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浦爵士东来，印度倒抱着一线希望，可是谈判失败后，这一线希望也被打得粉碎了。印度的领袖们深知，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英国对印度的掌握绝对不会放松。在谈判期间，国大党的代表们倒希望能够达到一点协议，结果，希望变成大失望。这种意外的挫折，使一般印度人对于英国不怀好感。因此，大家坚决要求英国须退出印度。
那时，印度有个暗流，这是说，一般人因为英国不会接受印度的要求，所以心里很同情日本。但是，领导阶层绝对反对这种作风，因为他们实在不愿意印度靠外来的力量，把印度解放。他们不但不欢迎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且对中国、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等国表示无限的同情。
在甘地给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里，他曾说：
我个人的立场很明显。我讨厌一切战争。假如我能够说服我的同胞，他们将对光荣的和平作最有效的坚决的贡献。但我知道，我们大家对于非暴力主义还没有很大的信心。在外人的统治下，我们除了做奴隶外，对于这次的战争恐难作有效的贡献。
在原则上，甘地是反对轴心的三个国家的。因此，甘地才敢向罗斯福总统提议，“假如联军认为需要，它们大可在印度维持它们的军队——费用由它们自己负担，但不干涉印度的内政——以便避免日本的侵略和保护中国。就印度而论，它应该像美国和英国一样，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当战争期间，盟军可以和自由印度政府订立条约，以便在印度驻军，利用印度的基地。”
虽然甘地是反对战争，虽然他非常不喜欢英国，但是，要甘地借助外力来驱逐英国人出境，他却做不到。“我不高兴把英国的统治更换其他任何外国的统治。宁愿有一个我所熟悉的敌人，不愿有一个我所不熟悉的敌人。轴心国家的友善的宣言，我从来不大重视。假如它们来到印度，它们不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是以分赃者的身份前来。”换句话说，甘地亲尝亡国的痛苦，他绝对不想以暴易暴。
甘地诚心希望英国提早退出印度，因为外国的统治是一种罪恶，对殖民地的人民是个大伤害。此外，没有解放前的印度，将自顾不暇，哪儿有余力来帮忙盟军。为印度的利益着想，为保证世界和平着想，为根绝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着想，印度的独立自由变成急不容缓的事情。
甘地是个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人，他办事很有方法和步骤，绝对不会冒冒失失地干一宗没头没脑的事情。例如他提议英国须退出印度，这是个最高的原则，迟早要使它实现，但在进行的过程中，他绝对不使英国或盟军发生困难，或者使日本对中国增加压力。
更具体一点说，所谓“英国须退出印度”，并不是说所有驻在印度的英国人都要退出，更不是说那些以印度为谋生的地方，或者归化为印度公民的英国人都要退出。假如英国人好心好意地自动退出，结果将使印度能够成立一个比较安定的临时政府，而这个政府将和英国携手合作，抗拒侵略，帮忙中国。
在采取这步骤的时候，国大党的领导阶层知道也许有危险。但是，凡是想达到自由的国家必须冒着这种危险。虽然如此，国大党绝不会冒冒失失地从事，免得使英国陷于尴尬的境地。国大党很希望英国能够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合理的建议，因为这种建议，不但是为印度的利益着想，而且也是为英国的利益着想。
关于英国退出印度，这完全是技术问题。在友好的善意的合作下，英国的撤退将是鬯匕不惊，风平浪静。人民还可以照常工作，根本不知道撤退是怎么一回事。至于那些负责人物，他们将团结一致，组织一个临时政府，这样一来，政治上绝对不会脱节。
另一方面，假如英国决定不撤退，那么麻烦的问题将接二连三地发生。
诚如甘地所说：
你知道恶意已经存在，它将滋长得很快。撤退运动一开始，恶意将变成善意，假如英国人会响应；但是，假如他们没有响应，那么当一个民族要努力摆脱外族的束缚的时候，恶意根本用不着其他出路。它会采取健康的路线，而不会采取目前所采取的很坏的路线。
说来说去，在外国人的束缚下的印度，很难给英国以任何帮忙。假如英国要得到印度的帮忙，它必须先给印度解放。可惜这种最简单最容易明白的事情，英国却不能了解，而且也不想了解。须知印度一经解放，它将得到道义上的力量，而且在自由世界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力量。这种道义的力量将使英国的国力提高到空前无比的程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针对这问题，甘地曾应各国记者的要求，举行招待会，其中有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一个问题说，在这大战期间，印度忽然提出英国须退出印度这问题是否不合时宜，是否会影响到战争的进行。
甘地答道，这种观念纯粹出于愚蠢无知。假如英国政府今天宣布印度完全独立，那么他敢说印度内部绝对不会发生任何复杂的问题。事实上，英国如能及时撤退，这对于盟军的作战，丝毫没有危险。
英国《新闻纪事报》的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一定要在目前退出？
甘地答道：
这答案很简单，为什么一个自由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一个囚犯却没有法子做得到？你们也许没有坐过监，但我却坐过监，而且知道这情形。坐监是指斯斯文文的死亡。我告诉你说，整个印度正在斯斯文文的死亡，呼吸就操在英国的手里。此外，我还有一种你们没有尝过的经验，你们不是属于一个被外族统治过几百年的国家的人民。我们的习惯是，我们从来没有自由过。你们知道鲍斯（Sublas Bose），他是个富有自我牺牲的人，他在印度文官中，也许有辉煌的成就，可是他现在却成为亡命客，因为他对于印度这种孤立无援的环境，实在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所以他这才觉得，他应该向德国和日本求援。
英国记者又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你和英国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吗？假如英国表示和解，你也是根本不理会吗？”
甘地很坦白地答道：
就我们而论，我们的心扉已经紧闭了。像我们在议决案所说的那样，一切希望都粉碎了，责任已经转移了。但是，美国、英国、中国，甚至俄国都可以向印度呼吁，因为印度希望得到自由。假如它们所提出的建议是可以接受，那么国大党或者其他任何党的确会考虑和接受这建议。假如我们说：“我们不要跟任何人谈判，而且我们会横着心，赶走英国人。”这未免显出我们太顽固。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国大党委员会根本不会开会；同时，也不会有什么议决案；连我也不会接见记者的代表了。
自甘地提出英国须退出印度的建议后，世界各国人士，多数不对他表同情。他们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假如草率从事，这将使亲者痛，仇者快。甘地本人对于英国很有好感，可是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却使他不敢恭维。虽然甘地认为英国也许会运用各种手段，争取各国支持它的政策，但印度却敢大声疾呼，反对一切有组织的宣传。
甘地一生信仰非暴力主义，但这种信仰也有先决条件，这是说，非暴力主义须与我们的尊严和安全没有抵触。他曾说：“假如有人勒住我的咽喉，要淹死我，难道我也不会挣扎，直截了当地使自己得到解脱吗？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并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地方。”
甘地要反复说明，独立国与殖民地的地位大不相同。目前印度是个殖民地，许多事情都是碍手碍足，对于英国的大局，正是爱莫能助。一旦印度得到完全独立，它将自由自在地发挥它的意志，助英国一臂之力。目前是个千载一时的机会，让英国从容地退出。假如英国犹豫不决，轻易地放过这机会，那么后代的史家将异口同声地加以非难，说这一代的英国政治家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致在战场上一败涂地。
有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牢牢地记住，甘地所主张的英国须退出印度的要求，完全是站在正义的立场来讲话。他仅反对英国的统治，不反对任何英国人，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根本没有仇敌。这一点，不但英国人要明白，连全体印度人民也应该认清。
他曾进一步声明，假如任何印度人不明白他的意旨，随随便便地对英国人怀恶意，那么这种人最好不要参加印度的独立运动为妙。因为他们如参加，而且要轻举妄动，这无形中使印度的独立运动遭遇意外的障碍。
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甘地的合理的要求，英国政府当局不但听不进去，而且变本加厉地采用高压的手段，这刚好和甘地的理想背道而驰。
因为印度殖民地政府采用高压的手段，所以它便和民众发生冲突。民众袭击150个警察局，以及许多政府机关。警察便大开杀戒，除了运用催泪弹外，还在低飞的飞机上运用机关枪来扫射平民。据比较可靠的估计，到了1942年年底，印度有六万人被捕，其中有二万六千人认罪，一万八千人在防卫印度的法令下被拘留。成千成万的国大党员向警察挑战，他们有几个月工夫不敢露面，专门从事地下活动。至于那些曾受英国政府册封的社会名流，他们也曾接二连三地将这些荣衔送还英国，表示他们绝对不肯和英国合作。
但是，当时英国的最高当局丘吉尔爵士是个“死硬派”，他坚决地主张，英国须继续控制印度，不让印度独立自由。他曾很坦白地宣称，他不想做英帝国的收盘人，姑定有一天英国一定要退出印度，这种工作应该让别的首相来干，他绝对不想迁就。
因为英国和印度的距离还相当大，所以英国撤退这事情一直要迟延五年之后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