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英国召开第一次圆桌会议，以便讨论印度的宪法问题。虽然那次会议有印度人参加，不过他们并不是国大党的代表。
1931年1月，甘地和国大党的一些领导人物得到释放。接着，甘地和印度总督厄文勋爵会谈，结果，于3月5日达致协议，即所谓“甘地·厄文协定”（Gandhi Vrwin Agreement）。厄文勋爵答应释放其他政治犯，数目达十万人之多。甘地也答应取消反对法律的行动，并且愿意派代表到伦敦去参加第二次会议，时间是从9月14到12月1日。虽然这次会议也不能产生一种宪法，不过甘地在伦敦小住的时期，曾博得许多人同情印度。事实上，甘地把他和英国人民非正式的接触当做“真正的会议”。
当甘地在伦敦时期，他喜欢住在东区贫民窟的金斯利大楼（Kingsley House），虽然他在会场附近的爵士桥（Knightbridge）也有一间办公室。他曾拜访许多要人，包括英皇、英后、萧伯纳、坎特柏莱主教、拉斯基教授、斯马特将军。他和报界的关系十分融洽。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穿着腰布，他答道：“你们穿着灯笼裤，我不过没有穿这玩意儿罢了。”
因为被压迫者最了解被压迫者，所以甘地住在东区贫民窟里的金斯利大楼的时候，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他每天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许多人向他请安，尤其是小孩们，他们包围着他，向他问长问短，他觉得自己好像仍住在印度的修道院一样，给小孩答复简单而又深刻的困难的问题。他告诉他们关于自己的童年的故事，并且教导他们说，以德报怨，比较以怨报德的办法好得多。
萧伯纳早就想和甘地见面，所以这次有机会让他们畅谈一个钟头。他们广泛地讨论人类学以及宗教、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萧伯纳认为他和甘地算是一流人，在社会上占了极少数。他曾问甘地说：“这次圆桌会议是否会使你觉得不耐烦？”甘地很悲哀地答道：“它不只需要忍耐。整个会议是个烟幕弹，而我们所辩论的问题仍停留不前。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坦白地宣布你们的政策，让我们有所选择？但是英国的政治的本质似乎不会这么干。它一定要走圈子，跑了冤枉路！”
有人说，白金汉宫的招待会是个重要事件。甘地虽然对于英皇和英后十分尊敬，但他却不敢作如是观。这些招待会到底有什么意义？英皇和英后是否真正接近人民？他们办过什么事情？他们能办事情吗？这是否像个哑剧。有人说，甘地曾去过白金汉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假如这种招待会是那么没有意义，为什么他不会拒绝？
针对这事情，甘地曾说：“我是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我到这儿来做客人，不是当我的国家的代表。因此，我应该小心做事，但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做事是怎样小心。你们以为我会赞成首相在少数民族委员会里的演讲吗？我本来想当时当地反驳他，但我却一声不响地坐下来。我回到家里，写了一封语气很温和的信。然而这一周我又遇着一宗道义上的问题，我被请参加英皇的招待会。为着印度所发生的事情，我觉得那么痛心，弄到无心参加这种集会。假如我是自动到这儿来，那么我将毫无犹豫地作个决定。可惜我是个客人，所以我才犹豫不决；我不能很轻率地做一宗事情。我无时无刻不想到这事情的道义上问题，而不是法律上问题。”
当甘地认为在道义上他必须赴会的时候，他便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给张伯伦勋爵，一面感谢他的盛情，一面暗示他说，他和其他印度代表们将穿着便服，而不穿着礼服。他一向不参加这种招待会，这次却是个例外，免得被人当做没有礼貌。
当英国首相麦唐纳主持一次全体代表大会的时候，甘地发表了一篇历史性的演讲。这篇演讲可以概括他个人对于英国的统治与印度的独立的态度。他说：
虽然你们邀请国大党，你们却不相信国大党。虽然你邀请国大党，你们却拒绝他们代表整个印度的要求。当然在这儿你们尽可抗拒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也不可能证明他们的要求；但是，事实还是一样，假如你们发觉我提出这要求。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偌大的责任曾落在我的肩膀上边。
国大党代表反叛的精神。我知道在一个要通过商量，以便达到和平解决印度困难问题的会议里，“反叛”一词似乎不应该被提出来。一位又一位演讲者起来说，印度需要通过商量、辩论，以便达到自由，假如大不列颠真正会通过辩论，而答应印度的要求，那么这将是不列颠最大的光荣。但是，国大党并不会这么主张。国大党另有意见，而那种意见将使你们不愉快。
我听见好几位演讲者……都这么说，假如印度充满着没有法律、反叛、恐怖等精神，那么它将有大灾害。我不敢冒充研究过历史，但是，当我做学生时代，我也修完一门历史课程，我知道历史书里染遍为自由而奋斗的志士的鲜血。没有经过极大的苦难而又能够达到自由的目标的国家，这例子我可不知道。暗杀者所用的剑、毒药碗、步枪手的子弹、戈矛，这些从事毁灭的武器和方法，一路来都被爱好自由的人所运用。历史家并没有谴责他们。我并没有替恐怖分子做策略……。为着争取自由，人们曾经奋斗，人们曾经失掉他们的生命，人们曾杀死他们所要驱逐的人，或者不幸被后者所杀。
接着，甘地提到国大党所采取的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活动，可是，他也知道任何政府不许有反对法律的行动，也不赞成公开的反叛。虽然如此，他仍坚持自己所主张的以和平的方法来达到印度独立自由的愿望。写到这儿，甘地不禁激昂慷慨地发表他的内心话：
我的生命操在你的手里。工作委员会，全印国大委员会的一切会员的生命都操在你的手里。但是，记住，这几百万哑子的生命都操在你的手里。假如我的能力做得到，我真不想这些人的生命被牺牲。因此，请你记住，假如天从人愿，我能够达到光荣的解决的目的，那么任何重大的牺牲，将在所不计。你知道我拥有最大的妥协精神，假如我能够以国会所运用的精神来感动你，而这种精神就是印度应该有真正的自由。你要叫它什么名字，这完全随你的便；你无论叫它什么名字，玫瑰的味道还是香的，不过这应该是我所需要的自由的玫瑰，而不是人造的产品。假如你的思想和国大党的思想，这次会议的思想和英国人民的思想，可以用同一文字具同一的意义，那么你将觉得国大党往往有妥协的精神。但是，只要大家没有同一的思想，同一的定义，这是说，当你我使用同一文字的时候，含义并不一致，那么妥协便不可能。
接着，甘地又侃侃而谈地发挥他的意见。他觉得英国政府似乎会相信他个人，但不相信他所属的国大党。须知组织比较个人大得多，而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假如英国政府真正相信他个人，那么它最好是相信整个组织。事实上，除了组织以外，他个人是毫无力量。假如英国政府懂得运用国大党，那么一切恐怖行为将自行消灭。可惜英国政府不懂得正视现实，往往舍本求末，结果，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最后，甘地斩钉截铁地下个结论说：
你不知道我们并不需要小麦所制成的面包，我们却需要自由所制成的面包：只因没有自由，所以成千成万人才发誓不要和平，或者给国家以和平。
甘地来自印度民间，深知印度的内情。他认为少数民族的问题如没有解决，印度的独立是毫无希望，印度的自由也是毫无希望。这次甘地之所以毅然决然前来伦敦，参加圆桌会议，因为他希望自己也许能够解决问题。但他要不殚烦地再三声明，只要外国的统治者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存在的一天，那么社团和社团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友谊。
甘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认为英印的合作是否能够继续下去，这关键不操在他自己的手里，这主要的是操在首相的手里。再进一步，这关键也不是操在首相的手里，而是看各种环境来决定，而环境绝不是首相或甘地所能转移的。因此，他要趁机会向大家致谢，上自英皇英后，下至他所逗留的东区最穷苦的人民，都包括在内。
不管圆桌会议的结果如何，甘地老是觉得这次逗留英国的期间，他曾得到各界人士最大的敬意和最大的友谊，而这些敬意和友谊，他将永远不会忘记。
他是个在极端混乱中而又能保持镇定的人，他认为凡事都可以公开，所以他最反对秘密会议。他整天和各界男女接触，电报和信件随便乱丢，谁也可以拿来看。真是至诚动人，他的态度的诚恳，连那两位被派来监视他的暗探也大受感动。他和他们做朋友，所以他可以叫他们做任何事情。
最使人难忘的，就是甘地从印度寄了两只表给这两位暗探，上边刻了“甘地敬赠”。假如暗探有机会写他们的回忆录的时候，他们对于甘地的印象不知道应该怎样描写。
在晚祷期间，满屋子都挤满了人，因为他们很热烈地要了解他的生活状况。至于每天早晨，当甘地从他的公寓抵达办公室的时候，简直是满座生春。他从车子里快快跳出来，即刻坐下来纺纱。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坐满了著名的雕刻家、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急急要从他的身上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题材。和他同来开会的各位委员，环坐在他的周遭，静听他的意见。那些从世界各国来的男男女女，更以一瞻他的风采，一听他的言论，为无比的光荣。
当他在伦敦开圆桌会议的时期，他曾抽空到英国的纺织品中心的兰开夏去参观。那时，因为甘地提倡纺纱运动，禁用外国布，所以兰开夏的纺织工人大受影响。慈悲为怀的甘地，虽然同情他们的处境，但他不能不表示他的立场。他告诉他们说，穷人心目中的上帝，不外面包和牛油，因为当他们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别的事情。他又说，他之所以穿着半裸体的腰布来拜访他们，因为他是那些半饥饿、半裸体、哑巴的人民的唯一代表。只因他的态度诚恳，说话坦白，所以兰开夏的工人也照样给他以热烈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