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殖民地一样，自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它就变成英国制造品的市场，同时，给英国的工业界源源供应原料。在所谓“自由贸易”的名义下，英国的产品可以自由输入印度，可是印度的产品却不能自由输进英国，为的是英国把关税壁垒筑得很高。1817年，印度达卡省（Dacca）的棉布输进英国的价值达三百万卢比；1817年，这种贸易完全停止。到了1850年，本来有大批棉织品输出世界各国的印度，现在却要从英国输入棉织品，数量占英国的棉织品出口量的四分之一。
英国的工厂所出产的布料，把印度的手织机所出产的布料打倒了，同时，英国的机器所出产的纱线，把印度的纺工扫光了。传统的印度经济的基础——根据那种基础，乡村工业是用来补助农业的——被毁灭了。几百万名工匠和手工业家，迫得要靠农业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从1770至1900年间，印度一共遭遇22次饥荒，几百万人活活饿死。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抵抗外来的侵略者。记得1834年印度总督朋丁克勋爵（Lord Bentinck）说过：“在商业史上，人们所亲受的痛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棉织工的白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穷得要命的国家，这才起来作英勇的暴动。”
因为印度以农立国，除了农业外，纺织业便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会补助农村经济，甚至全国的经济。因此，甘地自南非回来，正式加入国大党的活动后，他便尽力提倡土布运动，作为争取印度独立自由的一种必经的步骤。
关于提倡土布运动的过程，甘地在他的《自传》里，曾有两节叙述这事情。现在略述如下：
卡基布运动开始的时候，曾占了我很大的注意力。在1909年以前，我不记得自己曾否见过手织机或纺轮，因为那年我在我所著的关于《自治》一书里，曾把这东西当做医治印度的贫穷的万应药。在那本书里，我假设凡是能够帮忙印度，使它的人民脱离贫穷的事情，同样会帮忙独立。甚至1915年，当我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时候，实际上我还没有见过一架纺轮。当萨巴玛蒂的修道院创办的时候，我们才采用几架手织机。但是，我们一做事情，马上遭遇其他困难。我们大家都从事自由职业或商业；其中没有一位是工匠。当我们没有在织布机工作之前，我们需要一位织布专家教导我们怎样织布。最后，我们从巴兰坡（Palanpur）找到一位，但他没有把全部的技术告诉我们。但是甘地·马甘拉尔（Maganlal Gandhi）不是很容易被挫折的人。他既然对于机械方面很有天才，所以在很短的期间内，他便精通这门技术，而修道院里也逐渐训练出几位新织工。
我们所定的目标，就是要使我们完全穿着自己制造出来的布料。因此，我们便不再采用由印度纱经过工厂织出来的布料。这种办法给我们以非常丰富的经验。由于直接的接触，它使我们知道织工的生活状况，他们生产的范围，他们采购纱线时所遭遇的困难，他们怎样成为假货的牺牲者，他们的债务怎样会越来越重。我们当然不能马上制造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布料。这样一来，时间溜掉，而我的不耐烦也与日俱增。凡是偶尔来参观的人，只要他懂得一点点纺织的方法，我就一再向他请教这技术。这技术仅限于妇女。假如有一位离群的纺工还活着在某个偏僻的角落，那么我就派一位女性去调查她的下落。
1917年，我被古吉拉特的朋友请去主持勃卢教育会议（Broach Educational Conference）。就在这儿，我发现一位出类拔萃的妇女玛慕达·甘贾朋（Gangabehn Majmudar）。她是个寡妇，但她对于事业的雄心却无止境。她的教育水平，假如按照公认的标准来衡量，不算怎样高。但是，就勇气和常识而论，她很容易超过我们受过教育的妇女的一般标准。她早已免受贱民的咀咒，而且毫无恐惧地在被压迫的一群中走动和服务。她自己拥有资产，她所需要的东西也不多。她有壮健的体魄，她可以到处奔走，不必任何人保卫。她骑马很熟练。在哥特拉会议（Godhra Conference）上，我和她很熟悉。我把自己对于纺机的难题向她倾诉，她答应很热诚地不断地找寻纺轮。这使我如释重负。
在古吉拉特省找来找去毫无效果之后，甘贾朋居然在巴罗达省维查坡城（Vijapur in the Baroda State）找到纺轮。那儿有许多人的家里都有纺轮，不过好久以来，早就放到阁楼做无用的木材。她们对甘贾朋表示，随时可以恢复纺纱的工作，只要有人答应经常供给棉条，而且肯收买她们所纺出来的纱。甘贾朋把这消息告诉我。棉条的供应，是个困难的工作。但是，当我把这事情向苏巴尼·乌玛（Umar Sobani）提出来的时候，他马上想法从他的工厂里源源送来许多棉条，因而解决了这问题。我把苏巴尼送来的棉条，一一转交给甘贾朋，不久之后，纱线便源源而来，因为来得那么快，所以要怎样应付，颇成问题。
继续不断地收到他的棉条，使我觉得不安。此外，我觉得使用工厂出产的棉条，是根本错误的。因此，我向甘贾朋建议，请他找个能够供应棉条的技术人员。……
当维查坡城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修道院便迅速地发展纺轮。马甘拉尔把他优秀的技术上的天才贯注于纺轮之后，他便时常加以种种改良。修道院开始制造纺轮及其附件。修道院所制造的第一批卡基布，每码值一毛七分钱。我毫不犹豫地把这种粗糙的卡基布，按照这价钱。介绍给朋友们，而他们也非常乐意付出这个数目。
因此，我决定倾全力来生产卡基布。我发誓要用本国制造品，因为通过本国制造品，我们能够给印度的半饥饿，半失业的妇女提供工作。我的意思是要使这些妇女纺纱，同时，使印度一般人民穿着由这种纱线织成的卡基布。我不知道这种运动的成功会达到什么程度。目前仅是开头，但我对这运动有极大的信心。
上文对于纺纱运动，或者“提倡国货以求独立”（Swaraj in Swadeshi）的运动有个概括的叙述。起初，他对于这事情，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到了1919年，他对纺纱运动，或者提倡国货以求独立的运动，更坚决地展开。他认为印度的真正改革在于提倡国货。那时的当务之急，不在于怎样统治国家，而在于怎样丰衣足食。因为1918年，印度须浪费六亿卢比到外国去购买布料。假如大家继续购买外国的布料，那么印度的织工和纺工年年将损失那么一大笔收入，而且得不到任何赔偿。那时，印度有10％的人口处于半饥饿的状态中，同时，还有大部分人也是吃不饱。殖民地政府所提出的改良法案，对于印度最近的将来的问题，丝毫没有裨益，只有提倡国货运动，才能够解决问题。
据甘地所得到的报道，当时整个印度，以旁遮普一省的成绩最为可观，这儿的漂亮的妇女还没有忘记她们的手艺。无论上层或下层社会的妇女都懂得手艺。她们不像古吉拉特的妇女那样，早就把纺轮烧掉。甘地要大家记住：印度人的祖先可以毫不费力地而且非常舒服地穿着他们自己所制造的布料，而不必到外国市场去购买。
甘地要大家注意：假如大家不当心，那么这种漂亮而又简单的艺术，很快会失传。这样一来，一般家庭将越来越贫穷，一般妇女将越来越懒惰。那些停止纺纱的妇女们，他们除了闲话东家长，西家短外，极少会利用她们的时间，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
谈到移风易俗，知识分子须负较大的责任。假如每个知识分子明了他的任务，那么他将直截了当地给他的家属买一架纺轮，同时，给家属以种种便利，让她们去学习纺织的技术。这样一来，一天就能够出产几百万码布料。假如每个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穿着这种纱线所织成的布料，他无疑地对于印度的农村工业的复兴，将有极大的贡献。
事实上，印度如没有农村工业，一般农民将贫苦不堪。农民绝对不能依赖土地的生产来维持生活。他非常需要一种副业，而纺纱是最容易最便宜最优秀的副业。
因此，甘地才大声疾呼地说道：
我知道这需要我们的人生观的大革命。因为这是一种革命，所以我才主张提倡国货以求独立。一个每年能够节省六亿卢比的国家，把这笔钱拿来分给我们的家里的纺工和织工，这将使我们得到组织和工业的力量，因而使它能够从事和国家的有机的发展所需要的事情。
自1919年以后，甘地和他的同志，把纺纱织布当做印度独立运动的一种标志。他们多数是英国留学生或高等印人。他们本来都穿着笔挺的西装，现在却完全改穿土布制成的印度服装。一般人都讥笑他们为迂腐，但他们却置之不理。相反的，他们以纺纱为每日必需履行的课程，除了生病以外，他们老是风雨不移地继续不断地纺纱。甘地曾很自信地说，印度古代的机械所发出的音乐，现在又深入于民间了。因为印度的大患是贫穷，而纺纱能救济贫穷，所以甘地才斩钉截铁地以纺纱为争取独立自由的一种手段。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能说而又能行，这才是躬行实践的君子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