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印巴分为两个独立国后，由于帮派观念作祟，彼此互相屠杀，人命的损失约达五十万人。那些从巴基斯坦逃到印度的无家可归的印度教难民，从印度逃到巴基斯坦的没有立锥之地的回教徒，约达一千二百万人。针对这事情，甘地曾旅行全国，希望挽狂澜于既倒。
1947年9月初，甘地离开加尔各答，回到德里。他和政府领袖，以及各种组织的领袖举行冗长的会议。每个晚上，他主持晚祷会，然后他就跟民众谈话。此外，他也巡视德里及其附近的区域，帮忙镇压暴动。但是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继续不断的紧张，使他觉得非常沮丧。因此，在1948年1月13日——距离他七十八岁生日才几个月——他便开始最后的绝食。
那时德里已经停止互相屠杀，这证明甘地逗留德里已经发生效力。他本来想到巴基斯坦去帮助印度教徒和锡克教教徒，但是，当逗留德里的回教徒还没有得到完全安全感之前，他怎么能够离开？
因此，他便开始绝食，准备绝食至死为止。他认为这次的绝食是听上帝的命令，所以他的唯一的祷告，就是希望在绝食的时期，上帝能够保证他的精神的力量，免得求生的诱惑会使他仓促地赶快停止绝食。
甘地对于德里的情况特别关心。他生怕德里会再度发生暴动，因为德里完了，世界和平的最后希望也化为乌有。在巴基斯坦的首都卡拉蚩以及回教徒所统治的地区，印度教徒曾被屠杀。甘地已经意识到迟早将有暴动的新浪潮的危险，在德里，人们把回教徒从他们的家里赶出去，并且要求把城里所有的回教徒驱逐出境。
关于这种情况，甘地曾详思熟虑了三天，从来不告诉任何人。当他决定绝食的时候，他只觉得“这事情使我高兴”。他觉得几个月来，第一次会那么高兴。
他知道，他也许会死，“但是，与其作印度、印度教、锡克教、回教的毁灭的毫无办法的证人，不如死亡对我是个光荣的解放。”他宣布，他的朋友们不应该冲到他的家里去劝阻他，而且他们也不应该忧虑。“我是在上帝的掌握里”。他们与其为他忧虑，不如“向内心探讨，因为这对我们大家是个重要考验的时间”。
绝食的第一天傍晚，他曾到晚祷场，照常主持礼拜。“饭后第一个二十四小时的绝食，不会使任何人的身体衰弱下去”。他微笑地对周遭的人们这么说。有人提出一个书面问题，请问谁应该对这次绝食负责。他答道，没有一个人应该负责，“但是，假如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坚持把德里的回教徒赶出去，他们将会出卖印度和他们的宗教；而这事情将使我伤心。”有人讥笑他说，这次绝食是为着回教徒。他答道，一点也不错，“我的一生专门帮忙少数党以及那些需要帮忙的人，我想每个人都应该采取这立场”。
他宣称：“我希望来一次彻底的清心。”巴基斯坦的回教徒怎样干，这是无关宏旨；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应该记得泰戈尔最钟爱的诗句：“假如没有人响应你的号召，那么单独一个人走罢，单独一个人走罢。”
老实说一句，假如德里恢复和平的状态，他将停止绝食。
绝食后的第二天，医生告诉甘地不要去祈祷，因此，他口授一段祈祷文，请人向会众宣读。不过后来他决定，在诵经和唱歌之后，他要对那些参加做礼拜的人说几句话。他说，他给那些像雪片飞来的函电压得连气也喘不过来，其中最动人的一封信是出自巴基斯坦的一位妇女沙拉干的手笔。她的电报说，甘地所有的回教徒朋友，包括回教徒联盟和巴基斯坦政府人员，都很关心他的安全，同时，还要请教他，说他们应该怎么办。
他的答案是：“绝食是自我清心的一个步骤，他有意邀请那些同情他的绝食的使命的人，参加自我清心的办法。……假如印回双方都弥漫着清心的浪潮，那么巴基斯坦将变成很纯洁，这样的巴基斯坦永远不会死亡；到了那时，只有到了那时，我将会懊悔，把印回的分家当做一种罪恶；像目前我不得不有这种看法那样。……”
他对会众保证说：“我一点也不希望尽早停止绝食。像我这么愚蠢的人的心醉神迷的愿望如不能实现，而绝食也永远不会停止，这也无关宏旨。只要环境需要，我是心甘情愿地在期待，但是，当我一想到，人们这种行动，单纯为的是救我的一条命，这将使我伤心。”
在这次绝食期间，甘地不愿意受医生检查，他告诉医生们说，“我已经投到上帝的怀里”。但是，孟买城的心脏专家岐尔德（Dr. Gieder）说，医生们每天须发表公报，除非他们亲自检查甘地，他们就没法子说老实话。这理由说服了甘地，所以他就心平气和，有一位女医生奈雅（Dr. Sushila Nayyar）告诉他说，他的尿里有醋酸。
“这恐怕是由于我的信心不够。”甘地说。
“不过这是化学上的问题。”她提出抗议。
他的迷蒙的眼光瞟她一眼，接着，他说道：“科学所懂的是多么有限；生命比科学懂得更多；上帝比化学懂得更多。”
他不能喝水；他要作呕。他拒绝加了几滴橘子汁或蜜糖到水里，以便避免作呕。肾部不能正常工作。他失掉许多气力；他的体重每天减少两磅。
第三天，他实行洗肠。到了清晨二点三十分，他醒过来，要求热水浴，在浴盆里，他对他的秘书拜雅拉口授一段声明，要印度政府拿五亿五千万卢比，或一亿八千万美元，偿还巴基斯坦政府。这是印巴两国还没有分家前，巴基斯坦应得的资产；新德里政府迟迟没有偿还，所以甘地要求印度政府立刻移交。当他口授完备忘录后，他觉得头晕，于是拜雅拉把他从浴盆里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边。甘地的体重减轻到107磅，血压高达140.98度。
印度联邦政府偿还这笔钱。
那天甘地住在家里骑楼下的一个小房间。他像胚胎一样，卷成一团，膝盖抽上来，靠近腹部，拳头按在胸部。他的全身和头部都用白卡基布盖住。双眼闭着，好像在睡眠或半醒状态。距离他10尺外，有成群结队的人在瞻仰他的风采。印度人和外国人眼看他的情形，不禁动起爱怜的念头；许多人哭泣和祷告，他们的双掌合十，作致敬的样子，可惜他本人已经看不见。他的脸庞露出剧烈的痛苦。虽然在睡眠和半醒的状态中，他的痛苦已经升华；这是说，信仰的快乐会减轻他的痛苦，服务的意识会缓和他的痛苦。他的内心知道自己对和平有贡献，因此，他显得十分宁静。
在傍晚五时的晚祷之前，他已经清醒，但他不能跑到祈祷场，所以他就在床上用播音机来说话，好让他的声音传到祈祷场，同时，通过全印度广播电台，转播到全国。
他用微弱的语调说道：“不必过问人家做什么事情，我们每个人应该作内心的探讨，尽量使他或她清心。我相信，假如你能够充分清心，你将对印度有很大的帮助，因而缩短我的绝食的时间。……你应该知道怎样改进自己，并且为国家的利益而服务。……谁也不能避免死亡，那么你又何必害怕死亡？事实上，死亡是个朋友，它使人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他不能再说下去了，他的训辞的另一部分是由别人替他宣读。在场记者们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他都用口头答复。
“当整个印度没有一个地方会发生骚乱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绝食？”
他答道：“当群众很有组织地很坚决地把回教徒的住宅强占去的时候，这还不算是骚扰么？骚扰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弄到警察们不愿意用催泪弹或者放空枪来驱散他们。假如我要等到最后的一个回教徒被那些采用微妙的谨慎的方法的人赶出德里——这就是我所说的慢性屠杀——之后才来说话，这未免太愚蠢。”
第四天，甘地的脉搏不大正常。……他坚持用播音机对祈祷会说两分钟话。接着，宣读事前他已经口授好的一项声明。印度政府偿还巴基斯坦五亿五千万卢比，甘地希望这事情会导致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印巴两国间的许多歧见的光荣的解决。“友谊应该代替目前的敌意。……但是，巴基斯坦将有怎样的表示呢”？
1月17日，甘地的体重稳定于107磅。他显然是用洗肠的方法来增加水分。他要作呕，所以精神显得坐立不安。但是，几个钟头来，他静静地休息或睡觉。尼赫鲁来了，放声大哭。甘地派遣拜雅拉到城里去证实回教徒是否能够平安回家。从各王公、巴基斯坦的回教徒、印度各角落来的电报，应接不暇。甘地觉得很满意，不过当天他的书面声明是一种警告。“假如各王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或其他任何人，在这神圣的关头，误导我停止绝食，那么他们将对自己、对印度不起。他们应该知道，只有我为精神绝食的时候，我才会这么快乐。这次绝食比较过去使我得到更大的快乐。假如他不能老老实实地宣布，在他的旅途中，他不会诚心地脱离撒旦，归向上帝，那么他用不着来干扰我的快乐的心情。”
1月18日，甘地觉得好一点。他准许人给他按摩。他的体重仍是107磅。
自1月13日上午11时甘地开始绝食以来，各社团、各组织、德里的难民团体，都聚集于新任国大党主席普拉萨的家里开会，希望在各单位中造成真正和平的气氛。这并不是要他们在文件上签字，这事情并不会使甘地满意。他们应该作具体的保证，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信徒会实行。假如保证不能实现，而甘地会容易和迅速地知道，那么他将毫无挽回地绝食至死。有些代表们意识到他们的责任的重大，所以他们犹豫不决地离开，要问问自己的良心，要和他们的属员商量。
甘地的亲友和信徒们，聚集于他的身边。甘地的要求，他们一一答应。他们知道全国的气氛，已经充满着和谐，不像从前那像杀气腾腾。在这情形下，普拉萨代表各界，一致要求甘地停止绝食。
最后，甘地答应开斋。照过去的办法，开斋前须祈祷诵经，大家朗诵下列的经文：
引导我从虚伪到真理，
从黑暗到光明，
从死亡到永生。
于是在场人士分散生果给大家吃，而甘地最后的绝食便告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