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甘地号召反对法律的行动后，殖民地政府便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他。一方面，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另一方面，报纸杂志不得刊载甘地的一切活动的行踪，甚至不许登载他的照片。此外，政府尽量逮捕反对法律的行动的一切支持者——从1935年1月起，至同年9月止，从一万五千人逐渐减至二千八百人。这样一来，殖民地政府便兴高采烈地觉得强硬政策已经成功，从此以后，甘地的大名可以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自1932年9月甘地绝食后，他的大名又不胫而走。印度的人民，尤其是一般印度教徒，以如醉如痴的态度，接受他的指挥。须知高瞻远瞩的英国政治家，最懂得看风转舵，知难而退。他们眼看甘地的伟大的力量实在没法子压下去，同时，印度全国所掀起的社会问题，非甘地出面来解决，恐怕永远成为僵局。就在这种新认识下，甘地可以接见记者了，他的声明也可以发表了。
于是甘地便停止绝食。接着，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支持国大党与政府和圆桌会议合作这个有价值的建议，谁也不会比我更高兴。”
印度总督威灵吞勋爵对于甘地还不大信任，他踌躇不决地不知道怎么办，最后，他只好于1932年11月9日打封电报给伦敦殖民部大臣去请示。电报说：
甘地自己决定集中他的注意力和活动于贱民问题，这事情明若观火。因此，他从事反对法律的行动也将会销声匿迹。这种新发展，和我们相配合，我当然不会再去干扰他。甘地自己也许愿意反对法律的行动暂时停止下来，同时，关于贱民问题我们所给他的一切便利，这也许会转移注意力，减低你所关怀的压力。
八个月前，当甘地开始绝食后的第一周内，他已经接近鬼门关：因此，政府不敢冒险再拘留他，匆匆把他释放。同日，他针对反对法律的行动这问题，发表了一篇声明，建议把这种行动暂时停止六个月。他说：
我只能说，关于反对法律的行动，我的意见一点也没有改变。我只能赞美无数反对法律的行动者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虽然这么讲，但我又不能不说这种运动所带来的秘密性，将破坏成功……。
无疑地，一般群众已经害怕得要命，政府的法令已经使他们畏缩了……。
现在我要向政府呼吁，假如他们希望在本国得到真正的和平，他们应该利用这停止反对法律的行动的时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反对法律的行动者。假如政府方面有这种决心，那么“暂定的条约”大可得到。
甘地在潘那的一个朋友的家里受了三星期的严格考验；他使政府，他的同志和医生的恐惧落空，因为绝食之后，他仍能够生存。当他正在恢复健康的时期，那些未曾被监禁的国大党员，都聚集于他在潘那寓所的床边，评判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的结果，证明许多国大党人都觉得取消反对法律的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关于取消这种行动的方式和条件，大家的意见仍不一致。大家授权给甘地，让他去探听和平的可能性，同时，须和总督威灵吞勋爵接触，不幸又碰了钉子。
碰了钉子之后，事情进展得很快。甘地决定恢复反对法律的行径，不过这种行动仅限于少数人。他宣布说，他有意从阿默达巴的修道院步行到古吉拉特的一个乡村，因为据他知道，当采取反对法律的行动时，该村吃亏最厉害。
8月1日，他被捕，监禁于潘那，不久便被释放，不过他须奉命不得离开潘那城。他违反命令，结果，又被捕，判处一年徒刑。回到监狱后，他便于8月16日开始绝食，因为殖民地政府不给他以种种便利，让他继续进行处理贱民的工作，像他上次在耶拉夫达监狱时所享受的权利一样。政府拒绝“听命”。到了绝食的第六天，他被送到医院，当他的病况较严重的时候，他又被释放。他说：“这次被释放，我一点也不高兴。这是一种耻辱，因为我把同志们带到监狱里，可是因为绝食的缘故，我得到释放。”
这些事情不但使政府为难，而且使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同志大感失望。当1932年九月，他实行绝食的时候，他已经给反对法律的行动以极大的打击；当主要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中的时候，他却开辟了第二战场，要急急解决社会问题。1933年5月，他所实行的21天绝食，可以说是和政治问题没有丝毫关系，可是，当他被释放之后，他却把反对法律的行动搁置下来，停止活动，为期六星期，不过他呼吁政府采取互惠的态度，这似乎是和平谈判的序曲。这样一来，两位比较好斗的国大党人——即鲍斯（S. C. Bose）和巴特尔（V. J. Patel）不得不公开宣布，作为政治领袖的甘地已经失败。那时，他们还旅居欧洲，但他们却要求国大党要根据新原则、新方法来作彻底的改组，以便选出新领袖。虽然后来甘地曾局部恢复反对法律的行动，但大势已去，而这种行动也徒托于空言，而不见于实际的表现。
事实上，甘地取消反对法律的行动，不但一般国大党员不大了解，而且他最亲信最得力的助手——尼赫鲁——也觉得惊奇。那时，尼赫鲁还关在监狱里，他听到这消息，非常痛心。他认为自己从1917年认识甘地以后，十七年来彼此的关系，正是水乳交融，丝毫也没有阻碍，现在突然发生这个大事件，他恐怕自己和甘地的关系就从此中断了。
针对这事情，甘地也非常痛心。他除了痛责自己一顿外，他只好准备让自己一个人来干反对法律的行动，这办法当然是很不实际。
平心而论，国大党的许多要人之所以表示愤怒和忧虑，并不一定是不赞成甘地取消反对法律的行动，或者说他在时间上选择得不对。自政府采取严厉的手段后，全国已经暂时处于麻痹的状态。国大党的许多党员觉得，假如他们的领袖的战略，多作政治上的考虑，少作道德上的计较，他们相信政府方面将遭遇更多的麻烦。虽然他们都赞成向英国争取自治的时候，须采取非暴力的政策；不过他们仅赞成避免使用武力，不赞成甘地无故带来种种束缚。1933年5月，甘地很坦白地非难秘密的办法和非暴力的主张相反。然而政府压迫人民的机构简直是无孔不入，假如不采用秘密的办法，最好是放手不干反政府的独立运动。
说来真奇怪，国大党和殖民地政府的立场完全相反，但他们对于某一种行动却同样地十分重视，例如集体地反对法律，或拒交捐税。但是，当甘地主张取消反对法律的行动，并且准备以全副精神从事建设计划的时候，政府便可高枕无忧，因为他们觉得政治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革命运动，甚至非暴力主义，很难无期限地维持高潮。国大党党员坐监的达七万八千人之多；破家荡产，损害身体的也有几千人。假如争取国家独立自由的意志更强盛，那么坐监的人数将无穷无尽，就是政府要采取最强硬的压迫手段，恐怕也无济于事。说来近于荒谬，甘地觉得遗憾的，并不是更多人没有坐监，在他的心目中，数目根本不算怎么一回事。他所引为遗憾的是，虽然大多数人民都信仰非暴力主义，但在内心上，他们并没有停止怨恨英国人。假如在反对英国的统治的同志中，有少数人能够完全停止怨恨英国人，他相信这办法也许会使统治者洗心革面。事实上，自实施反对法律的行动四年之后，英国人对付国大党的手段也更毒辣，而且怀疑更加深；政治的恐怖也更变本加厉。因此，甘地才下个结论：他的非暴力主义还没有做得到家，全国人民需要进一步受非暴力主义的训练，而着手处就是暂时停止反对法律的行动，代之以积极的建设。
在这种情形下，国大党人认为暂时须停止活动，反对法律的行动，现在似乎仅限于甘地一个人，虽然这事情并没有作正式的宣布，不过一般人都觉得反对法律的行动已经告一结束。甘地曾和一般党员举行多次讨论。最后，他深信大家早已筋疲力尽，不可能再继续反对法律的行动，同时，却有少数人主张恢复独立党，重新加入立法会议。
形势急转直下，殖民地政府知道国大党已经正式取消反对法律的行动，所以它便于1934年6月6日，发出一道命令，让国大党再成为合法的团体。
这样一来，殖民地政府觉得大胜利。另一方面，国大党的许多党员都认为取消反对法律的行动以及恢复独立党，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他们以为牺牲所得的代价不大，而且这等于自己承认失败。
甘地也知道同志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其中表现得最强烈的应推尼赫鲁。尼赫鲁说自己陷于“精神上的孤立”（Spiritual isolation），同时，还诉说国大党的理想已经降低。这儿甘地不得不坦白地答道，他的理想并没有改变。“我还是像1917年以来你所认识的我，对于共同的目标，我还有同样的热情。我希望使本国达到完全的独立，像英文这个名词的含义所说的一样。使你觉得痛苦的每个议决案，事实上都按照这理想来起草的……。但是，在认识时代的需要上，我自知很有办法，所有议决案不过是这些办法的反映罢了。”
上边这一段的解释，他的少数亲信当然一听就明白，可是一般党员还是免不了有误会。有些人对于他的方法和意见已经觉得厌倦，他们有时会假装接受他的政策，虽然他们心里并不赞成。此外，他们以为他控制国大党太过分，而且还会干涉到民主的精神。
这些无谓的误会，甘地还看得开。最使他难堪的，就是他本人和国大党的知识分子之间对于非暴力主义这个极难的问题有很大的歧见。自他传播和实行非暴力主义已经十五年，可是那些自命为他的信徒的人对于这问题竟没有深刻的了解，这怎么不使他伤心。
党内的意见既然这么分歧，同时，他本人的兴趣已经从政治转到社会的建设计划，所以他就从1934年10月起，正式引退，虽然他曾声明，他并不是愤怒地失望地退出国大党。
以后的三年间，甘地的主要兴趣，将不在政治，而在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