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席卷东南亚各地区后，印度的地位马上显得重要。它是联军在印度洋上的关键，它也是英美两国把战略物资和人力输到近东和远东的要路。当1942年3月7日，仰光沦陷的时候，大家认为日本军阀侵略的箭头将指向印度的孟加拉和马特拉斯。到了3月11日，丘吉尔首相即刻宣布，英国的战时内阁对于印度问题已经达致协议，同时，克利浦爵士（Sir Stan ford Cripps）答应到印度去访问，看看印度是否会接受英国的建议，以便集中印度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
克利浦爵士于3月22日安抵德里。他先和印度总督林列高勋爵及中央政府和要员商谈后，便和各政党领袖详细讨论。
克利浦所带来的方案相当复杂，表面上，英国赞成印度须采取一切步骤，成立一个新印度联邦，享有“自治领”的地位，而且有权脱离英联邦；事实上，英国政府要牢牢地控制印度的防务，而且念念不忘“分而治之”的把戏。
克利浦在印度参加会议十七天，间亦访问甘地。甘地说，他仅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国大党或各政党的领袖。饱经世故的他，对于英国的用意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他很坦白地告诉克利浦说：
“假如你这次到印度来，为的就是这么一个计划，那么我劝你最好就搭下一次班机回去。”甘地认为英国的方案是个不能马上兑现的支票。他又说：“克利浦是个好人，不过他进了一个坏机构——英帝国主义。他倒希望改良那机构，结果，那机构却控制着他。”
虽然原则上英国赞成印度人民的自决，可是要把原则变成事实，却遥遥无期。此外，大家认为英国的方案的含义是同情印度的独立，不过它所附带的建议和限制，将使印度的真正自由成为幻想。至于国大党之所以反对克利浦的方案是基于下列两个理由：一来，它忽视印度藩邦的九千万人民，因为他们在制定宪法上没有发言的机会。二来，“不加入”（Non-Accession）这个新奇的原则，对于印度统一的观念是个大打击。
因为战火连天，烽烟遍地，印度很快就遭遇战神的蹂躏。在这种情形下，国大党当然会提出它的新要求。为着鼓励士气，集中全民的最大力量，最好委派一位印度人为印度国防部长。这一点，英国表示赞成，不过它又来个反建议，在战争的中途，总司令绝对不能把他的责任移交给一位文职的官员。但是，国大党坚持印度总督须把他的新议会当做内阁看待，同时，须接受它的议决案。克利浦拒绝这要求，到了4月12日，他便怒气冲冲地离开德里，径返伦敦，而他所给予印度的建议也收回。
第二天，甘地就写了一篇社论，批评克利浦这次运气不佳的建议，兹特译出如下：
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英国政府竟会提出解除政治僵局的建议。从表面上看来，这个建议实在太可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被人接受。更不幸的是，带这文件的人是克利浦爵士，因为他曾被人公认为极端分子中的极端分子，印度的友人。我不会怀疑他的善意。他相信没有第二个人会带来更好的东西给印度。但是，他应该知道，至少国大党是不重视自治领的地位，姑定它接受这条件之后，仍可执行脱离英联邦的权利。他也知道，他的建议是企图将印度分为三部分，每部分有不同的统治的办法。它企图设立巴基斯坦，然而这个巴基斯坦又和回教联盟的观念中的巴基斯坦不同。最后，它又不给负责的部长以真正控制国防的权力。
事实上，克利浦爵士既然成为帝国机构的一部分，他就无形中具备它的品质。这就是它的力量。在印度，这可以算是屡试不爽的经验，凡是被这机构吸收的人，就会失掉他们的创造力，向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同僚看齐，甚至在向帝国主义的可怕的力量的效忠上，超过他们。
但是，沉思往事或者英国的过失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检查内部的情形是更为有利。假如我们能够照顾自己，那么英国将会照顾他们。我们的错误或者我们的缺点多得很。关于我们自己的缺点，为什么要责备英国人呢？在我们没有解决帮派的纠纷之前，独立绝对不能得到。对于这种赤裸裸的事实，我们不应该熟视无睹。至于怎样解决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只要任何一方或者双方都认为用不着解决问题，独立将来临或者能够来临。在几乎没法子解决的问题中，倒有两种解决的办法，一种是非暴力的最好的办法；另一种是暴力。就第一种办法而论，根本不需要得到对方的正式准许或合作。假如两个小孩对于一粒苹果的所有权问题发生争论，非暴力的办法，就是让对方把苹果拿走，而对方也知道，这是屈服的一方的不合作。另一办法，就是通常所采取的暴力的办法，双方互相斗争，直至另一方暂时被打败。凡是关心自由的人，应该有所抉择。
甘地是个先知先觉的圣人，他早就知道，有人在暗中摆布，把印度分裂为两个国家。他认为回教徒如有意和印度教徒分道扬镳，那么谁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事实上，分裂等于自杀。因为分裂之后，双方都要得到英国或其他国家的援助，结果，独立将不能实现。他很诚恳地希望双方能够携手合作，为独立而奋斗。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他们很可能忘记争吵，不然，他们将继续不断地争吵下去。
当克利浦一行人未赴印度之前，亚历山大先生（Mr. Horace Alexander）和哈利逊女士（Miss Agatha Harrison）曾给甘地打一通电报，请他记住他时常所提的“安得烈的遗风”。这是说，为着纪念安得烈，最优秀的英国人和最优秀的印度人，应该携手合作，使英国和印度达到永久的了解。自克利浦的使命失败后，甘地便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第一次提到英国必须退出印度这个问题。他说：
克利浦爵士来了，又回去了。假如他不是为着那种可怕的使命而来，这该是多么好。我以朋友的身份和他恳恳深谈，姑定这事情和安得烈毫无关系。我告诉他，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是把安得烈的精神拿来做见证人。我提出许多建议，但毫无用处。像以往一样，那些建议不能实施。我不喜欢去，因为我是个“反对一切战争”的人，我是无话可说。我去，因为他很热心地要见我，上述一段话，让你知道背景。在“工作委员会”的磋商中，我完全没有参加，我离开。你知道结果，这是无法避免。全部事情留下一种不大好受的味道。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下个结论，说：“我坚决地认为英国应该很有秩序地退出印度，不要再冒着在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的危险。这种行为需要高度的勇气，承认人类的缺点，印度的作风的正确。”
谁也知道，英国的政治制度是富有韧性的，不过这种韧性，只在没有强有力的劲敌的状态下，才能够发生作用。甘地曾一再说过，纳粹的兴起，为的是要惩戒英国在剥削和奴役亚非各民族时所干的罪行。
无论从印度或英国的安全着想，最适当的办法，就是英国能够及时很有秩序地退出印度。所谓保护少数民族，这无非是英国自作聪明，想尽方法来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罢了。在面对严酷的现实的当儿，诸如此类的理由，应该不攻自破。只要英国不用武力来干预，所谓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等问题，将像自由的朝阳上升的时候，所有烟雾都会消逝。届时，整个印度将成为不折不扣的统一的国家。
像一个国家怕内部分裂一样，一个政党也怕内部分裂。当时国大党马特拉斯分部的领袖，即拉查高巴拉查里（Rajagopalachari）在马特拉斯的立法议会里，提出两个建议：第一，在原则上，接受巴基斯坦，以便成为解决国大党和回教联盟的纠纷的基础；第二，恢复马特拉斯的责任政府。
这两种建议提到全印国大党会议的时候，大家表示反对，于是后者提出反建议：“让任何一州或地理单位脱离印度联邦，这种分解印度的建议，对于各州、各省，甚至全国的人民的利益都有害，因此，国大党不能赞成这建议。”
当全印国大党在阿拉哈巴开会的时候，甘地并不在场，但他对于国事关怀备至，于是他提出他的建议，供大会参考。他说：
印度的参战，这纯粹是英国的行为。假如印度是自由的，那么它就可以决定它自己的政策，说不定不参加战争，虽然它无论如何会对被侵略的牺牲者表同情。全印国大党坚信，印度仅能靠它自己的力量，达到自由，而且须靠自己的力量，保持自由。目前的危机以及与克利浦爵士的谈判，使国大党绝对不能考虑那种让英国保留——甚至仅局部地——它在印度的控制的权威的计划或建议。不但印度的利益，而且英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与自由，都需要英国放弃它在印度的控制权。只有在独立这个基础上，印度才可以跟英国和其他国家打交道。
甘地是个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他做事既有计划，而且态度也极大方。他虽然坚决地要求英国退出印度，但他的行动一点也不鲁莽。相反的，他要重新教育印度的人民，告诉他们说，除了要求外，并没有带着半点恶意，因此，在行动上，他是步步提防，而且要不慌不忙地向他的目标进军。
因为甘地长期受过英国式的教育，而且他有几位最得力的英国的朋友支持他的独立运动，所以他常说，在道义上，他完全帮忙英国。但是，自克利浦爵士到印度来提出分裂印度的建议后，他的态度改变了。他坦白地承认，他再也不会给英国以道义上的帮忙，因为他觉得英国对印度所采取的行为，使他觉得十分痛苦。他深切地认为克利浦的建议，使英国铸成大错。虽然他不愿意蒙受耻辱，这是说，不希望英国失败，但要他再给英国以道义上的帮忙，恐怕没有这么一回事了。
真是话中有话，因为甘地反对克利浦的建议，所以他才很坦白地提议，要英国提前退出印度。同时，因为英美是同文同种，而且作风也大同小异，所以他在批评英国的时候，顺便把美国带上一笔。现在引用甘地的评语，当做本章的结论。甘地说：
假如美国和英国没有把它们国内的秩序搞好，同时，坚决地将它们的势力退出非洲和亚洲，并且取消种族的歧视，那么它们便缺乏参战的道义的基础。在它们没有把白种人的优越感全盘消灭以前，它们就没有谈论保护民主、保护文明和人类自由的权利。
词严义正，字字打动弱小民族的心弦，甘地真不愧为自由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