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李白和杜甫齐名，元稘和白居易并重。这成为千古美谈。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的书房悬着近代和当代八个伟人的肖像，其中有三个德国人，即歌德、贝多芬、爱因斯坦；三个俄国人，即托尔斯泰、列宁、高卢基；两个印度人，即泰戈尔、甘地。
罗曼·罗兰不但是个第一流的文学家，而且对于国际问题也有相当的认识。他是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侵略，反对殖民地制度；主张和平，主张民族自决。因此，甘地所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甚得他的同情。
远在1923年，罗曼·罗兰已经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甘地传》，以后遇有适当的机会，他就在法国著名的报纸上著论支持甘地的一切行动。
甘地和罗曼·罗兰，心心相印。甘地曾两度决定到法国去访问罗曼·罗兰，可是一个从事革命的人，一天忙到晚，不然，就是坐监，所以他迟迟不能成行。直到1931年8月29日才动身赴欧。
9月11日，抵马赛，罗曼·罗兰特地派他的妹子马德莲（Madeleine Rolland）去欢迎，因为那时罗曼·罗兰健康欠佳，整天与病榻药瓶为伍。和他妹子同往码头欢迎的，还有一位法国名作家普利发（Privat）。在场的法国记者看见甘地的怪模怪样的服装，表示惊奇。等到他进海关检查处时，官员问他有什么报关，甘地说道：“我是个贫穷的行脚僧，我的世俗的财产包括六架纺车、监狱里用的碗碟、一罐羊奶、六条手织的腰布和面巾；至于我的名誉，那不值一提。”
马赛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欢迎会，专门招待这位“印度的精神大使”，甘地把这些人当做朋友和学生，于是说道：
自1890年我以学生的身份访问法国后，你我之间就建立了伟大的永久的联系，这个联系的制造者，是你们的出类拔萃的同胞罗曼·罗兰。他把我过去30年间所发表的一些卑之无甚高论的文字，解释给你们听。我稍微认识贵国的传统，卢梭和雨果的教训，当我接受这使命——我在伦敦的使命非常艰巨——蒙你们学生界给我热烈欢迎，这使我十分兴奋。
接着，甘地前往伦敦开圆桌会议，到了12月5日寒风料峭的黄昏，才抵达罗曼·罗兰在瑞士的别墅维尔尼夫（Willenerve）。那时，甘地六十二岁，罗曼·罗兰六十五岁，二人一见如故，大快平生。
罗曼·罗兰抱病，躺在楼上，所以他就在病榻前招待这位贵宾。他对于列宁有很高的评价，所以他认为甘地没有会见列宁，是一件憾事。他对甘地说：“列宁像你一样，从来不会违背真理。”那时，欧洲动荡不安，一切事情使他非常烦恼。因此，他说：“我希望年轻二十岁，使我能够对破坏的力量展开剧烈的斗争。”
罗曼·罗兰把身子靠近甘地，紧握他的手，他的炯炯发光的一双蓝眼睛瞪着甘地，站在旁边做翻译的罗曼·罗兰的妹子说道：“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机会终于来临。有时我们害怕，彼此不能见面，就这样死去。”
那天是星期一，即甘地沉默的日子。罗兰费了九十分钟。畅谈欧洲道德上社会上悲惨的状况。甘地静静地听着，同时，用铅笔写出许多问题。这是第一次会面，此后每天都会面，交换意见。
第二天，他们讨论甘地赴罗马旅行的事情。他想拜访墨索里尼和教皇。罗兰警告他说，法西斯政权将利用他的访问，以便达到它的险恶的目的。甘地说他能够冲破他们的包围。罗兰提议，甘地可以提出某些条件。甘地说？预先作这样的安排，是和他的信仰相反。罗兰坚持他的意见。甘地就说：“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对于我停留罗马的计划，到底有什么意见？”罗兰请他和独立人士同住。甘地表示赞成。
罗兰请甘地批评他关于欧洲的言论。甘地同情罗兰的苦痛，但他说，他的历史知识很有限。他解释道：“我的方法是实验的，我所有的结论都根据个人的经验。”他承认这办法很危险而且有错误，不过他对于个人的意见应该有自信心。他信任非暴力主义，它能够救欧洲。英国的朋友们想向他证明非暴力的方法的弱点；“但是，虽然整个世界对它怀疑，我却继续相信它”。
此后的两天，甘地把维尔尼夫当做他的根据地，然后到洛桑和日内瓦旅行，并参观几个乡村。乡村的小孩们一有机会，就对着他引吭高歌；有一位歌女，当甘地吃早餐的时候，总要跑到他的别墅的楼梯的中段，一面唱歌，一面表演。有一天，当他要参观日内瓦的时候，有个朴素的农妇给甘地一枚价值五法郎的银币，上面刻着：“一位瑞士劳动妇女献给一位印度贫穷的妇女的小礼物。”在洛桑，群众曾在教堂开大会欢迎他，主席致开会辞，说道：
伟人甘地，阁下光临我们的城市，我们是多么高兴。我们欧洲人提心吊胆，害怕未知的东西，害怕贫穷，害怕坐监吃苦。但阁下却喜欢这些东西，阁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东西，阁下一点也不害怕。我们把耶稣上山教训背得滚瓜烂熟。阁下却了解这道理，并且一一实施。我们相信上帝及和平之神，但在阁下面前，我们显得太微小了。
甘地和罗兰会面的时间虽不长，但由于这两位伟人彼此神交了几十年，所以一见如故，无所不谈。到了分手之后，罗兰亲给一位美国的朋友写一封长信，报告他对于甘地的印象。
当印度人来访问的时候，我多么喜欢你也能够在这儿！他们在维昂纳别墅（Villa Vionett）逗留了五天，从十二月五日至十一日。这位个子很小的人，戴了眼镜，没有牙齿，用白色的带有头巾的外衣包裹着，但他的腿，瘦得像苍鹰脚一样，是赤裸裸的。他的剃得光秃秃的头及一些粗疏的头发，是没有盖住，而且给雨淋湿了。他带着干笑来见我，他的嘴张得很大，好像狗儿在喘气。他用手臂来抱住我，他的颊靠着我的肩膀。我觉得他的斑白的头靠着我的颊。我自己开玩笑地想道，这倒像圣多明尼（St. Dominic，即西班牙黑袍托钵僧的开山祖）和圣芳济的接吻。
接着，罗兰报告甘地的几个秘书、随员等人的名字。那时，罗兰刚好伤风，气管发炎，在他别墅的三楼休息。每天早晨甘地都去看他，和他长谈。他的妹子马德莲及甘地的弟子美拉女士轮流担任翻译，他的苏联秘书康达捷娃女士做笔记，他的邻居摄影。现在且看甘地在罗兰的别墅里的生活状况：
晚上七时，在客厅二楼作祷告。在暗淡的灯光下，这位印度人坐在地毯上，他的信徒们环坐于周围；他们先后唱着三首很美妙的歌——第一首是印度经典的精华，第二首是甘地从梵文翻译出来的古代的歌，第三首是罗摩和锡达（Rama and Sila）的赞美歌，由美拉女士用热烈的尊严的声调来吟诵。
甘地是个早起晚睡的人，当他在伦敦开会的时候，有时熬到半夜才睡觉，但是，清晨三时又起身作早祷，习以为常，风雨不移。因此，罗兰继续说道：
这位个子很小的人，外表似乎弱不禁风，但他却不停不息；疲倦这个字眼在他的字汇里找不到。他能够冷静地花了几个钟头来答复群众的疑难问题，像他们在洛桑和日内瓦的情形那样。脸部的肌肉，一点也不痉挛。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子上边，他的声音清楚而又镇定，他给露面或不露面的敌人——在日内瓦这种人倒不少——答复各问题，告诉他们以真理，使他们听了之后，哑口无言。
甘地与罗曼·罗兰都是国际主义者。他心直口快，想到说出，绝对不作双关语。关于整军兴武的问题，关于劳资冲突的问题，他有一贯的看法，所以那些小资产阶级及国家主义者听了很不开胃。罗兰熟悉欧洲的情形，因此，当甘地要发表关于上述二问题的伟论的时候，他负责给他作指导。据罗兰的观察，假如甘地再在欧洲待下去，群众大会很可能会被禁止。
据罗兰的分析，甘地的理想是通过继续不断的实验后，才变成行动，他采取直线的办法，从来不停止。假如有人把他十年前所发表的言论来判断他，那么这种判断很可能会错误，因为他的思想时常在革命中。从前他爱说“上帝是道”，后来却改为“道是上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最后的一个晚上，甘地祷告完，请我给他弹一点贝多芬的歌曲。他不懂贝多芬，但他知道，贝多芬是美拉女士和我的中间人，后来又是美拉女士和他的中间人，结果，我们三人都应该向贝多芬感谢。我给他弹奏“第五交响曲”的平调。我还加上格鲁的《香绮丽丝歌》，这是乐队演奏的一页，带着笛子的气氛。
本着“爱屋及乌”的思想，罗曼·罗兰既爱护甘地，又同情甘地所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他认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应该彻底改革，这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同时，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主义，是使我们能够达到社会改革的目标，而不至发生流血的革命。
罗兰认为，假如英国不顾现实的环境，一味用高压的手段，使印度的独立运动一败涂地，那么代之而起的，将不是温和的进化，而是暴力的革命。请问英政府当局，他们欢迎甘地呢，还是欢迎列宁，二者应该有所抉择。
罗兰下个结论说：
就是这事情使印度的非暴力主义运动更见悲惨，这就是那些具备社会的和谐，以及和平与福音的精神的人之所以竭尽绵力来帮忙印度的理由。假如在斗争中，印度的非暴力主义失败，那么基督本身将被最尖锐的枪刺死于十字架上边。到了那时，再也谈不到复活了。
作为一个文豪的罗曼·罗兰，他是关心时事的，同时，又赞成不流血革命的。因此，在未来的岁月中，罗兰不但替印度的独立运动作义务宣传，而且在通讯中，时常表示“永远和你在一起”（Ever With you）。
这种国际友人的崇高的精神上的赞助，实在比目前国际间所流行的军援经援更实际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