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领袖的甘地，他对于教育问题，自有独到的见解。虽然他没有写过教育原理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自传、论文、信札里，时常发表他个人对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首先，我们要了解甘地办学的宗旨。记得1917年，参巴兰（Champaran）事件发生的时候，甘地和一班同志，在短短几星期内，开办了三间乡村学校。关于创办乡村学校这事情，他写道：
在我刚刚开幕的学校里，只有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入学。我的目的在于尽量容纳许多儿童，给他们以多方面的教育，丰富的印地文或乌尔都文的知识，然后利用这媒介语，研究数学及历史、地理的基础，简单的科学原理及工业训练的知识。严正的枯燥的课程大纲还没有预备齐全，因为我走的是未经开辟的路子。对于目前的制度，我觉得害怕和不信任，它不能发展儿童道德上精神上的才具，反而遏制它们。在我的试验中，我虽然要发扬现制度的优点，但也努力避免它的缺点，我的主要的目标，是要使这些儿童和很有素养及人格无可非议的男男女女接触。照我看来，这就是教育。文学的训练，不过是达到这目标的一种手段。工业的训练，是替那些男女儿童设计，让他们得到额外的谋生的才具。我们并不希望，当他们完成他们的教育的时候，就和他们传统的职业告别。我们只希望，他们能够从学校里所得到的知识，拿来改善农业及农村生活罢了。我们的教师也要注意成人的生活，假如可能，须透视深闺的生活。成人须得到有关于卫生的知识，同时，须让他们知道集体行动的益处，以便促进集体的福利，例如建筑良好的乡村道路，凿井等事情。因为没有一间学校的教师不是受良好训练的男男女女，所以我们提议，尽量给人以免费的医药治疗。
时间须倒数七年，当1910年，他还在南非洲托尔斯泰农场办学的时候，他曾亲自担任教导，他授的是宗教课程。他教导学生须尊重各种宗教，把大家当做同胞兄弟。外表上，甘地是个质朴无华的脚行僧；内心上，他是富有风趣。因此，他教书的时候，他常用讲故事的形式，使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在教育上，甘地以锻炼心志，陶冶人格为第一要着，他绝对禁止体罚，他认为精神的训练，只有在精神的运用下，才有可能。所谓精神的运用，这全靠教师的生活和人格做榜样。
在托尔斯泰农场里，他已经试办男女同校。他的作风是很大胆的。他把全校最淘气的男生和天真无邪的女生安排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游泳。他循循告诫学生，须懂得自制。参加游泳的男女学生，须集体行动，不许单独行动，而他本人往往会在场指导。
当男学生们在青春时期，他们的心理上生理上的变动是很厉害的，因此，甘地非常注意他们正在发展的性生活。他给他们找到一大批书籍，其中包括“青年应该认识的事情”。他尽量鼓励他们懂得自制，不过成绩还不够理想。
甘地一向重视印度原有的教育，不喜欢受欧洲文化的支配。事实上，只有教育的独立，才算是真独立，不然，这仅算是买办教育，专门吸收西洋的残渣剩滓，和独立的精神背道而驰。
当1920年11月，他在阿默达巴创办国立古吉拉特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Gujarat at Ahmedabad），他的目标是要使印度统一。要统一印度，必须先保留印度各种语文，然后运用各种语文作国家复兴的事业。甘地说：
有系统的研究亚洲的文化，它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西方的科学。梵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巴利文、摩揭陀文的丰富的宝藏，需要细心研究，以便发现国家的力量的源泉。这理想不在于培养或重复古代的文化，而是以过去的传统作基础，建设新文化，再加上后代所得的经验。这理想是各种文化的综合，因为那些文化曾在印度生根，影响了印度的生活，而且它们本身又受印度的精神所影响。这种综合自然要采取独立型，让每种文化都有合法的地位，不像美国的典型那样，只准一种主要的文化吸收其余的文化，而且它的目标不是倾向于和谐，而是倾向于人为的强迫的统一。
甘地是主张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人，所以他赞成大学课程里须同时兼授各种宗教。印度教徒有机会研究《古兰经》，回教徒也有机会研究印度教的经典。他认为每个有素养的人，应该以同情的心理来研究世界各国的经典。假如我们尊重别人的宗教，好像我们尊重自己的宗教那样，那么世界各国的宗教的研究，就成为神圣的义务。我们不要害怕别的宗教的经典会影响我们；相反的，我们须鼓励他们自由研究，以便扩大他们的视野。
就甘地本人而论，他研究而又尊重耶稣教的《圣经》，回教的《古兰经》，以及其他宗教的经典，但这些研究工作绝对不会妨碍他成为一个坚信的印度教徒。
甘地主张，国立大学须认清，没有一门学科不可以教导。印地文须成为必修科，因为这种文字是梵文和波斯化的乌尔都文的混合。大学须培养独立的精神，不仅在研究的方法上，而且在全国性的职业训练上。
自甘地献身独立运动后，纺纱像祷告一样，成为他的日常课程，专心一志，风雨不移。他的纺纱是富有教育的意义。一来，他要一般学童认识印度是个贫穷的国家，假如几百万、几千万人能够利用闲暇来纺纱，这无疑地会增加他们的收入。二来，他要一般学童同情全国平民的遭遇，免得他们在象牙之塔里受了高深的教育，对于全国平民的状况毫无所知。三来，纺纱是一种劳动，他要一般学童须手脑并重，不要懂了一些肤浅的知识，便心满意足，和劳动脱离关系。
自新式学校制度输入印度，学生成为特殊人物，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是一套，社会所要求的又是一套；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结果，毕业就是失业。
针对这问题，甘地主张教育须和社会工作打成一片。他说：
市政局须在学校课程表中采用纺织等部门，使教育能够自给自足。像印度这么庞大的国家，要使小学教育普及，这工作是很困难，虽然政府愿意花几千万卢比。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须遍采取他所提倡的办法。手工的训练，不但使小学教育容易维持，而且对于儿童的健康有良好的影响。此外，因为严格训练的缘故，这大可减少他们为非作歹的倾向。
为着深刻地了解祖国的现状，甘地曾遍访各省，深入农村。但是，我们须记住，印度的农村多达七十万单位，无论一个人怎样努力，他怎么也没有法子踏遍各地。因此，甘地就运用最科学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办法。只要一个地方得到彻底的了解，其余可以类推。所谓一通百通，就是这意思。且看他怎样解释：
说来容易做来难。信仰可以把事情变成很容易。我是单枪匹马，我怎么能够达到七十万个单位的农村呢？自尊心把这理由偷偷地告诉我，开头抱定信心。假如集中精力于一个农村，把它研究得很成功，其余各农村将如法炮制，进步可操左券。
作为国大党的领袖，甘地一开头就注意民众教育。他坚决主张，全国教育能否进步，全看民众教育的方法、内容、目的而定。他觉得印度过去的教育，是一塌糊涂，全盘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教育是反国家的、反社会的。它所采用的方法，陈旧不堪，不合时代的要求。更具体说一句，过去的教育仅注意少数人的利益，大多数人只好处于文盲的状态。
远在国大党执政以前，甘地已奠定印度的教育政策。他要在全国的规模的新基础上制定教育政策。
关于小学和中学这阶段，基本教育须注意下列三大原则：一、实行全国性质的七年免费和强迫教育；二、教授媒介语须用母语；三、在这整个阶段里，教育的中心工作在于手工和生产工作，其他一切活动，须与中心的手工业发生联系，而中心的手工业的选择，须以儿童的环境来决定。
至于大学教育，问题更见复杂，因为大学是国家人才制造所，它所负的使命非轻，用甘地自己的话来说：
我要在大学教育起革命，把它和国家的需要发生联系。机械工程师以及其他工程师都要发给学位。他们附属各种不同的工业，后者须替它们所需要的大学毕业生付出训练的费用，这样一来，塔塔家族可以在国家的监督下，创办一间学校来训练工程师，纺织厂联合会也可以开办一间学院来训练它们所需要的大学生。……商业也有它的学院。此外，还有艺术、医学、农业。许多私立的文学院现在都能够自给自足，国家可以停止设立文学院。医学院须附属于公认的医院。因为有钱人重视医院，所以我们可以希望他们自动掏腰包来赞助医学院。至于农学院，顾名思义，应该是自给自足。我对于某些农科大学毕业生，曾有不大愉快的经验，他们的知识是浅薄的，他们缺少实际的经验，但是，假如他们曾经在自食其力而且能适应国家的需要的农场当学徒，那么他们就用不着在得到学位后，还要浪费雇主的金钱去得到一点经验。
最后，我们要谈谈母语教育问题。甘地虽然是英文教育出身，而且到英国去留学，但他亲切地觉得，过去一二百年间，印度教育之所以不进步，印度凡百事业之所以落后，为的是母语教育大受限制。
普通印度学生所受的十一年教育，假如他们用母语而不用英文作教学媒介语，那么他们花了七年功夫就足够了。这样一来，每个学生至少可以节省四年时间，同时，他们所学的东西更能深入。
甘地和泰戈尔都吃过外国语教育的亏，所以他们除立志提倡母语教育外，还充分利用母语来著书。以身作则，能说能行，甘地真是个躬行实践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