有一天，甘地的孩子告诉他说：“我们的钱用完了，下个月就没有钱用了。”
甘地很镇定地答道：“那么我们就搬到贱民的住所去住罢。”
甘地遭遇这样的考验，这并非第一次。每次遇着诸如此类的事情，最后他总得到上帝的帮忙。当他知道经济将濒于绝境的时候，有个小孩跑来通知他说，门外车上有个绅士想见他。他跑出去一看，原来那位绅士想给他以经济上的援助，问他是否要接受。
那时，甘地罗掘俱穷，所以他表示欢迎。
第二天，在指定的时间内，门外的汽车的喇叭响了。他知道这消息，亲自跑出去见绅士。绅士把现款一万三千卢比交给他，便驱车走了。
甘地梦想不到有这样的帮忙，而且帮忙的方法是多么新奇！那位绅士从来没有到修道院来参观。据甘地记忆所及，他仅见过一面。既没有参观，又没有调查，交了钱，就跑开！这对甘地是个特殊的经验。因为有这笔巨款的支持，所以他及其同志用不着搬到贱民的住所去住了。现在他知道一年之内，经济不成问题。
当外面掀起大浪的时候，修道院内部也发生风波。虽然在南非期间，贱民阶级的朋友时常到甘地的家里来吃住，但甘地的太太和一般妇女倒不高兴贱民阶级的朋友加入修道院。他耳闻目见，心里早就知道她们不喜欢丹尼宾。关于经济的困难，这事情他一点也不忧虑，倒是内部的风波使他没法子忍受。丹尼宾是个普通的女人。杜达拜本人所受的教育也不多，但他却是一个很有理解力的人。甘地喜欢他的忍耐性。有时他也会暴躁，但是，大体说来。他的忍耐性给甘地以极深刻的印象。甘地请求他忍气吞声，他不但表示赞成，而且说服他的太太也要这么干。
这个贱民家庭的加入修道院，给修道院以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训。起初，甘地及其同志公开宣称，他们的修道院并不限制贱民阶级。那些本来想帮忙修道院的人，便小心提防，同时，修道院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大见简化。修道院天天在增加中的费用，大部分都由真正的正统的印度教徒负担，这个事实很明白地证明，贱民阶级的基础已经动摇。
甘地是个诸多顾虑的人。自他从南非回到印度后，他对于贱民阶级这问题十分关心。他认为消灭贱民阶级算是印度的独立自由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当贱民阶级大会将要举行之前，他便发表下列的一篇重要演讲词：
我认为贱民阶级是印度教最大的污点。我这种思想的产生，并非由于南非斗争时我有惨痛的经验。这也不是我一度曾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有人以为我研究基督教后，才有这种思想，这也犯着同样的错误。这些思想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我既不迷恋，又不明了《圣经》，或崇拜《圣经》的教徒。
当我还未满十二岁时，我就有这种思想。有个名叫邬卡（Uka）的清道夫，他是个贱民，时常到我家来打扫厠所。我时常质问母亲，为什么一触摸贱民，就算有过失，当我被禁止和贱民触摸的时候。假如我偶然触摸邬卡，我就被迫去洗手，虽然我会服从，但我不禁要暗笑地抗议，说宗教并没有制裁贱民阶级，事实上，它也不应该这样做。我是个负责的听话的小孩，但是，在我没有违犯尊敬父母的范围内，我往往会为这问题和父母争论。我告诉母亲说，她把触摸邬卡的肉体当做有罪这事情，是完全错误的。
当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往往会触摸到“贱民”，因为我从来不对父母掩盖事实，所以我的母亲会告诉我说，在这种不圣洁的触摸之后，洁净的捷径，就是触摸过路的回教徒，可以把刚才触摸贱民的罪行消除。为着敬重我的母亲，我往往这么干，但我从来不相信这是宗教的责任。不久之后，我们迁至波班达，在那儿我第一次学习梵文。我还没有进英文学校，我的兄弟和我是由一位婆罗门教徒监督，他教我们读梵文的祈祷文。……我从来不相信，在这种祈祷文中，曾有片言只字提到和“贱民”接触算是犯罪。……
我们的家庭经常研读印度的经典。有个名叫马哈拉（Ladha Maharaj）的婆罗门教徒经常读它。他患着麻风病，他相信时常研读《拉摩耶拿经》，会医好他的麻风病。事实上，他曾被医好。我私自猜想，在《拉摩耶拿经》里，现在被认为贱民的人，能够用他自己的船只，带了刺玛横渡恒河，为什么这种经书又怂恿某些人不可以触摸，因为他们会弄脏灵魂！我们常说“上帝是肮脏的东西的净化者”，或者类似的绰号，这种事实正是证明，凡是把生下来就信仰印度教的人当做肮脏的东西或贱民，算是犯罪——那是魔鬼的行为。我不敢冒充，当我十二岁那年，这种想头便结晶为我的信念，但我敢说，当时我的确把不可触摸贱民的行为当做有罪。现在我讲述这个故事，以便正统的印度教徒参考。
……我对于梵文的经典，并没有作学者式的研究。我的知识一点也不深刻，但是，我以印度教徒的身份来研究它们。我敢宣称，我曾掌握它们的真精神。到了我二十一岁那年，我也曾研究其他宗教。
有一度，我曾徘徊于印度教和基督教之间。当我的心灵恢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只有印度教使我得救，同时，我对印度教的信仰，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开明。
就在那时，我相信贱民这问题和印度教漠不相干；假如有关，那么这种印度教并非我所需要的东西。
的确，印度教并不把贱民阶级当做罪犯。关于宗教经典的解释，我不想参加辩论。要我引用印度教的经典的权威言论来支持我的主张，这办法对我是很困难。但是，我敢宣称，我能够了解印度教的精神。谁制裁贱民阶级，印度教认为有罪。这办法使我们降格，使我们成为帝国的败类。甚至回教徒也受我们的有罪的感染的影响；在南非，在东非，在加拿大，回教徒像印度教徒一样，被西人当做败类看待。这一切罪恶都是从贱民阶级有罪的理论产生出来。
……只要我们不能帮助弱小无助的人，只要主张国家独立的人会伤害到任何人的感情，那么独立等于空谈。独立的意义是，没有一个印度教徒或者一个回教徒，会很骄傲地认为他可以打击驯良的印度教徒或者回教徒，而能幸免于罪。假如这条件没有履行，那么我们的独立，将旋得旋失。在我们没有清除我们对于我们的弱小的兄弟所干的罪行之前，我们的地位是禽兽不如。
甘地越说越兴奋，最后，他提出他的得意的结论：
印度教徒并非本质上犯罪；只因他们愚蠢，所以他们没落了。贱民阶级应该在本年内绝迹。有两件最强烈的要求使我念念难忘，就是解放贱民阶级和保护圣牛。假如能够满足这两种要求，那么我们就有独立，而我个人的信念也包括在内。望上帝给你们以力量来实施你们自救的方法。
总之，甘地是主张自由平等的。在国际上，他既然要使印度早日恢复自由，得到平等待遇；在国内，他当然要废除阶级，尤其是贱民阶级，使大家站在平等的地位，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