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是富有中国道家的思想的人，虽然他一生献身于革命，努力从事印度的解放，但是，当他每次坐监的时候，他老是抱着逆来顺受的心情，他绝对不想越狱。相反的，他在监狱里总要立定课程表，按部就班地实施。
他知道这次坐监的时间要相当长久，所以他预备了一张课程表，很细心地实施。他每天的食物有一定的分量，一点也不许过多。他按时祷告，按时散步，剩下的时间便用来精心研究和写作。从前坐监的时候，他曾读过不少有关于宗教的书籍，现在他却要研究解剖学、文法、经济学。他以狼吞虎咽的精神，遍读各名家的著作，如莎士比亚、勃朗宁、萧伯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很自信地说道：假如他有马克思那么多的闲工夫来研究，他很可能会比马克思写得更漂亮。
说来很可怜，他和他的夫人卡斯特巴同年出生（1869年），七岁订婚，十三岁结婚。他们结婚六十四年，生育四个儿子，即哈利拉（Harilal，1888年生）、曼尼拉（Manilal，1892年生）、兰达斯（Ramdas，1897年生）、德瓦达斯（Devadas，1900年生），可是他们仅过二十四年夫妻的生活，因为从1906年起，甘地就厉行节育，再也没有和妻子圆房。
谁也知道，甘地夫人卡斯特巴的教育水平很有限，同时，他整天从事救国活动或者坐监，没有多大时间来教育她。因此，他趁这次坐长期监的机会，准备让她从头学起。夫妻两人，每天坐在一起，他教她古吉拉特的文法、诗歌、历史、地理。不过这个课程不能维持得很长久。她体弱多病，而千愁万虑使她的精神十分忧郁。甘地的秘书迪赛的去世，对她是个大打击，此后她就不会复原。她时常责备她的丈夫，把成千成万青年男女送进监狱，他不得不起来辩论，说他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立场是绝对的正确。他的二十一天的绝食，给她以极大的精神上的负担。她暗中希望自己能够比较丈夫早死。
她的健康越来越坏，1943年12月，政府迫得要为她的病况发表公报。公报特别提到：“释放了她，等于迫她在害病时期和丈夫分离。”政府表示非常不愿意到外边去请私人医生或看护来照顾她。因此，甘地不得不写信向政府抗议。
经过几次往来信件，而且又经过一星期的工夫，政府终于接受甘地的一部分要求。政府准许甘地所请的私人医生给卡斯特巴看病，但不许医生逗留于监狱里，虽然病人时常需要医生的照顾。医生须坐在阿嘉甘皇宫（Aga Khan Palace，临时改为监禁甘地夫妇的地方）前的汽车，每次想进去看病，须经过政府再三的刁难，到了1944年2月16日，甘地只好再写信，向政府呼吁。他说：
病人晚上比较白天更厉害，最主要的就是晚上需要经常的照顾。韦迪亚拉医生（Vaidyaraj）应该得到准许，日夜留在营盘里。假如政府不同意这事情，那么他们可以用宣誓的方式把她释放。假如这两个建议都不蒙政府接受，那么我要求我不再负照顾病人的责任，我要求迁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不想在病人过着痛苦的环境中作个毫无帮忙的证人。
到了2月20日，卡斯特巴的病况越来越严重。甘地的幼子德瓦达斯想用盘尼西林针作最后的拯救，但甘地非常反对。他说：“现在你没法子医治你的母亲了，不管你使用什么药品。假如你坚持要用盘尼西林针，那么我就由你。不过你犯着很大的错误。这两天来。她已经拒绝一切药品和茶水，她现时是在上帝的掌握里。你也许可以干涉，但我不赞成你所采用的办法。记住，每四小时或六小时，给你的快要死亡的母亲打针，这无非给她以生理上的痛苦。”
在这期间内，甘地时常坐在他的病在垂危的夫人的旁边。到了2月22日，她躺在他的膝盖上，溘然长逝。
她死后，政府当局曾问甘地关于她的葬礼，甘地很坦白地答道：
她的尸体应该交给我的儿子和亲戚，这是说，举行公葬，而没有政府干涉。假如不可能，那么她的葬礼应该像迪赛的那样；假如政府只许亲戚参加葬礼，那么，除非一切朋友——他们和我的关系有如亲戚——都有机会参加，我不能单独接受这特权。
假如这事情不被政府接受，那么我将叫那些得到准许去探问她的人出去，仅让那些住在营盘里的人——被拘留者——参加葬礼。
这是——因为你能够得到证明——我的很大的关怀，不想把我终身的伴侣最艰苦的疾病当做政治资本。但是，我时常希望，政府无论做什么事情，应该采用比较尊重的态度，可是截至现在止，政府就缺乏这种态度。现在病人已经去世了，所以政府对于葬礼的决策，应该采用尊重的态度，我这希望也许不会过奢罢。
卡斯特巴去世那晚上，甘地守夜。第二天，2月23日，阿嘉甘皇宫的大门敞开，让150名亲戚朋友进来参加葬礼。甘地以沉思默想的态度，坐在他的夫人的尸体的旁边。他时常望着来宾，并且向他们频频点头致敬。
卡斯特巴穿着由甘地手纺的纱织成的白色的纱丽，面部盖以囚巾，额前涂着朱红的痣，样子好像睡得很甜蜜一样。棺架上边铺着各种各式的花，由她的儿子和亲戚们从皇宫抬到火葬场，即从前迪赛举行葬礼的地方。葬礼简单肃穆。
起初，大家朗诵各种宗教的经典，当卡斯特巴的尸体从棺木抬到火葬堆上的时候，甘地不禁悲从中来，频频擦着眼泪。教士们完成仪式，当棺架着火的时候，甘地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妈得到她的自由；她死时以‘不工作便会死亡’这口号铭刻于她的心里。”
甘地停留于火葬堆，达六小时之久。朋友们请他回到皇宫去休息，不过他婉辞拒绝。在炎炎的烈日下，他倚杖站着。后来他跑到树下默坐，双眼望着慢慢火化的尸体。他说：“在这时候，我怎么能够和我的老的忠实伙伴分离？”他对周遭的朋友们叙述她的生活的断片，这多少是个动人的独白。“没有妈，我的生活简直不可想象，她是我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她的死将使我的生活变成永远的空虚”。
甘地对苏雪拉（Sushila）说：“除了妈以外，我不会想到任何事情。”卡斯特巴常坐或倚的桌子，搬到他住的地方，而他就坐在这张桌子进早餐。“这张桌子对我变成非常重要的东西。妈把她的头靠在桌子上的印象，历历如在眼前。”提到她去世前最后的情形，他说：“她最后的一刻叫我到她的身边，同时，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这是一宗非常的事情。夫妇间的关系达到这地步，这在我们这圈子里还算是少见。”
火葬后，卡斯特巴的骨灰被运到阿嘉甘皇宫去举行“泼水礼”，甘地和他的儿子以及住在皇宫里的熟人，都参加这仪式。
甘地的幼子德瓦达斯写道：
当我把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是前往阿拉哈巴，身上带着母亲的骨灰，这些骨灰将在星期一日撒在恒河上边，这些骨灰仅包含母亲的骨殖的一点点。它们是在星期五日，由拘留营里的同伴们从火葬堆的灰烬里按照适当的仪式搜集来的。当时，骨灰被放在香蕉叶上边，后来，经过各种各式的花、朱砂、香料的装饰，而且经过诵经礼赞的仪式后，这些骨灰才准备作最后的旅程。因此，我现在是跟妈妈一起旅行，可是明天以后，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跟妈妈一起旅行了。把骨灰撒在两大河流汇合处的仪式，是爸爸明快的抉择。爸爸告诉我说：“成千成万印度人所遵从的‘临终涂油礼’（Sacramenf）最能使你的母亲欢喜。”哲人马拉韦雅（Pandif Malaviyaji）来电赞成这办法，这更加强爸爸的决心。按照习惯，大部分骨灰应该撒在潘那省附近的印德拉雅尼河（Indrayanirear Poona）。……就我以及星期五日清晨参观河岸的小数人看来，这是一宗尊严的提高精神的仪式。火葬后第二天所搜集来的小量骨灰被保留在拘留营里，这些骨灰包括五只玻璃环饰，它们算是火葬堆的一部分，后来发现它们还是完整不破。
我应该加上几句，说爸爸怎样忍受这次严格的考验。他的外表显然疲倦了，他痛惜他的生命上所遭遇的悲惨的损失，因为他之所以能够达到目前的地位，妈妈须负一部分责任。但他维持哲学家那样的镇静，使他的感情受到控制。他的周遭的环境是悲痛而不凄惨。当我的兄弟和我于星期五日离开拘留营的时候，他照旧能够说笑话，以代替眼泪。我相信他的健康良好。
作为革命家的妻子的卡斯特巴，她和甘地是同患难，共死生的。甘地好几次的绝食，她要替他忧虑。甘地再三坐监，也有她的份儿。1932年，她坐监六星期。出狱之后，她又被捕，再坐六个月的苦监。
1939年，她在故乡无故被拘留，等到甘地宣布停止绝食后一个钟头，她便和其他政治犯一起释放。她最后一次的被捕，地点在孟买，时间是1942年8月9日。那天清晨，甘地被捕，她马上宣布她将在当晚到会演讲，因为照原定的计划，甘地要出席演讲。有两位警察来探访，问她是否还要演讲；假如要演讲，她将被拘留。她很郑重地答道：“是的。”因此，她便和甘地一起被监禁于潘那省的阿嘉甘皇宫。最后，她就在这监狱里与世长辞。她这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刚好与甘地的果断刚毅的精神相配合。难怪她的去世，使甘地欲哭无泪，悲痛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