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甘地许身救国后，他的国际友人越来越多，但是，长期和甘地在一起工作的国际友人，却没有一位比较安德烈（C. F. Andrews）更为密切。
1904年，安德烈离开英国，到德里的一间教会学校去教书，他比大多数英国人更能够亲切了解印度的生活。当1923年印度人在南非的紧张状态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自动前往南非，为印度人请命。当时印度的一位领袖及甘地的朋友高禧尔，请另一位英国人庇尔逊（W. W. Pearson）和他同行。他们抵达南非达尔班港的时候，甘地率领一班朋友到码头去欢迎。二人一经介绍之后，安德烈即向甘地致最大的敬礼。
当印度的侨民跟南非政府一再举行谈判的时候，安德烈照例都有参加。以后36年间，他和甘地形影不离。1924年，甘地曾对他说：“我们俩好像同胞兄弟。”事实上，他和甘地就是密切到这种程度，当甘地老年，一般人都称呼他为“伟人”或“爸爸”的时候，只有安德烈叫他的名字“莫汉”——（Mohan）即甘地的名字“莫汉达斯”（Mohandas）的简称。这虽是小事，不过从这儿可看出他们的交情。
安德烈直接帮忙甘地，间接帮忙印度人，他的爱护甘地和印度人真是无微不至。他的足迹遍全球，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只要他的能力做得到，他一定自动地支持印度。
他是西洋人中最了解甘地的一个，我们只看他的三部大著：《甘地的思想》、《甘地的故事》、《甘地的工作》，以及其他有关甘地的许多篇论文，便知他对于甘地的一生，从思想到行动，有多么透彻的认识。
在南非期间，安德烈曾请甘地考虑高禧尔的建议，不要游行，因为高禧尔正在卧病。甘地说，他从来不会忘记高禧尔，但是要他收回成命，倒是相当困难。
甘地曾和安德烈拜访斯麦特将军。那时，南非联邦的欧籍雇员刚好大罢工，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在这危急的时机，甘地决定取消原定的游行的计划，因为他不愿意使政府觉得很尴尬。甘地这么一个决定，给政府以良好的印象。恩柏丝勋爵（Lord Ampthill）致电甘地，说他会考虑到他的劲敌。斯麦特将军也非常欣赏甘地的自制的精神。斯将军的秘书很幽默地对甘地说：
我不喜欢你的人，也不想帮你们的忙。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当我们危急的时候，你帮我们的忙，我们怎么能够向你下毒手的呢？我时常希望你像英国的罢工者一样采取暴力的行动，然后我们马上会知道怎样对付你。
甘地是个有守有为的人，不过他能够得到一位彻底了解他的主张和行动的英国人和他合作，自动地给他做参谋，替他铺路子，这无形中使他立于不败之地。
安德烈和甘地的密切合作，一方面使甘地得到不少的便利，因为爱屋及乌，使甘地能够坚持他的主张，即反对制度不反对人。甘地说：
我所攻击的是制度，我不跟英国人吵架。现在我还尊重个人，像我没有发觉现成的制度无可救药前的情形一样。例如安德烈和其他英国人，他们现在和我的关系比较从前更见密切。
虽然我和他的关系，是亲逾手足，但是，假如他一天升为印度总督，我就不信任他。假如他接受这职务，我就不相信他的才能仍旧很纯洁。他需要执行一种制度，而这制度本质上是腐败的，而且假定以我们为劣等人作基础。撒旦会运用比较有道德的工具和伦理的语言，使他的目标带着尊严的气氛。
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甘地之所以能够坚持反对制度不反对个人的主张，多少是得力于安德烈。因为甘地一生努力的对象，是反对英国把印度当做殖民地，殖民地制度一旦不去，甘地死也不会瞑目。但是，在英国人中，他显然有许多朋友，而甘地和安德烈的关系，正是亲逾手足。
但是，我们要记住，甘地和安德烈的关系，是平等待遇的朋友，而不是主从待遇的上下属。因此，安德烈认为正确的事情，他可以全力支持甘地；相反的，假如他有不同的意见，他也要老老实实地指点出来，绝对不会唯命是听。
当甘地在印度展开独立运动之后，他的首要工作，就是提倡手工业。要提倡手工业，当然要从纺纱和织布着手。他主张家家户户须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来织卡基布，一来使家庭生活更有生趣，二来使一般平民多了一笔收入。再进一步，他主张把现有的洋服全部烧得一干二净，像我们烧掉垃圾桶的废物一样。此外，他还害怕外国的布商乘机制造一些冒牌的土布或卡基布。因此，他说，在这过渡时期，土布越粗越妙。
孟买是印度最欧化的城市，纱厂和织布厂林立，同时，穿着洋服的人最为普通。甘地就在孟买鼓起烧洋服和洋布的浪潮。这个浪潮很快蔓延到全国。甘地这种斩钉截铁的行动，曾引起严厉的批评，连他最亲爱的朋友也没有例外。安德烈曾经义愤填膺地写道：
当你向根本的罪大恶极的行为，如酗酒、吸毒、贱民制度、种族的傲慢等，实行无情的大打击的时候，当你向娼妓的丑恶制度，实行极柔和的打击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高兴。但是，烧掉外国布，并且告诉人说，穿着外国布在宗教上算是犯罪，然后把男男女女，即外国的兄弟姐妹的神圣手工品烧掉，说什么穿着这东西就会“污秽”——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一切和我的意见刚好相反。你知道，我现在几乎不敢穿着你所赠的卡基布，恐怕我会把别人当做法利赛人，并且说了一声：“我比你们更见神圣。”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这儿可见，安德烈要做甘地的诤友，不做普通的佞人。
为着寻求印度内部的团结，甘地曾再三绝食，表示他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坚决的态度。在每次绝食时期，安德烈爱护得无微不至。记得1924年10月8日，甘地停止绝食的时候，安德烈曾作下列的描写：
当甘地停止绝食的前夜，他容光焕发，精神愉快。他躺在自己家里露天的阳台的床上，月光照耀着满屋，有许多最亲密的朋友来看他。那时距离月圆之夜（Purnima）才四天。
晚祷的时间到了。像平时一样，他号召所有人物——包括国大党的志愿人士——也来参加他的晚祷。沙巴马蒂修道院每天晚上所朗诵的印度经典的片段，现在由大家共同朗诵了。它说明灵魂完全征服身体的官觉和胃口。最后，它说那位能够征服的人，将会心平气和。当我看到他的容光焕发的时候，我能够充分了解刚才大家所朗诵的文字的意义。
我们知道，甘地是最信奉上帝的人。他曾说：“我知道，我什么也不能干。上帝什么都能干。唉，上帝啊，把我当做你的适当的工具，你可以尽量使用我罢。人类不是好东西。拿破仑有许多计划，结果，成为圣赫里拿岛的囚犯。刚强的德国皇帝，志在作欧洲的帝王，结果，降为普通的平民。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细心想念这些例子，同时，须谦恭一些。”
1931年，安德烈陪甘地到英国参观，他们曾往牛津和剑桥，足迹到处，备受欢迎。接着，他们曾参观伊顿公学，该校学生请甘地发表维护印度教的理由，甘地说：
你们在英国占了重要的地位，在将来，你们中有人做首相、将军、行政官。我很想进入你们的心里，当你们的性格在形成，而且容易进入的时候。我倒喜欢把某种事实摆在你们面前，以便抵消那些传统地给你们的错误的事实。在高级官员中，我觉得他们愚蠢，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知识，而是说他们的知识是根据错误的资料；所以我要把真实的资料告诉你们。
换句话说，甘地所追求的是印度的独立自由，并不关于他个人是印度教徒或回教徒。
安德烈不但是甘地的挚友，而且是泰戈尔的知心。他曾跟泰戈尔遨游旧大陆，不幸在中途把行李遗失，弄得大家都不好过。这儿引用泰戈尔致安德烈的一封信，可以反映他们俩的友谊。
现在我们是在法国的一个最美丽的地方。但是，当你把那些储藏你们所有的服装的箱子失掉的时候，自然界的美丽又有什么用处呢？你很可能同情我周遭的树木，假如像它们一样，我用不着依赖裁缝匠来维持自尊。目前全世界对我最关重要的事件，并不在于波兰、或爱尔兰、或米索波达美亚发生什么事情，而在于我们这一行的箱子，从巴黎到这儿的转运中，消失于运货车里。
虽然大海对着朝阳、夕照、群星灿烂的沉默的晚上歌唱，虽然你周遭的森林用脚尖站在岩石上边，像古代的德鲁意（Druid），高举两臂向天空，歌颂原始的生活的歌曲一样，但我们须赶快跑回巴黎，借助裁缝匠和洗衣佬来恢复我们的尊严。
我刚才收到你的信，有一度，我仿佛觉得自己是在修道院的怀抱里。摆在我的眼前的，就是我和修道院的离别一再延长，这事情我不知道多么难过；但是，同时我也觉得，假如我和广大人类的世界关系，不在真理和友爱中长大，那么我和修道院的关系也不算很完满。
甘地以出世的心情，从事入世的事业。他本人不慕名利，不求闻达，但他却心甘情愿地与贱民为伍，而且很乐意分担他们的责任。
据安德烈说，有一次薄暮黄昏前，彩霞照耀天空，甘地就安坐于南非凤凰修道院的露天的院子里。那时，甘地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仍想尽办法抚养一位病童，因为这病童很诚恳地抓住他的膝盖。另有一次，在奥里沙，甘地差不多病得要死，因为他的血压突然高涨。当安德烈收到有关甘地的病状的电报的时候，他漏夜动身，奔赴甘地的床边。那时，甘地一宵失眠，只好很安定地躺在床上，面对朝阳。当安德烈正要和甘地谈天的时候，突然有一位最下级的贱民跑到甘地的身边，有所要求。一会儿，甘地的病似乎痊愈，他的整个心几乎粉碎，因为他不忍再看那位站在自己面前，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的贱民所遭遇的耻辱。
安德烈之所以特地举出上述两件小事，为的是这充分证明，甘地的心肠是多么柔软，对于贫贱困苦的人多么爱护。
1940年4月5日，安德烈不幸去世。甘地以极沉痛的心情写道：
安德烈·查理是一位最伟大的最优秀的英国人，因为他是英国良好的公民，所以他也成为印度良好的公民。当我们在南非会面的时候，我们一见就像兄弟一样，这情形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我们之间没有距离，这并非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印度人的友谊，这是两个追求真理者和公仆间不断的联系。……在一躺下去就不能再起的病榻中，他还说：“莫汉，独立将降临！”英国人和印度人能够使独立降临。最优秀的英国人和最优秀的印度人很可能聚集在一起，而永远不会分离，直至他们能够拟定一种能够被双方接受的公式。安德烈所留下的遗产，就值得我们努力。
《诗经》有两句名言，“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圣雄甘地在他一生致力革命的过程中，能够得到一位相亲相爱的异国朋友和他比肩作战，而且以英国人来反对英国的统治，这不但是甘地个人的福气，同时，也使印度独立运动更能够提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