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文豪兼著名的史家威尔斯说，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是近代史的转折点。不错，从“九·一八”到“一·二八”，这是中日战争的酝酿时期。到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日战争才正式爆发。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充分表现中国全体人民抗敌的决心。
在“七七”事变以前，中国是四分五裂的，可是卢沟桥的炮声，把全中国人民唤醒过来。中国的抗战，引起印度极大的兴趣。因为印度是殖民地，中国是次殖民地，二者同病相怜。在中日战争以及后来所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至为密切。
甘地个人认为中印两国应该互相合作，使大家都得到益处。他曾进一步向中国政府解释，印度之所以坚决地要求英国退出印度，并不是想削弱印度的防御的力量，因而使中国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老实说，印度绝对不会向任何侵略者屈服，更不会牺牲中国的自由独立，以便争取印度的自由独立。无论日本统治中国或印度，这对于彼此都有害，对于世界和平更有害。不过要印度帮忙中国，它本身应该先争取自由独立的地位，不然，什么办法都无从谈起。
甘地不但愿意以印度为反抗侵略的根据地，而且也希望中国和印度在获得领土主权的完整后，彼此能够通力合作，使亚洲，甚至全世界长享和平康乐。
因为日本在中国所向无敌，这无形中加强德国的混世魔王希特勒并吞整个欧洲的决心。德国一面组织德、意、日轴心，一面签订德苏协定，到了时期成熟，它便进攻波兰。英国负着保护波兰的责任，所以它一见德国动手，便正式宣布对德宣战，这是1939年9月1日的事情。
虽然甘地认为希特勒和张伯伦“易地则皆然”，但在心灵深处，他仍然爱护英国。可惜英国的政府当局对于印度的地位和尊严，一点也不懂得尊重，在印度总督还没有预先和印度的立法议员谈商之前，竟冒冒失失地宣布印度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而且须负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责任。
这种强奸民意的行动，使印度全体人民非常愤慨，他们认为英国这种办法有损印度的国体，有伤印度人民的人格。尤其是甘地，他振振有词地对英国政治家的行为表示不满。他觉得，假如印度要帮忙英国，它应该毫无条件地予以帮忙，而且须按照非暴力主义的办法。另一方面，印度须成为自由的独立的国家，这才符合民主政治的办法。“请问，英国要把非常不愿意的印度硬拉出来打仗好呢？还是争取心甘情愿的印度的合作，以便维护真正的民主政治好呢”？二者的区别，明若观火，相信酷爱民主自由的英国人对于印度的地位和心情，应该有彻底的认识。
平心而论，自由独立的印度的帮忙才有价值，假如英国能够给印度以这样的保证，那么它的领袖才有资格向民众宣传，以便争取他们的信任。因此，他请求英国的政治家忘记陈旧的论调，给印度历史写下一新页。
1940年6月17日，法国投降，到了7月3日，甘地就发表一封情文并茂的公开信，《致每个英国人》，他说：
1895年，我曾替在南非做工人、商人，以及他们的助手的同胞，向每个英国人呼吁，那封信发生效果。从我的观点看来，那封信虽然很重要，但是，把当时我所呼吁的理由，和目前我所呼吁的理由相较，简直是微不足道。我向每个英国人呼吁——不论目前它在什么地方——请他采用非暴力的方法，不要采用战争的方法，来调整各国间的关系以及其他事情。你的政治家宣称，这次战争是为民主制度作战。他们还提出其他许多理由，那些理由，你已经记得烂熟。我认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不管怎样结束，没有一个民主制度会保留下来代表民主制度。这次战争对人类是一种诅咒，也是一种警告。它是一种诅咒，所以它运用空前没有的规模来屠杀人类。参加打仗的人和没有参加打仗的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幸免。撒谎变成一种艺术。英国负责保护小国。可是一个又一个小国都被消灭，至少目前是如此。它是一种警告——假如没有人阅读墙上所写的东西——人类将降低为禽兽，而禽兽的行为，他将引以为耻。当冲突爆发的时候，我阅读过那种东西。但我没有勇气说出那种文字。上帝给我勇气把它说出来，幸为时未晚。
我呼吁停止战争，并不是因为你已经筋疲力尽，不能打仗，而是因为战争在本质上是坏东西。你要扼杀纳粹主义，你绝对不能采用无关痛痒的办法来扼杀它。你的兵士像德国的兵士一样，采用同样的办法来毁灭。唯一不同的地方，也许你所采用的办法不如德国人那么彻底。假如事实是如此，你不久也将采用和他们那么彻底的办法，虽然不会比他们更彻底。在其他条件下，你没法子赢得这次战争。换句话说，你要比纳粹更残忍。无论多么公允的理由，都不会保证每分钟正在进行的漫无目标的屠杀。我认为，今天正在延续地采用不人道的办法，并不算公允的理由。
我不想英国被打败，我也不想它在野蛮的力量——不论用体力或脑力来表现——的考验中得到胜利。你的体力上的勇敢，已是公认的事实。你是否要证明，在毁灭的力量上，你的脑力也像你的体力那样没有敌手？我不希望你和纳粹从事这样不尊严的竞争。我胆敢向你推荐更光荣、更勇敢而又不会辜负最勇敢的兵士的办法。我要你不用武器和纳粹打仗，或者，假如我保留军事上的术语，运用非暴力的武器。我要你放下你现有的武器，因为在拯救你或人类，那种武器是毫无用处。你会引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把你所拥有的国家的东西抢走。让他们抢走你的美丽的岛国，以及你的许多漂亮的建筑物。你可以舍弃这一切东西，但你不能舍弃你的灵魂，或者你的头脑。假如这些人要占领你的屋子，那么你就离开它们。假如他们不让你自由通行，那么你就让自己——男人、妇女、小孩——给他们屠杀，不过你一定要拒绝向他们效忠。
这种步骤或者这种方法——我把它叫做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方法——在印度运用的时候，曾得到相当成功。你在印度的代表们也许会否认我的要求，假如他们真是如此，我倒要为他们惋惜。他们也许会告诉你说，我们的不合作并不是完全不用暴力，而是从仇恨产生的。假如他们提出那种证据，我倒不会否认。假如完全非暴力，假如所有不合作者都对你表示善意，那么我敢说，作为印度主人翁的你，将变成印度的学生，因为你比较我们有更大的技巧，所以你可以把这武器造成完善的地步，以便应付德国和意大利的威胁。的确，过去几个月间的欧洲史将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写，欧洲免得流了许多无辜的血，许多小国免得被占领。
这个呼吁并不是出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的手笔。我曾非常严格地在连续不断的五十年时间内实行非暴力及其可能性。我曾把非暴力应用于家庭、机关、经济、政治生活上。我不知道非暴力在某一宗事情上行不通。有的时候，它似乎行不通，我认为这应归罪于自己的不是。我不敢说自己完全对。但是我敢说，自己是个热烈追求真理的人，而真理是上帝的另一名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发现非暴力主义。传播这主义是我一生的使命，除了实践这使命外，我对生活没有什么兴趣。
我敢说，我是英国人民长久的没有利害关系的朋友。有一度，我曾经成为你的帝国的爱人。我认为这办法对印度有利。当我知道，在本质上它不会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就运用——现时还在运用——非暴力的方法来打击帝国主义。不论我的国家终极的命运如何，我对你的友爱还存在，而且不会减少。我的非暴力主义要求普遍的爱，你在这种普遍的爱中所占的地位可不小。就是这种爱促使我向你呼吁。
愿上帝给我的每个字以力量；靠上帝的名义，我开始写这篇呼吁；靠上帝的名义，我结束这篇呼吁。愿你的政治家有智慧和勇气来响应我的呼吁。我告诉总督阁下说，我将为英国政府效劳，假如他们认为我的效劳对于达到我所呼吁的目标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这篇富有哲理和历史的意义的公开信，好像石沉大海一样，并不会发生很大的影响。甘地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到了7月7日，这是说，距离他的公开信发表二十天之后，他曾用他的母语——古吉拉特文——写了一篇《旷野的呼声》，同时，他还宣布，从今以后，他仅用母语写作，然后用非常可靠的英文和印地文的翻译再发表。
事实上，《致每个英国人的公开信》，根本没有人理会，因为和他最有关系的国大党同志既然不听他的话，他怎么能够期望他人？
但是，“德不孤，必有邻”。甘地生前虽然不能使他的主张一一付诸实施，不过由于他的信仰坚定，理论正确，所以千年万代之后，他的言论总有成为事实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