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祖释迦牟尼去世后，印度就没有产生过震撼国际舞台的大人物；不料二千四百多年后，印度同时产生了两个伟人——甘地和泰戈尔，而后者仅比前者大了八岁。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说得好：“泰戈尔是当代的柏拉图，甘地是当代的圣保罗。”的确，泰戈尔的多才多艺，聪明睿智，简直是柏拉图再生；而甘地对于宗教和政治的虔诚，真是圣保罗的化身。只因罗曼·罗兰对于甘地和泰戈尔两人有同样的认识和崇拜，所以他的评语是很有分量，值得人重视。
当甘地在南非展开如火如荼的活动的时期，他和泰戈尔是不相识的，虽然在内心里，彼此互致景仰之忱。到了1914年12月19日，甘地带了家眷坐船回印度的时候，他决心把他在凤凰农场的一批人马，请安得烈介绍给泰戈尔，希望后者妥为照顾。须知甘地和泰戈尔都是宽大为怀的伟人，泰戈尔受了甘地的委托，真是受宠若惊，所以他马上写封信给甘地，请他放心。
你会想到我的学校是个很适当的地方，让你的凤凰农场的学生居住，当他们在印度逗留的时候。这事情使我真正高兴——当我亲眼看见那些亲爱的学生住在那地方的时候，我将更见高兴。我们都觉得，他们对于我们的学生会发生很有价值的影响，同时，我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一点益处，使他们在圣蒂尼克坦的逗留期间很有效果。我写这封信向你道谢，因为你准许你的学生变成我的学生，因而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献身工作上造成一种活的联系。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就是16年，1930年1月，印度国大党准备宣布独立纪念日。在这期间，甘地夜以继日地全神贯注于祷告。那时，天花流行于印度，甘地的修道院也有3人死亡。许多人劝导甘地，给修道院的一般成员种痘。这事情倒使甘地进退两难。原则上。他是不喜欢种痘的，但是，他眼看许多人因为患着这种传染病，致遭死亡，他又不能无动于衷。最后，他只好用一番言论来自慰，说这种传染病是上帝给他以考验，同时，他希望大家对于死亡和吃苦比较生命更为珍惜，因为前者具备清净纯洁的功效。
那时，各界人士都注意甘地的修道院，看见甘地的第二步动作是怎样。1月18日；泰戈尔访问甘地的修道院，准备和甘地聊天。泰戈尔说：“领袖，现在我是70岁了，我比你老得多。”甘地很幽默地答道：“当一位60岁的老翁不能跳舞的时候，一位70岁的青年诗人却能跳舞。”泰戈尔似乎很羡慕甘地对于快乐的老年的出口成章的说法，于是他插嘴道：“你准备再度被捕，我希望他们也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甘地答道：“你并没有行动。”结果，两人大笑一场。
泰戈尔谈论各种问题，然后他很抱歉地说他浪费了甘地许多时间。这句话使甘地有个机会，把话题引到他所喜欢的题目。他说：“不，你并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我一直在纺纱，同时，又没有把我的会话中断。当我每分钟上纺纱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正在增加国富。我的估计是，假如我们中有一千万人每天纺了一小时的纱，把闲散的时间，妥为利用，那么我们将给国富增加了五万卢比。纺纱并不会使任何一位男人或女人失业。它只想运用几百万人的一分一秒的闲散时间，从事共同的生产工作。虽然他们不大聪明、没有技巧、没有希望，但他们不能再找一件事情比较纺纱更好、更方便、更能够得利。他们不想增加农业的生产。我们平均拥有两亩以下的土地，农业委员会卷帙繁多的建议，对于贫农是毫无价值。事实上，他们所提议的东西，永远不会发生效力。”
泰戈尔很肯定地答道：“这些委员会毫无用处，它们只会增加几个部会罢了，我对它们没有信心。”
泰戈尔很乐意知道，本年甘地准备替国家做什么事情，甘地说：“我很认真地日思夜想，但我还不能够从周遭的黑暗中找出一线曙光。但是，假如我们不能够想出有效的人民的反抗的计划，我们仍要宣布本国要达到完全的独立，尤其是自治领的地位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相反的时候。”
当泰戈尔准备离开的时候，修道院同仁把他包围于祈祷场中。泰戈尔说：“说话是浪费精力，使肺部做不必要的活动。今天不像平常那样，我不和你们多谈，我只对你们说一句话，为国牺牲，不在于感情的热烈，而在于真理的训练——真理的严格训练。……我们不要多说，但对于沉默的工作须有信心，对于简单的开头有信心。我知道，真理会自动传播，像野火一样，传播到全国，虽然开头是微不足道。”
作为政治领袖的甘地，他对于一般政治犯及拘留者，关怀备至。1937年冬，他曾为政治犯及拘留者说项，特地前往加尔各答。他在那儿逗留了三星期。他的健康本来欠佳，加上开会期间的不断说话，差一点儿一病不起。泰戈尔本人也是久病初愈，他扶病前往探视甘地。只因身体很衰弱，他跑不上楼，结果，坐在椅子上，让人家把他抬到甘地祈祷的地方，静坐了一会儿，两人相对无言，泰戈尔只好暗中给他祝福，然后静悄悄地离开。
1939年，当甘地快要达到71岁的时候，全世界人士都非常关注他。10月2日，印度大哲学家，即现任总统拉打屈里斯南博士编印一本生日纪念册，贡献给甘地。泰戈尔说：“对于这位穿着叫花子的服装的伟大的灵魂，这是我们共同的权利，要庆祝他的诞辰。”
诗人这两句话，言简意赅，甘地听了很高兴，但他坚决反对人家立碑刻像来纪念他，更反对人家宣布他的生日为公共假期。圣雄的用心，究竟和常人不同。
当1940年间，希特勒席卷半个欧洲，美国有个记者向甘地提出有关印度国大党大会最近的决策，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甘地很干脆地答道：“假如国大党的非暴力主义能够成功，那么希特勒主义以及其他类似的主义，将一扫精光。”
那位记者又提到印度是否要尽一点力量，使美国对于印度的情形更明白，因而促进物资和思想的交流。
甘地答道：“首先让我们谈到物资。美国可以得到它的物资，不管印度的条件和愿望是怎样。就思想而论，我的不大愉快的经验是，反印宣传在美国占了最大的优势，甚至我们的出类拔萃的大人物——如泰戈尔——的访问美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谁也知道，当面恭维，也许有什么作用，只有背后的恭维，才算是心悦诚服。甘地在美国记者面前，称泰戈尔为出类拔萃的大人物，而且希望他在访美期间，能够改变美国人对印度的观念，这充分说明甘地是多么爱护泰戈尔。
1940年春，甘地在圣蒂尼克坦逗留了几天，到了2月18日那天，泰戈尔特地在檬果树下举行一个茶会。泰戈尔说：“对伟人表示敬意，自然要用最简单的辞句。我们对你说这几句话，要让你知道，我们把你当做自家人，是属于全人类的一分子。”
甘地说：“圣蒂尼克坦对我一点也不陌生。1915年我到这儿的时候，它才在形成——这并不是说，现在它不是在形成。大师自己也在长成中。年龄对于他的思想的韧性，毫无影响。因此，只要大师的精神庇护着圣蒂尼克坦，这儿永远不会停止生长。圣蒂尼克坦的每个人和每件东西都有他的份儿。大家对他的尊敬，正在提高，因为这是出于自发。这事情也使我兴奋。我知道，大师是为他手创的亲爱的国际大学而生存。他希望它发达，同时，还要确保它的前途。关于这问题，他会和我作长谈，但他还觉得不够，所以，当我分手的时候，他交了一封宝贵的信给我。”
亲爱的领袖：
今天早晨你把我们国际大学的活动中心作个鸟瞰。我不知道，你对于它的价值作何评价。你知道，从近处着想，这个机构是国家的性质；但在精神上，它却是国际的性质。它要采用最好的方法，把印度的文化，贡献给世界。有一度，当它陷于危机的时候，你救了它，使它不至完全垮台，并且使它站得住。这种友谊的行为，我们永远感谢你。现在，当你要离开圣蒂尼克坦的时候，我向你诚恳要求，请你保护这个机构，保证它永远存在，假如你认为它是本国的一项资产。国际大学好像一只船，它载运着我们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我希望同胞们对于这机构的保留，予以特殊的关注。
言辞恳挚，披肝沥胆，使甘地大受感动。甘地说，泰戈尔是个国际人物，所以他所创办的东西，完全属于国际的性质，而国际大学是最好的表现。就国际大学的经济而论，他一定倾全力来支持，所以泰戈尔大可放心。
1945年，甘地往加尔各答参加全印国大党委员会，散会后，他即前往圣蒂尼克坦的祈祷场，那时，国际大学所有教职员和学生都聚集在一起作祷告。甘地发表一篇简单的演讲，他把泰戈尔比做母鸟，张开翅膀来保护它的窝。“在他的翅膀的温暖下，圣蒂尼克坦才能够发展为目前的规模。孟加拉充满着他的诗歌。他不但用他的诗歌，而且用他的笔锋和画笔，使印度的大名照耀于全世界。我们都失掉他的爱护的翅膀的温暖。但是，我们不要悲哀，补救的方法还在我们的手里。”
甘地又继续发挥他的伟论，他说：
伟人的真正纪念碑，不是大理石、青铜，或黄金制成的像。最优秀的纪念碑，是装饰和扩大他的遗产。凡是把父亲的遗产埋葬在地下，或者把遗产浪费掉的人，都不配接受父亲的遗产。所有人类总有一天脱离这世界。大师已经去世，他曾经完成人类在一生中所能希望达到的事情。他的灵魂现在平静地安息着。现在轮到你们，圣蒂尼克坦的工作者和住户——以及景仰大师的精神的所有人物——集体地表现他的理想。
平心而论，甘地和泰戈尔是现代印度最值得自豪的两位伟人，他们献身给社会、国家、世界。他们所追求的是来生，不是今生。甘地曾说：“生与死是同一钱币的正面和反面，它们是分不出来的。……就我个人而论，我可以说，我差不多忘记悼念朋友和亲人的死亡，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也采取同样的办法。”
当泰戈尔诞辰那一天，甘地以《光辉永不磨灭》这题目，发挥他的一篇伟论。他说：
大师的躯壳化为灰烬，但他从内心里所发出的光辉，只要地球上的生物还存在的一天，将像太阳一样照耀。他所发出的光辉是赐给灵魂，好像太阳所发出的光辉是赐给身体一样。他是第一流的诗人和文豪。他用母语来写作，所有孟加拉人都能够深刻地饮着他的诗的源泉。他的著作被译为各国文字。他也是一个伟大的英文作家，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仅受中等教育，但他没有得到大学的学位。……写作不是他唯一的天才，他是个艺术家、舞蹈家、歌唱家，具备最精致的甜蜜和纯洁。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印度独立后的国歌，就是出于诗人泰戈尔的手笔，而甘地更竭诚赞美泰戈尔的伟大，因为他的诗歌最能够鼓起爱祖国、爱人类的热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