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甘地退出政坛后，他便倾全力来解决农村问题。在他的指导下，他成立了一个“全印农村工业协会”（All India Village Industries Association）这个协会不受国大党的政治活动的影响，它的目标在于复兴和鼓励农村工业，同时，给农村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这种新决定，算是甘地给他自己的活动，及国大党的活动，以新的动向。
事实上，自1915年甘地加入印度的公开活动后，他念念不忘农村问题。印度的可耕地的缺乏，各种工业的落后，无形中造成大多数农民失业，而他们的生活的苦楚，真使甘地连做梦也不会忘记。
关于印度的农村经济问题，甘地是有全盘计划。他深入民间，知道民间的疾苦。他知道农村工业没落之后，一般人民的状况将越来越惨。只因他熟悉农村的情形，所以他对于农村工业的复兴这问题才有新的看法。他本来是提倡国货运动的，现在他却作进一步的要求，他不但要提倡国货，而且这些货品最好是由农村制成。农村的设备简陋，产品也许会更贵些，但是，只要大家都肯用农村的产品，这多少会给农村以相当好处。过去一百五十年间，都市使农村的财富和人才濒于枯竭；住在都市的人根本不认识住在农村的人；他们再也不想长住农村，万一他们有机会跑到农村去住，他们又想在那儿能够过着都市的生活。这事情简直使人不敢想象。
印度的85％的人口既然住在农村，所以农村经济的复兴，农村社会的安定，可以说是脱离外国统治的必需条件。目前都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相差得很远，这种鸿沟应该想法弥补，而弥补的方法，全靠住在都市的人志愿地跑到乡村去帮忙一般农民，把已经死掉或者正在死亡中的农村工业复兴起来，同时，还须教导他们改进营养、教育、卫生。甘地希望这些富有服务精神的男男女女，须按照“农村的标准”来过活；不然，他们仍旧过着豪奢的生活，这将使农村经济面临破产。
甘地是个能说又能行的人，凡事他都要以身作则。因此，他决定跑到农村去住。他选择了一个没有人愿意去的困难重重的西佳恩村（Segaon）。这个农村仅有六百人，道路崎岖不平，连商店和邮局都找不到。甘地就住在一间茅屋里。当雨天的时候，那些来拜访他的人，总要走一段泥泞的路。这儿的气候坏透了，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患痢疾或疟疾。甘地自己也病了一场，不过他决定不离开这个农村。他只自己一个人来，连妻子也没有带来。他希望就地取材，能够从这个农村里招募一些志愿人士来担任一切工作，但他的信徒仍源源而来，其中包括教授、学者、僧侣。他们过的是隐士的简单的生活，不过工作的兴趣十分浓厚，差不多是片刻不停。
要把印度的七十万个农村除掉贫穷、疾病、愚蠢，这的确是一件繁重的任务，而且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促进农村工业，这将制造就业的机会，给农村以必要的购买力；同时，这将使农民去掉昏昏沉沉、无精打采的态度。甘地曾说：“西佳恩村的四百名成人，每年很容易赚到一万卢比，假如他们肯按照我的话来进行。可惜他们不大听话。他们缺乏合作的精神；他们不知道有知识的劳动的艺术，他们根本不想学习新鲜的事物。”
甘地认为，假如有一批大公无私的工作者渗透到农村，帮忙农民复兴工业，管理农村学校，改良卫生，普及分配均匀的食物，那么他们自然而然会克服种种困难。农村有的是劳工和原料；现在只需利用它们为生产服务罢了。
甘地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往往要根据农村的实际需要来解释每个问题。他觉得目前的教育制度既不完全，而且很浪费。大多数人民都没有受基本教育的机会。姑定有些农民曾经到过农村小学读书，不过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很快便忘记得一干二净，因为这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环境丝毫没有关系。
然而世间毁誉的事情，往往会出人意料之外。甘地倾全力来改善农村经济，这事情和政治活动无关，但殖民地政府却认为这是甘地有计划地想争取农民的支持，以便发起空前未有的反对法律的行动。因此，殖民地政府便发出通告给各省当局，要他们注意甘地的行动，在可能范围内，在农村发动反宣传。
另外有一种更严厉的批评说，甘地的农村运动，完全是违背科学的工业，因为他所提倡的是原始的经济，而原始的经济将使印度永远陷于贫穷的境地。
其实，甘地之所以反对机械化，主要的是因为机械化将使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在一个人口众多，就业机会太少的国家里，机械将使许多人陷于失业的贫穷的状态。他把大量生产与为大众而生产这两样事情分别得一清二楚。在自由企业的制度下，所谓大量生产无非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他所反对的机械化，就是指这现象。甚至他所心爱的纺机也可以算是一种机械，所不同的是纺机能够普及于民众罢了。
有一次，著名电影明星卓别林曾和甘地会谈。卓别林问：“假如印度能够得到独立，像俄国那样，同时，你能够给失业者以其他工作，并且保证财产平均分配，那么你也会赞成缩短工作时间，给工人以更多的闲暇么？”甘地答道：“当然如此。”的确，甘地之所以反对工业化，因工业化之后，会带来许多麻烦，这是说，劳工失业，财富集中。须知生产分散于几千个农村，这办法是和政权的分散有密切关系，而这办法是甘地的非暴力社会的理想的基础。
在较小的社会里，大家为地方的需要而生产，而且可避免不平等的现象，这才可以谈到真正的民主制度。自西方国家发生工业革命后，在同一国度里，少数人剥削多数人，殖民地政权剥削落后地区的人民等事情，越来越加紧进行。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经济和政治的机构似乎更接近金字塔的形态，这是说，富者仅剩顶点的少数，贫者却占基层的多数；而黩武精神所给人的威胁也比较以往更厉害。
一个非暴力的社会应该这样组织，它既要减少国内不平等的现象，又要清除外来的攻击。要达到这目的，只好以分散经济的办法为基础。甘地曾说：“你不能够在工业文明里建立非暴力的社会，但你能够在自制的农村里建立非暴力的社会。甚至像希特勒那种人物，他也没法子毁灭七十万个非暴力的农村。在他干毁灭的工作的过程中，他将会成为非暴力主义者。事实上，农业经济根本避免剥削，而剥削是暴力的精华。因此，在你没有成为非暴力主义者之前，你必须具备农村的意识。”
在甘地的心目中，一个模范的地主，应该马上减少农民现在所负的责任。他要把自己降为穷人，以便使农民得到生活上的必需品。他将研究自己属下的农民的状况，建立学校，以便教育他自己的儿女，同时，也教育农民的儿女。他将维持农村的井和水槽的洁净，他将教导农民从事扫除道路和清除厕所的工作。他自己的花园将大开门禁，让农民无限制地使用。他所拥有的专供娱乐用途的不需要的房屋，应该拿来作医院、学校等用途。
甘地并不想在严格的理论的借口下，逃避铁的事实。他的思想的产生，主要的是反应他的周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他曾经批评过印度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印度的社会主义者才知道他们的理想也包括在甘地的计划中，虽然有时他们并不会怎样认识。甘地不是个理论家，而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物，他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在印度没有独立以前，他的社会运动，不但得不到政府的帮忙，而且时常遭遇无情的反对和压迫。但他很坚决地认清贫穷、疾病、愚蠢、惰性等问题，不容再度延缓，所以当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简直是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印度像亚非其他殖民地的国家一样，它的少数知识分子曾到外国的著名大学去受高深的教育，到了回国之后，他们对于本国的历史和地理，文化和教育，人情和风俗一点也不认识。他们往往会生吞活剥地把外国大学所学到的一点政治经济的常识，搬到本国来，结果，是枘凿不相入，冰炭不相投，对于本国问题的解决，丝毫不发生作用。
要解决落后地区的问题，单纯抄袭外国的成规是毫无用处，最重要的是把本国的人才和资本投入本国的农村。甘地的主要思想，就是要减轻农村所受的贫苦的生活。他实在不愿意再看到农村越来越贫穷，好让大都市过着繁荣豪奢的生活。他不想鼓励大规模的工厂能够财源广进，他真想使几十万个农村能够忙忙碌碌地富有朝气，不但能够提供自己的一切必需品，而且能够输送各种货物到一般都市。假如瑞士和日本的成千成万的农村都能够生利，为什么印度的农村不能如法炮制？
话又说回来，当时的印度是个殖民地，它的环境和独立的国家完全不同，后者的社会领袖对于什么重要问题，大可放手做去；前者的社会领袖对于什么重要问题，都要三思而后行。因为殖民地政府对于农村经济的彻底改革，既缺乏兴趣，又不想加以组织。更坦白说一句，当甘地停止政治活动，专搅农村经济问题的时候，殖民地政府仍心怀鬼胎，他们以为甘地是深谋远虑，要鼓励广大的农村的人民，准备更大规模的反对法律的行动。
两年半之后，农村运动逐渐开展，同时，印度的新宪法定于1937年4月1日开始实施。但是，当选举快要实行的时候，他仍怀疑这个新宪法是否对于一般农民有切实的帮忙。
总之，甘地越深入民间，他便越了解印度问题的症结。印度的85％人口既然都是农民，所以农村经济如没有改善，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不过这问题复杂万端，它和殖民地政权也很有关系。当印度仍在外国的统治下，什么问题都要变质。它绝对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解决它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
外力不去，独立自由根本说不上。在政治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要单独来解决农村经济问题，恐怕也是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