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波省开会时，甘地没有参加政治议决案的辩论，这事情可以说明他要退出积极的政治活动。在1926年出版的《青年印度》（Young India）第一期上，他正式宣布停止巡回旅行一年：“至少到12月20日止，除了健康或者其他不能预见的事件的迫切理由外，我不会在修道院外活动，更不会离开阿默达巴城。”他曾和那些参加康波会议的重要同志商量之后，才达到这结论。他之所以采取这种决策的理由是：第一，给他的疲倦的四肢以尽量休息的机会；安萨里医生（Dr. Ansari）再三吩咐，教他禁止可以避免的脑力劳动。第二，使他能够亲自照顾萨巴玛蒂修道院；事实上，自1915年，他创办该修道院后，他就没有亲自照顾。第三，使他能够把新成立的“全印纺工协会”（All India Spinners' Association）在健全的有条不紊的基础上办理业务。
甘地是个言出法随的人。他的主意一定后，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除了通过他的杂志，以言论和全国同胞相见外，他真是足不出户。《青年印度》每周刊载甘地的自传一章，这种文字引起普遍的注意。整个印度的报纸，得自由翻印他的自传。他曾答复他的朋友说：“我有机会编辑的杂志的文字，应该成为公共的财产。版权并不是自然的东西，这是现代的惯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需要的。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以禁止各报转载自传各章来增加《青年印度》的销路。”虽然如此，但他并不赞成贪得无厌的出版家把他的自传印成单行本：“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自传什么时候能够写成，我不喜欢这些东西零零碎碎地出版，或者没有经过我自己校订，或者在我监督下请人校订之后，便匆匆出版。”《我对真理的试验的故事》，继续不断地连载三年，后来分为两册印行。第一册，1927年出版；第二册，1929年出版。自传的原文是用他的母语古吉拉特语写成的，英文译本是由他的两位秘书迪赛（Mahadev Desai）和拜雅拉尔（Pyarelal）执笔的，不过这东西曾经他自己亲自监督，有时还经过沙斯特里（Sastri）或美拉女士（Miss Mira）的指导下才完成的。自传的最后一章，曾谈到“纳波会议”（Nagpur Congress）。事实上，从那次会议里，他才正式参加印度的政治活动。“从今以后，我的生活是那么公开，我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在自传连载最后的一期上，他曾这么说。《自传》的姊妹篇《在南非从事非暴力运动》（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于1928年出版。这本书一半是在耶拉夫达监狱（Yeravda jail）写的，一半是他被提前释放后，在外边写成的。
甘地非常关怀“非暴力运动的修道院”（Satyagraha Ashram）的院员和“古吉拉特学院”（Gujarah Vidyapith）的学生。他时常朗诵印度古代的经典给修道院的院员们听。至于“古吉拉特学院”的学生，他们倒喜欢他对于《新约》的解释。有些批评家说，甘地是信仰基督教。他们问，“《圣经》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神圣的经典里找不到”？甘地答道：
我主张每个有教养的男女，以同情心来研究世界各国的经典。假如我们肯尊重其他宗教，像我们喜欢人家也尊重我们的宗教那样，那么研究各国的宗教，便成为神圣的任务。我们不要怕别的国家的宗教会影响到我们的长大的儿童。我们以鼓励他们自由研究一切干净的东西，以便解放他们的人生观。当有人把本国的经典宣读给青年人听的时候，秘密地或公开地希望他们会改宗，这一点倒使人害怕。那时，他一定会有偏见，存心讨好本国的经典。就我本人而论，我的研究和尊重《圣经》、《古兰经》以及其他经典，这和我自称为忠实的正统印度教徒，完全吻合。凡是执迷不悟的，或者把善行当做恶行的人（假如他能够得到古代人的核准，或者得到梵文书籍的支持），就不算是正统的印度教徒。我宣称自己是个忠实的正统的印度教徒，因为我虽然拒绝一切违反我的道德观念的东西，但我总觉得印度的经典能够满足灵魂的需要。我很尊重地研究其他宗教，这并不减少我对于印度的经典的尊重或信仰。它们在我对于印度的经典的了解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扩大了我的人生观，它们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印度经典上许多晦涩的章节。
人们控告我秘密做基督徒，这事情并不新奇。这是毁谤，同时，又是恭维——说毁谤，因为有人相信我能够做任何秘密的事情，为的是恐怕被公开。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阻止我不敢公开承认基督教或者其他信仰，只要我觉得这是真理，而且需要这种信仰。一有恐惧心，就不会有宗教。说恭维，因为这是说他们很不愿意承认我有能力赏识基督教的美丽。假如我能够按照自己对于《圣经》或《古兰经》的解释，自称为基督教徒或回教徒，那么我将毫无犹豫地把自己叫做基督教徒或回教徒。这样一来，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都是同一意义的名词。我相信，在其他国家里，根本没有印度教徒、基督教徒，或回教徒。那儿，所有的人不是按照他们的标志或职业来批判，而是按照他们的行动来批判，不管他们所干的是什么职业。当我活在世间的时候，总有这些标志。因此，我喜欢保留我的祖宗的标志，只要这不会阻碍我的发展，或者拦阻我不能和其他地方的一切好东西同化。
我的通信员所透露出的高度敏感性，正好说明这个不幸的国家所流行的不容忍的浪潮的深度。让那些能够容忍的人屹立不动。
当1926年间，除了和他有关的机构外，他极少在外边演讲。四月间，他在“阿默达巴国家音乐协会”（National Music Association in Ahmedabad）开年会时的演讲，可以说是例外。他是个对于音乐有深刻的认识的人，所以他希望把音乐介绍到没有音乐的地方。以下是他的言论：
有个著名的古谚，现在已成为俗语，这是说，“不懂音乐的人”，不是禁欲主义者，便是禽兽。我们绝对不是禁欲主义者，因此，就我们缺乏音乐的程度而论，我们是更接近禽兽。要懂得音乐，必须把音乐灌输到生活上。目前流行的不和谐，正好说明我们是处于悲惨的景况。在没有和谐、没有音乐的地方，那儿就没有独立。
凡是不和谐，或者每个人仅弹自己的调子的地方，那儿就有坏政府或无政府。独立运动不能感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音乐。当我们能够号召百万人很和谐地或者一致借用上帝的名义来歌唱一种音乐，我们将踏上独立的第一步。假如我们不能做到这么简单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赢得独立？
过去三年间，我们在阿默达巴开设免费的音乐班，由一位专家作指挥。然而参加音乐班的人不过十名，认真地经常来上课的不过四人，这事情不能使我们安慰，但我们是在希望中生活。凡是有污秽、肮脏、可怜的地方，那儿就没有音乐。它暗示完全相反的环境。假如我们给音乐作广泛的解释，假如我们把音乐当做统一、和谐、互助，那么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部门的生活可以不用音乐。
目前音乐已经降低到这地步，它仅指歌女的歌喉。我们很害羞地不敢把我们的姐妹或女儿送到音乐学校去读书。有人很迷信地主张，凡是缺乏甜蜜的声音，便算是最优秀的歌喉。老实说，音乐是最古老最神圣的艺术。《吠陀经》的诗篇，是音乐的宝藏；《古兰经》的诗句，绝对不能用没有音乐的声调来朗诵。《大卫的诗篇》给我狂欢，同时，使你回忆《吠陀经》的诗篇。让我们复兴这种艺术罢。
我们看见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音乐家们并肩地参加音乐会。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在我们生活的其他事务上能有同样友爱的联系呢？到了那时，我们的嘴里将同时叫着罗摩和罗曼（Rama and Raman）的名字。
我很高兴，你们中间有人赞助音乐。假如有更多人送他们的儿女到音乐班来读书，这将算是他们对于国家的进步的一部分贡献。
在这一年间，甘地极少出门，除了五月间他曾到孟买和印度总督会过面。甘地是被请去讨论农业问题。他告诉总督说，他和皇家委员会的意见相左，他仍坚信自己的不合作的意见，而且大体上对于任何委员会没有信心。在他和总督晤谈两次的时间，他曾谈到农业、牲畜、纺车等问题。在归途中，他被国大党的工人拦住。他们质问他说：“你既然自称为不合作者，为什么你还去见总督？”
甘地答道：“不合作者应该在本能上知道，我不会做违背我们的信条的事情。假如我有做——我承认我也容易犯着过失的——那么他们应该否认我，不过他们仍须坚定他们的信仰。”
甘地脱离政治，对于印度问题不加评论。表面上，他是没有活动；实际上，他是“集中行动”。他曾说：“我曾停止干预印回的争论，因为在这时候，我如干预，我相信只会坏事。此外，那时还有贱民问题，全国性的教育制度问题，纺车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是倾全力来干。”
然而甘地念念不忘的，还是印度广大的农村。他亲切地觉得，他越深入农村，他越受农村的贫苦的景象所感动。农民和耕牛在一起工作。事实上，许多农民在知识上在生活上差不多降低到耕牛那么可怜的地步。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因为人类能够用脑和用手，可是一般贫苦的农民，既不能用脑，又不懂得用手，结果，他们的脑力和手工越来越落后。这简直是最大的浪费。
经过一年的沉默之后，他对于印度的独立运动，更有坚强的信心，而入手处应该是唤醒广大的农村的人民，参加独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