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哲人，无论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崇尚简单的生活。只因他们懂得归真返璞，寡欲清心，所以他们才能够把全副精力集中于真理的探讨。我们不要以外观取人，不要以为身着质朴无华的道袍的僧侣或道士，甚至半身裸体，仅包着一条腰布的行脚僧，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不知道他们的简单的生活里是别有天地，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想象。
在杏坛设教的孔子，他的理想的教学相长的生活，就是当暮春百花齐放的时候，率领五六名大学生，六七名小学生，到郊外去游泳、野餐、载歌、载舞。在大自然的抚爱下，享受了一天清福，然后储备充沛的力量，继续向书本上探讨，把理论和实践打成一片，这是多么理想！
宋朝的四大书院——庐山的白鹿、衡阳的石鼓、应天的应天、长沙的岳麓——都是选择最优美的地方，最清静的环境来讲学。因为人类是环境的动物，而习俗移人，谁也逃不了环境的影响。明代的理学大师王阳明，他平生讲学最得意的地方，就是贵州的龙场和江西的庐陵，而这两个地方的清静的环境，对于他的著书立说的生活也不无影响。
印度像中国一样，它的哲人也最喜欢苦行修道。就近代而论，政治家高禧尔在潘那创办“印度公仆学会”（Servants of India Society）、诗人泰戈尔在孟加拉设立“圣蒂尼克坦修道院”，即印度国际大学的前身。因此，当甘地的思想已经成熟，同时，当他要展开印度独立运动的时候，他就在阿默达巴附近创办他的修道院，原名“沙巴玛蒂阿须蓝”（Sabarmati Ashram）。
韩文公说得好：“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这两句话就是脱胎于孔子的名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大抵中外的圣贤对于自己的要求都很苛，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十分严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什么圣贤一定要这样虐待自己呢？因为他们知道，要实现自己最崇高的理想，必须在生活上有具体的表现。不然，自己嘴里说得天花乱坠，行为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岂不是自打嘴吧？再进一步说，自己最得意的主张，连自己也不相信，怎么能取信于人？
甘地的修道院所定的清规十分严格，不过这种清规是他自己手订的，心甘情愿，一点也不勉强。只因清规是出自内心的，“有诸内者必形于外”，所以干起来十分起劲，绝不会愁眉苦脸，怨天尤人。
现在把甘地的修道院的清规，略述如下：
第一、忠实的宣誓。中国的圣人的教训：“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甘地对于真理的追求，也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例如一个人站在真理的立场，反对自己的父亲。当父亲不体谅他的行为，甚至给他赏了一个耳光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还手。相反的，他宁愿死掉，也不愿对父亲，或者他的代表还击。他只是一心一意维护真理，成败利钝，在所不计。简单说一句，在修道院里，当我们应该说“不”字的时候，我们应该毫无犹豫地大声说出“不”字，后果如何，根本不必考虑。
第二、非暴力主义。照字面说来，非暴力主义等于“戒杀”。但是，在甘地的心目中，非暴力主义的意义是无尽无穷，正合庄子所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意思。真正信仰非暴力主义的人，他根本没有敌人，虽然有人把他当做敌人。假如我们抱着“牙还牙，眼还眼”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和“非暴力主义”背道而驰。再进一步说，假如我们痛恨一个朋友的行为，或者所谓敌人的行为，那么我们和“非暴力主义”还有一段距离。这儿所谓“痛恨”，是指加害我们的敌人，而这加害的行为，不一定由我们主动，而是由人家主动，或者由于天谴。假如我们抱着这种思想，那么我们就算违反“非暴力主义”了。
一个信徒应该夜不安寝，食不甘味地倾全力去达到这目标，差一点点也不行。当一个人达到这个最崇高的境界的时候，整个世界将推崇他。事实上，非暴力主义修养到家，连你的敌人也会对你表示三分敬爱。在那种情形下，所谓谋杀、行刺等事情，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
第三、贞操。那些想替国家服务，或者要认真地崇奉宗教的人，应该过着贞操的生活。结婚只使女人和男人更接近，使他们成为有特殊的意义的朋友，在今生或来生永远不会分离。但是，在我们对结婚的观念里，我们不以为情欲应该渗透里边。虽然如此，凡是进修道院的人，对这问题应有深刻的认识。
第四、节饮食。假如一个人能够控制食欲，那么他就很容易控制他的兽欲。我恐怕这是最难遵从的一个戒条。假如我们没有准备取消刺激的调味物，那么我们就没有法子控制过多的、不必要的兽欲的刺激。假如我们不那么干，那么我们很可能破坏我们的躯壳所赋予的神圣的付托，而我们对于饮食和情欲。也和禽兽一样。事实上，牛马对于饮食绝对不如人类那么放纵。你认为人类疯狂地受报纸的广告的影响，到处寻采美酒佳肴，这就算是文明的象征，真实的生活的象征吗？
第五、戒偷。我觉得，我们多少都犯着盗窃的行为。假如我拿了一些自己不是马上需要的东西，而且把它们保留下来，这等于我向人家盗窃。根据自然界的基本法则，自然界每天给我们生产足够的东西，供给我们的需要。假如每个人仅取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贫穷，同时，就不会有人饿死。
我不想剥夺那些有财产的人。假如有人的财产比我更多，我就让他有那么多。但是，就我个人的生活而论，我不敢拥有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印度有几百万人，每天仅吃一餐，而且吃的仅是没有发酵的面包，里边仅有一撮盐，没有油。在这几百万人得不到温暖之前，我们没有权利享受目前我们真正享受的东西。因此，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欲望，甚至要自动节食缩衣，让一般人民都得到抚育温暖。
第六、自力更生。在人生的过程中，亲疏厚薄，应该分得很清楚。先帮忙你的亲人，然后帮忙你的邻居，最后才帮忙外人。假如有一位来自孟买的商人向你推销货物，只要你的邻近的商人——这是说，你在马特拉斯生长的商人——能够提供同样的货物，你就不应该向孟买的商人交关。
同样的，在你的乡村里，你应该向同乡的理发匠交关，不应该和那位来自马特拉斯的高明的理发匠做生意。假如你觉得你需要你的同乡的理发匠应该达到马特拉斯的理发匠的水准，那么你不妨训练他，派他到马特拉斯去学习这种手艺。在你没有这么做以前，你没有理由去光顾其他理发匠。这就叫做自力更生。
目前印度不能制造许多东西，所以我们就不应该使用那些东西。当你决心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如释重负。只要你懂得自力更生，你将会觉得更自由。
第七、无畏。因为我曾漫游全国各地，我觉得祖国陷于瘫痪似的恐惧中。我们不敢公开发言，我们只会私下发表意见。在我们的屋子的四壁围墙之内，我们也许会为所欲为；可是，这种行为是不让外人知道的。
我认为仅有一个对象值得我们敬畏，这就是上帝。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任何人，不论他的地位是多么高。再进一步说，假如你要追求真理，那么无畏的精神是绝对需要的。在我们希望支配印度的革命以前，我们应该养成无畏的习惯。
第八、关于贱民。印度教现在还遗留下来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我不相信这个污点是从远古遗传下来的。我以为“贱民”这种可怜的、悲惨的、奴隶的精神，是在我们的国势极衰微的时候，遗传到我们。这种罪恶黏到我们身上，目前还停留在我们的身上。只要这个污点没有清除，那么我们所受的一切责罚，可以说是天公地道。我根本不相信，一个人因为职业关系，就应该被人当做贱民。你们都受过现代教育。假如你们也算是这种罪恶的一分子，那么你们最好不要再受什么教育。
第九、注重方言。在欧洲，每个受过教育的人，不但懂得母语，而且懂得其他语言。
为着解决印度的语言问题，这个修道院应该下个决心，要我们的成员懂得越多印度的方言越好。学习方言绝对不如学习英文那么麻烦。我们从婴孩时期所学到的东西，怎么能够从记忆中抹杀？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却依赖外文作媒介语。这事情我们将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第十、纺纱。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手呢？”你们也许会说：“粗工应该由那些不识字的人来干。我只好忙着阅读文学和政治论文。”我们应该认识劳工神圣。假如理发匠或鞋匠进大学读书，他不应该放弃他的职业。我认为这些职业像医学那样的高贵。
第十一、政教合一。政治和宗教分开，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假如诸位同学聚集于本国的政治论坛，这并不一定是国家进步的象征；但是，我并不是说诸位同学不应该研究政治。政治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国家的各种制度。我们也许可以从婴孩时期起就这么做。因此，在这个修道院里，每个小孩须了解本国的政治制度，明白本国对于新感情、新希望、新生活的反应。但是，我们也需要宗教信仰的稳定的光辉，不可磨灭的光辉；那种信仰并非诉于理智，而是烙印于心灵深处。首先我们要有宗教的意识。假如我们具备宗教的意识，那么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才有充分的准备，在人生的战场中作战。目前政治仅限于青年学生，当这些学生跑到社会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把一切理想抛在脑后，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新鲜的空气、灿烂的光阴、真正有劲的独立了。
综观甘地的修道院的清规，我们知道他对内一切要服从良心，对外一切要严守纪律。他这种作风和耶稣的上山教训大同小异。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莫问收获，先问耕耘，就是这道理。
在这些清规中，有的是永久性的，有的是暂时性的，尤其是注重方言教育，清除贱民阶级，宗教的政治作用等条，主要的是适应当时的印度环境，并不能普遍地适应于世界各国。
在修道院里，早祷和晚祷，算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特色。当薄暮黄昏，星月交辉地照耀在天空，甘地很虔诚地领导祷告。他本人等于清规的化身，同时，又等于慈爱的宝库。读完诗篇，唱完圣歌之后，甘地发表他的简洁有力的教训：“我不要天国、拯救，或天堂；我所需要的就是替被压迫者和穷人消除苦难。”
为着爱护祖国，为着替被压迫者和穷人救苦救难，甘地这才心甘情愿地在修道院里苦行修道，希望身心好生准备，竭诚为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