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深入民间，认识民间的疾苦，甘地只好到处旅行。凡是他的足迹所到的地方，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几千、几万人总要聚集在一起，静听他的训话。他这种旅行，可以说是号召广大的群众改信他的教义的旅行。沿途可歌可泣的事件，实在记不清，数不完。
有一次，甘地一行人的火车，耽搁在比哈尔省（Bihar）的一个乡村，有个老妇人亲自来见他。她说：“先生，我现在是一百零四岁了，我的视线已经模糊了。我曾经参观过许多圣地。在我的家里，我供奉两个神殿。像我们信奉罗摩（Rama）和黑天（Krishna）一样，我们也把甘地当做上帝的化身。在我没有见到他之前，死神是不会出现的。”这种简单的信仰，使印度的几百万群众到处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大家异口同声地高喊“甘地万岁！”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甘地曾到佛教庙和回教堂去演讲。民众这么热烈欢迎他，有时爱护得过分，使他觉得颇不耐烦。在巴利沙（Barirsal），他曾很率直地对二万五千名群众说：“我到了一个地方，大家都忙着高喊‘甘地万岁’，人人都准备膜拜于我的脚下，但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我觉得很讨厌自己，同时，也讨厌周遭的人物。当我听见‘甘地万岁’的呼声，每个词句好像利箭一样，穿过我的心。假如有一度想到这些叫喊的声音能够为你们带来独立，那么我的受苦也是心甘情愿。但是，当我发觉人民的时间和精神浪费于这种无用的叫喊，而且真正的工作都没有人干的时候，我倒希望他们给我预备一个火葬场，让我跳进火坑，以便熄灭使我忧心如焚的火焰。”
在他最初三个月的旅行时期，他注重抵制法庭、学校、大学。后来，这种运动的消极政策，再也没有被提及，而他却特别注意非暴力问题，印回统一问题，建设问题。
1921年9月19日，甘地发表一篇演讲。他说：“喀拉蚩的历史性会议举行的时候，可惜我没有出席。假如我在场，那么我也一定支持这议决案。”那时，印度殖民地政府的高压政策，刚好是加强这运动。他本来决定在9月30日来完全抵制外国布，开始不服从政府的命令，可是政府的倒行逆施，迫得他必须提前两星期来接受政府的挑战。
自来革命或任何一种运动的成功或失败，主要的是看领袖的人格。假如领袖能够言出法随，以身作则，那么一般群众当然会跟他跑。相反的，假如他口是心非，言行矛盾，嘴里说的是一套，手里干的又是一套，那么一般群众马上会看出他的弱点，永远不会接受他的领导。
甘地就是这么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硬汉。他既然要抵制洋货，所以他干脆脱下笔挺的西装，决定使用一条土产的腰布来缠身。此后，他无论在什么场合，人们只见到这位半裸体的身围腰布的托砵僧一样的人物。
针对这问题，他特地发表一篇宣言。他说：
我知道许多人觉得很难即刻取代外国布。几百万人民都太穷了，他们不能购买充分多的卡基布来代替他们所丢掉的布。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采用腰布罢。就我们的气候而论，当每年的暑季，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来保护我们的身体。让他们不要一本正经地讲究服装。印度从来不坚持男人须把全身盖得密密，以便证明他们有文化。为着示范作用，我提议至少在10月31日以前，丢掉我的帽子和背心，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我需要保护身体，我仅用腰布来缠身。我之所以这样改变，因为我时常踌躇不决地不敢给人以什么教训，恐怕自己做不到，同时，因为我急急要找出一种办法，使他们更容易改变，以便丢掉他们的西装。我认为丢掉洋服对我是很需要的。因为我光头赤身，是一种哀悼的标志，是我在本国这部分的标志。我们越来越要哀悼，这事情对我更见亲切，因为年底转眼就到，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独立。我要说得清清楚楚，我并不希望诸位同志也不用背心和帽子，除非他们觉得真是需要这么干。
甘地又说：
我敢肯定地说一句，假如工人足够，那么在一个月之内，每省每县都能够制造充分多的东西，供给各自的需要。我主张除了制造国货之外，任何活动都完全停止。我甚至主张纠察队由酒店退出，因为我相信喝酒的人认识清心的新精神。我要教导每个不合作运动的人，把坐监当做生活上的家常便饭，而不会想到其他事情。假如在十月这个月内，我们能够组织制造的机构，而且会搜集到外国货，那么我们便会造成镇定的和平的气氛，以便开始反抗法律，假如那时真是需要这么做。但是，我坚决相信，假如我们能够表现坚强的人格，组织的能力，自制的力量——这些是完全制造国货所需要的条件——那么我们将达到独立，不用其他条件。
不久之后，甘地的确变成半裸体的托钵僧。9月21日上午十时，他请了一位理发匠来剃头。第二天，他就要坐车到外地去旅行。他一早就起身更换衣服。他把帽子和背心丢掉，不过他做了一个小布袋来装置以前放在背心的口袋里的东西。接着，他使用腰布来缠身。朋友们劝他不要穿着这样的服装。他告诉他们说，他并不想做个隐士。目前他所采用的服装，在南非的人民的心目中，根本不是怎么一回事。他坚决地使用腰布。翻天覆地的暴风雨似乎即将来临。
9月24日，甘地向回教徒呼吁。他要求他们保持非暴力主义，但不要采取消极的态度。他也要求他们步阿里兄弟的后尘，而且故意不服从命令，以便引起政府的干涉，把他们关起来。他很自信地认为这种运动将继续进行，姑定一批领导人物要坐监。只有前仆后继的精神，才能够使自由独立及时实现。
甘地深知从殖民地蜕变为独立的国家，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他要煽动全体人民，鼓起勇气，竖起脊梁，迎接来日大难。他把“独立”一词的定义，叫做“放弃死亡的恐惧心理”。他既然掌握逻辑的精神的力量，所以他想把一路来屈服于淫威下的印度，变成奋勇直前的印度。他曾噜噜苏苏地说道：“假如我们要得到独立，那么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放弃死亡的恐惧心理；不然，我们就没法子达到独立，当儿童或青年或老人死亡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事实上，随时随刻都有人生，有人死。新生的欢乐，死亡的哀悼，我们都觉得是很愚蠢的事情。凡是相信有灵魂的人——无论印度教徒、回教徒、拜火教徒，以及其他任何教徒——都知道灵魂是不死的。这一系列的思想，将会帮忙我们扫除死亡的恐惧心理，你瞧，一个人既然不怕死亡，他还会怕什么？”
甘地之所以要提出这问题，因为他知道，假如印度要提前独立，那么它一定会遭遇宗主国强烈的对抗，而首当其冲的领导阶层，甚至同情独立运动的普通老百姓，难免要挨打、坐监、杀头、枪毙。虽然勇敢的人会视死如归，但他们仍须步步提防。免遭毒手。须知在非暴力的斗争中，愚蠢的人没有存在的余地。
甘地所提倡的抵制外货的运动，在孟买一地区雷厉风行，除了欧籍人士，一些英印混血儿、拜火教徒，以及当地少数富有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当焚毁外国布的事情举行的时候，大批民众都围观。甘地告诉民众说，他即将推动违抗法律的行动，届时政府所拥有的军队也许会开枪来屠杀民众。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要求孟买的人民须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无故生事。
当甘地对巴洛立（Baroli）的民众演讲的时候，别的地方的暴民便开始干扰一般爱好和平的市民，阻碍交通。到了傍晚，给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暴民，他们的凶猛的情绪更见高涨。甘地得到情报，知道严重的暴动事件正在酝酿中，而且全城各处都发生扰乱秩序的事情，他马上出去制止暴动。
那时，拜火教徒参加欢迎英太子大会的行列，这事情显然是违反公意，所以他们便变成大家攻击的目标。当他们从欢迎会回来的时候，他们头上所戴的外国帽，身上所穿的西装，都被人家拿下来，付之一炬。许多酒店被捣毁，有些电车被烧掉。一个警察署和另一间屋子也被烧掉。四个警察被人活活打死，还有几个受伤。甘地亲自跑到现场来观察，那儿万头攒动，周遭都是嘈杂的声音，而且非常混乱。当他们发觉甘地也挤在人群中，他们更是疯狂地示威，同时，高喊口号，说什么“甘地万岁”。甘地把他们训了一顿，命令他们离开，他给受伤的警察们洒水，很耐心地看顾他们，直到他们被送到医院去治疗之后，他这才离开。
全城各处都传来屠杀和暴动的新闻，吵吵闹闹，直到深夜而后止。甘地亲眼看到这些恐怖的景象，所以他的内心的痛苦可以说是无法形容。只因痛苦万分，他一夜不能熟睡。在悲伤和悔恨的心理的交织下，他回想自己指导这次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时所悬的鹄的，现在这种希望已经落空，残暴和互不相让的精神却继续增加。他自怨自艾地责备自己，而且表示相当失望。
甘地本来希望在一年之内就使印度得到独立，现在事与愿违，距离独立的目标越来越远。普通人不用说，连国大党的同志们也反唇相稽。针对这事情，甘地不得不来个解释。
甘地认为他要定个期限，以便实现独立的目标，这事情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他所提出的条件是轻而易举，假如人民能够履行他所提出的条件，那么在一年之内就得到独立，这一点也不困难。再进一步说，他所定的期限，并不是对一般人来说，而是希望国大党的领导阶层更能够负起他们的责任。
假如他没有定个期限，那么他相信大家不会捐到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纺车，同时，也不会制造出那么多的卡基布，以便分配给全国贫苦的人民，尤其是孟加拉、联省、旁遮普三处英勇的表现，更使人觉得他们是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绝对不怕挨打和坐监。
但是，殖民地政府决定镇压这个运动，而印度人民也决定忍受一切压迫。到了年底，被捕的人数多达三万人。此外，还有成千成万人准备为着独立自由这个大宗旨，作壮烈的牺牲。
独立自由还没有露出曙光，不过印度人民精神上的束缚已经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