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甘地在南非活动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是印度唯一的政党。他也知道英国保守党人一听到国大党这个名字，就会表示厌恶的情绪，但是，假如他要迁就英国人，而不敢采用这个冠冕堂皇的名字，这未免太过懦弱。事实上，这个机构是表现印度最高的政治愿望。最难得的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物那洛芝（Dadabhai Naroji）是甘地最崇拜的大人物，因为甘地在伦敦求学时期已经认识了他。
甘地曾说：
因此，我就变成国大党的信徒，而且希望它的名字能够家喻户晓。因为自己毫无经验，所以我并不想去找一个新名字。我也害怕做错了事情，所以我教印度人把他们的组织叫做那达尔印度国大党。（Natal Indian Congress）。
与会的人一致表示赞成他的提议。到了1894年8月22日，那达尔印度国大党就正式成立，亚丹（Abdulla Haji Adam）被选为会长，甘地被选为义务秘书，另外还有二十三名印侨的领袖被选为副会长。接着，大家一致通过章程，开始活动。
现在让我追述印度国大党的历史。
远在1885年12月28日，印度国大党已经产生，地点是德巴尔高古达学院（Tejpal Gokuldas College），七十二名代表都是全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像甘地从事独立运动时，很得力于几位英国的友人一样，当国大党刚成立的时候，首先高举义旗的人物也是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做休姆（A. O. Hume）。休姆精通印度的历史，洞悉世故与人情，他深知1857年印度的大暴动，完全是殖民地政府的高压手段应有的后果。假如政府要保障类似的事情不至重演，最好的办法是让沸腾的民气有发泄的机会。这是太平门，这也是长治久安的决策，虽然他爱护英国是会多过印度。
1883年，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加尔各答大学毕业生，他要求五十名品学兼优的人才出来，发起组织一个团体，负起道德上社会上政治上复兴祖国的任务。他说：
只要找到五十名品学兼优的人才来做发起人，那么事情便能够办得成功……。你们是国家的盐。假如从你们这些优秀分子中找不到五十名富有牺牲的精神，富有爱护祖国的热诚，富有大公无私的由衷的爱国主义，以便争取带头作用，甚至为这个宗旨而贡献他们的余生，那么印度便没有希望。它的人民将永远成为外国统治者手下极卑贱的孤立无援的工具，因为“他们应该敢打击，这才能够得到自由”。假如思想界的领袖也是这种可怜虫，或者很自私地仅想照顾个人的利益，而不敢为国家去打击敌人，那么他们就天公地道被人蹂躏，为的是他们不值得更好的报酬……。
假如你们这些优秀分子，同时也是全国内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为着个人的安乐和自私的目标，不能够从事坚决的斗争，以便替国家争取更大的自由，……那么你们的朋友们便算错了，而你们的敌人便算对了……那么目前所有进步的希望便算完蛋，而印度也不配得到比目前的政府更佳的待遇。
休姆这封富有煽动性的公开信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而印度国大党的组织就开始形成。他的本意仅想组织一个联盟，专门从事社会工作，让各省现有的组织，负起政治活动的责任。他把这意见跟印度总督达夫灵勋爵（Lord Dufferin）商量，后者认为政府首长很难知道真正的民意，同时，一般报纸的言论也不大靠得住。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着想，最好有一个真正能够代表国家利益的团体，好让政府当局知道弊端的所在，因而想法改善。休姆又征求他的意见，可否请孟买省总督李勋爵（Lord Reay）来做国大党第一任主席，他也很精明地答道，只要总督在场，一般人民恐怕不会侃侃而谈地说出良心话。他还进一步说，只要他还在任的时期，他的名字最好不要和国大党联在一起。
作为“国大党之父”的休姆，他是个很识相的人物。只因他立志为印度的人民服务，所以他肯接受副总督的荣衔，同时，他和他的夫人不大随便接受人家的招待。
到了国大党正式成立的时候，主席一职当然由那洛芝担任。那洛芝是个新闻记者，经济学者，同时，又是妇女教育的倡导者。他的生活严肃，对于鸦片烟的买卖深恶痛绝。远在国大党产生前的四十年间，他已经任劳任怨地献身社会运动。他前后三度被选为国大党主席。他活到九十二岁，被全国人推崇。“他的头发虽洁白如雪，但他的内心却蕴藏青年人的烈火”。这两句话可以代表国人对他的认识。
同一事件，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完全相反的按语。当国大党第二届大会举行的时候，各种重要的人物都参加。因此，加尔各答的《政治家报》（The Statesman）说：“这些人物可以很骄傲地说是我们统治百年的果实。”但是伦敦《泰晤士报》却说：国大党“主要的是不甘心的求职者——幻想的人物——他们在本国毫无利害关系。”它还下个警告：“这些清谈俱乐部的代表们也许会严重地危害公共的安宁。”
只因国大党从筹备的时期起，便和一些对印度问题表同情的英国人发生密切关系，所以这更可以证明国大党所要斗争的对象，不是英国人，而是英国的统治。再进一步说，国大党代表全国各阶层人物，不论等级、信仰、宗教，所以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印度教徒，第二任主席是拜火教徒，第三任是回教徒，第四和第五任是英国人。起初，仅有两名回教徒参加，到了第六届大会，在全体702名代表中，回教徒已占了156名，等于22％。
殖民地政府认为国大党至多是五分钟热度，或昙花一现。虽然他们是怒形于色，而且决定剧烈反对，但它的党员的人数却与日俱增。并且能够年年开大会。到了1889年第五届大会举行的时候，代表的人数已经达到1889人。
这一切事情，当然使殖民地政府满肚子不高兴。虽然国大党在创办的初期，曾得到最高当局的同情，可是，由于力量的增加，同时，因为它开始采用强硬的政策，所以它便被政府当局视为暴动者。
休姆知道殖民地政府虽然经过国大党三年来不断的呼吁，不过他们仍执迷不悟，一点也不让步。因此，他决定采取剧烈的民众宣传的办法，希望当局能够领略事态的严重。为着实行这计划，他便请求大家帮助基金。果然登高一呼，全国响应。各地前后开了一千多次会，其中有些会议，参加的人数多达五千名。据悉当时所散发的宣传品也多达五十万份。
这样一来，殖民地政府大起恐慌。总督达夫灵勋爵否认他和国大党有任何关系。接着，殖民地政府就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当第四届大会要在阿拉哈拔（Allahabad）举行的时候，政府便想尽办法，使这会议开不成功。国大党要找个适当的地点来盖天幕也找不到。总督高卢文爵士（Sir Auckand Colvin）和回教徒的领袖赛阿默爵士（Sir Syed Ahmed）携手合作，组织了一个“反国大党的联合爱国协会”（Anti-Congress United Patriotic Association）。赛阿默爵士还号召一般回教徒对于国大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针对这问题，休姆曾再三和印度总督高卢文爵士讨论。他很坦白地指出人心的向背，时代的思潮，不幸殖民地政府对于这种近情近理的言论竟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国大党曾发了十七封请柬，恭请总督参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第六届大会，不过这些请柬一封封被退回来，理由是政府官员不许参加政治会议。就在这时期，孟加拉省政府发出一项通告给各部门的首长和秘书说：在印度政府的命令下，政府官员“以观察者的身份出席这种会议，算是不聪明，假如参加这种会议的一切进行的程序，将绝对被禁止”。
奎松勋爵更是变本加厉，他的荒谬的言论，曾引起公愤。当1904年，他在预算案辩论会里说道：印度人“按照他们的环境、遗传、教养，都不能够负起英国统治下的高级职务的责任”，而“印度文官里最高的职务”，应该“照一般的原则，由英国人来担任”。
在加尔各答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他又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讲。他毫无理由地侮辱了印度人，说真理一词并不是东方人的道德，在印度的史诗里，真理一词也没有占了崇高的地位，相反的，它仅歌颂“忠实的人所实行的很战功的欺骗法”。他把知识阶级叫做空谈家、浅薄的爱国主义者，丝毫没有勇气。最后，他还否定到底有“印度国这么一回事”。在他对商业团体的演讲里，他曾再三声明“行政和剥削，二者应携手合作”。
奎松勋爵是个非常顽固的信仰官僚政治的人物，他深信英帝国是上天的设计的一部分，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权将维持得很长久，印度应该成为英国的“属地”。
当1903年在德里的印度藩王接见室里，他反对教堂采用《基督精兵向前》那首圣诗。他的理由是，当君主发表宣言的时候，这些印度兵既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圣诗”里听说的“皇冠和宝座会消灭，帝国会兴亡”。等句子，多少包含着不相称的悲观论调。
奎松勋爵完全低估国大党运动的力量。他给殖民部政务次长的信说：“我个人的信念是，国大党摇摇欲坠，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促进该党平静地灭亡，当我还在印度的时候。”不料压迫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他不知不觉地把印度反抗现状的情绪团结起来，结果，他比较前任所有总督给国大党以更大的帮忙。他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孟加拉省划分为二，这事情等于英国了结它在印度的统治的开头。
1887年，国大党主席那洛芝在伦敦小住。由于事务繁忙，他仅能抽出一小部分时间来处理党务。只因他的人格伟大，所以许多人愿意给他以必要的帮忙，结果，“印度国大党驻英委员会”终于成立。那时，甘地还是个法科的学生。
这是甘地和印度国大党的渊源，等到他从南非载誉回到祖国之后，他才正式和国大党发生密切的关系。此后的三十年间，国大党的成功和失败，甘地都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