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当我撰述《尼赫鲁传》的时候，我曾特写一章，题为《甘地的逝世》。最近几年来，关于甘地的资料，搜集颇多。现在特地再写一篇，借以补充前文之不足处。
在甘地的日常生活里，祈祷和禁食，纺纱和散步，读书和写作，会客和写信，可以说是风雨不移的固定的课程。
1948年1月30日（星期五）下午4时30分，当甘地吃完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有人曾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外间谣传印度正副总理的关系欠佳。甘地听了这一段话，忧心如焚，但他的晚祷时间已到，所以他就赶快沐浴更衣后，步行到屋子左边的花园里的祈祷场，同行的有他的几位亲属，那时已经有五百人聚集于祈祷场，甘地很抱歉地说了一声，他迟到了十分钟。当他从草场步上台阶的时候，全体群众都肃立致敬，他也合十回敬。就在这时候，有一位狂徒仓仓忙忙地跑到他的面前，相距不过2尺，向他一连开了三枪，血流如注，把他穿着的白衣变成红衣。他仆倒地上，眼镜和拖鞋也丢在身边。最后，他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唉，主啊！”（Hey, Ramal）就这样与世长辞。
甘地死后半小时，他的孩子德瓦达（Devadas）才赶到他的身边。他的身体微温，皮肤还是那么柔软、光滑、漂亮，可惜脉搏早已停了。他好像生前睡觉的姿态躺在床上。尼赫鲁和巴特尔一声不响地坐在他的身边，其他各人一面诵经，一面哭泣。德瓦达因为来得太晚，特地向父亲的耳边求饶，可是他的嘴唇锁紧，双眼闭住，心里仿佛要透露出一声：“现在我再也不受骚扰了。”
根据宗教仪式，家属应该替死人洗澡。当他们解开他的衣服的时候，他们发现他的身体非常清洁。在腰布的底层里，他们找到一枚子弹壳，这证明凶手开枪射击的时候，是紧靠他的身边来直射。他们很想把他像古代帝王一样，用香料把尸体保留下来，但印度教不许这样做，甘地本人也不赞成，结果，决定采用火葬的办法。
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慰唁的函电，好像雪片一样飞来。鲜花堆满整个屋子。家属忙着给他作最后的化装。德瓦达主张他的胸部应该赤裸裸地不需要任何东西盖住，像他平时的装束那样。接着，大家团团围住他的四周，诵经的诵经，唱歌的唱歌。从黑夜到天明，亲友和信徒都源源而来。他们除了献花外，还给甘地所心爱的刊物捐赠基金。
当大家正在唱歌的时候，忽然一声哗啦啦的巨响，把门窗的玻璃打得粉碎。原来一般人民要瞻望甘地最后的仪容，等得不耐烦，你推我挤，结果，把门窗的玻璃挤破。一批人进来吊丧之后，另一批人又进来，络绎不绝，他们的心情比较亲生的父母去世时还难过。
在花园被刺的地点，放着一只空罐头，周围用小竹枝插成三角形。各种宗教的善男信女，以非常悲哀的心情，十分虔诚的态度，伏在地上去抓了一撮血迹斑斑的泥土，以便带回家去永久保藏。
按照印度教的习惯，一个人死后的隔天就要举行火葬。星期五晚上，大家忙着把一辆巨型的军车搭上一个高架，好让沿途的观众都能够看到还没有盖棺的甘地的尸体。两百名印度的海、陆、空军，使用四条粗大的绳子，拉着灵车。发电机根本用不着。
灵车于上午11时45分由甘地的家里出发，送殡的行列长达2英里，大家以沉重的心情，慢慢地移动，直到下午4时20分，才抵达5英里半外的赞木河。送殡的人五十万，沿途旁观者一百万。许多人都跑到树上，希望能够看得更清楚。
各种宗教的善男信女，异口同声地喊着“甘地万岁”。飞机在天空翱翔，有时也俯冲下来致敬，并且散布无数的玫瑰花瓣。
除了沿途旁观者百万人外，火葬场的四周又聚集了百万人，他们是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礼的。火葬场是用石、砖、土临时筑成的，2尺见高，8尺见方。长长的檀香木垫底，并且喷射以香料，甘地的灵柩就放在上边，头部在北，足部在南。据说，释迦牟尼去世时，也是这样安排。
4时45分，甘地的儿子兰达斯（Ramdas）引火来焚化尸体，周遭的妇女泣不成声，檀木的火焰直冲云霄。接着，是一片沉寂，一代圣雄的躯壳终于化为灰烬了。
火葬堆一连烧了十四小时。在这期间，诵经和祈祷的声音洋洋盈耳；整部佛经，被人读完。二十七小时后，当余烬已经冷却的时候，教士、官员、亲戚、朋友又举行一个特别仪式，把骨灰以及那些没有完全烧好的骨殖收拾起来。骨灰被放在土织的布袋里。在骨灰中，找到一枚空子弹壳。骨殖用赞木河的河水来淋湿，放在铜罐里。兰达斯把一串花圈围住铜罐，然后放在堆满玫瑰花瓣的篮里。他把铜罐紧紧地压在胸部，毕恭毕敬地带回家去。
甘地火葬后，按照正统的印度教的惯例，须举哀十三天。到了那时——即1948年2月12日——他的骨灰可以分散到印度及其他七个地方的圣河。但是主要的浸礼是在恒河、朱那河、沙拉瓦底河的合流处。
美国有个作家辛尼（Vincent Sheean）亲眼看到这情形，他很感动地写道：
火车横贯印度中央平原这个辽远的旅程，刚好是个证明——假如需要证明——每个人，不论他的处境是怎样，对于这种损失是多么黯然伤神。我现在引用十三号星期五日在班那尔所写的日记：
火车无论停留在那儿——有许多地方火车根本没有停留——成群结队的人都来致敬。在许多城市里，人们的行为是极端尊严肃穆。在空空洞洞的田园里，在小小的农村中，在十字街头上，当火车经过的时候，农民们站起来，双手合十的祈祷的态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康波（Cawnpore）更有非常的表现，我们到达那儿，是星期三傍晚五时左右。据说至少有五十万人聚集在这个城的火车站的站内和周围，以及进城出城的铁轨的两旁。……当我们抽身出来的时候，人们激动的心情再也没法子抑制下去了，他们的本能迫得他们要喊出“圣雄甘地胜利！”而这句话是甘地生前常对他喊出的句子。我觉得这种呼喊真使人惊心动魄，尤其是当我们从城里慢慢地抽身的时候，呼喊的声浪达到最高峰。
尼赫鲁和巴德尔是甘地的左右手。甘地的逝世，他们二人如丧考妣。巴德尔说：“的确，甘地是国家的力量的台柱，灵感的源泉。他的死，对于这些和他最接近的人，是个无可补偿的损失。甘地去世了，但甘地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博学多能，才气洋溢的尼赫鲁，当甘地去世后，曾发表三篇文情并茂的演讲词，其中最早的一篇（即1948年1月30日，甘地去世的晚上），我已经在《尼赫鲁传》里介绍过，现在再把他在印度国会里和在恒河撒骨灰时的两篇演讲词，摘译几段，借以证明尼赫鲁对甘地的认识。
大家知道，尼赫鲁和甘地相识，是在1916年12月印度国大党在洛克诺（Lucknow）开会的时候。那时甘地四十七岁，尼赫鲁仅二十七岁。此后三十年间，二人的关系，如影随形，虽然师徒之间，对于宗教问题，经济问题，政治策略问题，时常有极大的歧见。
在印度国会里，尼赫鲁说：
就个人而论，就印度政府首长而论，我们不能够保护自己所拥有的最大的宝贝，是个奇耻大辱。这是我们的失败，像过去许多个月间我们不能保护许多无辜的男女和小孩一样的失败。这也许是那种责任是太过繁重，使我们或任何政府都没有法子负得起；但是，这总算是失败，而今天我们最敬爱的伟人的去世，为的是我们不能给他以充分的保护，这对我们是一种耻辱。我耻为印度人，因为印度人居然会对付他；我耻为印度教徒，因为印度教徒居然会干出这勾当，害死当代最伟大的印度人，当代最伟大的印度教徒。
我们会运用适当的语言来恭维人物，我们会有相当的尺度来衡量伟大。我们怎样才能够恭维他，怎样才能够衡量他，因为他根本不是像我们大家一样，用普通的材料制造成的人物？他来到世间，活到相当大的年纪，现在去世了。本来用不着什么话来恭维他，因为他生前早就比较历史上任何人物得到更大的恭维；在他死后的两三天内，他曾得到全世界人士的尊敬。我们还能够增加什么？我们怎样能够恭维他？作为他的儿女的我们，也许比较他亲生的儿女还亲密的我们——因为我们多少可以算是他的精神上的儿女，虽然我们并不配——怎样能够恭维他？
光辉消失了，使我们的生命感觉温暖和光明的太阳没落了，我们只好在寒冷黯淡的环境中发抖。然而自我们见到那种光辉后，他倒不让我们有这种感觉，因为多年来，这位拥有圣火的人，也把我们改变了，像我们这些人，多年来也受他的陶冶，从他的圣火中，我们也得到一点小火焰，使我们有力量，按照他所指示的路线来工作……。他普及整个印度，不但在皇宫，或特别的地方，或议会，而且达到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的茅屋。他活在千万人的心里，他将永生……
我们哀悼他。我们将时常哀悼他，因为我们是人类，不能忘记我们的大师；但是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们哀悼他。当他的最亲爱最接近的人去世的时候，他并没有流泪，他只有坚决地忍耐，为他所选择的伟大的主张服务。假如我们单纯哀悼，他将会骂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表示我们的决心，重新许下诺言，献身给他所履行的而且有那么大成就的任务。因此，我们应该工作，我们应该劳动，我们应该牺牲，只有这样，至少可证明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有用的信徒。……
简单说一句，当这位圣雄去世之后，单纯的哀悼是毫无用处，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须下个最大的决心，牺牲自己，来实现他所坚持的一切主张。
到了2月12日，当甘地的骨灰撒在印度的圣河的时候，尼赫鲁又来个简单而又扼要的演说。内容仅归咎于不良的制度，绝不攻击任何个人，其中最精彩的一段，完全代表甘地和尼赫鲁二人毕生所努力的目标。尼赫鲁说：
我们的国家产生了一个伟人，他像火炬一样，不但照耀印度，而且照耀整个世界，然而他却被我们自己的兄弟和同胞弄死。这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你也许认为这是疯狂的行为，但这并不能解释这种悲剧。这事情之所以发生，因为仇恨和敌对的毒素所播的种子，而那种毒素曾普及整个国家，影响许多人民。有毒素的树木，就是从那个种子产生出来的。假如我们能够学习甘地的精神，我们应该对任何人不怀恶意或敌对的心理。个人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所斗争的，而且应该根绝的，就是他内心的毒素。
只反对制度，不反对个人，这是甘地毕生所奋斗的目标。尼赫鲁在极端哀痛的心情下，念念不忘大师最重要的教训，薪尽火传，甘地虽死犹生，至少我们可以说，甘地精神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