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死后，举世同声一哭。俗语说“盖棺论定”。其实，像甘地这么伟大的人物，没有盖棺早已论定。
早在1921年，当甘地才五十二岁那一年，美国著名的宗教家荷姆博士（J. H. Holmes）就宣称甘地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以后的二十七年间，甘地的事业和声望与日俱增。到了七十九岁去世的时候，他的大名已经超凡入圣，跻在世界史上极少数不朽的人物之列，与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先知，并驾齐驱地同享千年万代后的人士的崇拜。
这儿先论他的为人。
假如照世俗的眼光来批评甘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貌不出众，语不惊人”。尤其是自他展开纺纱运动之后，一年到底仅用腰布缠身，难怪他赴英开圆桌会议的时候，叱咤风云的英帝国全盛时代的代表人物丘吉尔对于这位“半裸体的苦行僧”看不顺眼，不准备和他会谈。
他本来是个毫无自信心的人，在伦敦做学生的时候如此；初出茅庐，担任见习律师的时候也如此。可是他在南非展开赤手空拳的斗争生活以后，他的自信心油然而生。普通有自信心的人，往往会恃才傲物，盛气凌人，结果，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刚好相反。自他加强自信心后，他却长期保持虚怀若谷，和蔼可亲的态度。这样一来，学问比他更渊博，能力比他更高明，谈锋比他更犀利的本国同胞或异域朋友，个个都心悦诚服地尊重他为领袖，甚至很亲密地叫他做“父亲”。那种敬而爱之的态度，只有虔诚的信徒对于崇高的教主偶尔可以见到，在人世间真是罕见。
荷姆博士在他所著的《震撼世界的人物素描》（A Personal Portrait of a Man Who Shook the World）里说：“但是圣雄似乎缺乏某种重要的品质；他的风采缺乏魔力和美丽；他的言论不够雄辩，也不够分量；他是笔不停挥，但并不怎样生动；他的大部分的活动，像流水在地上一样，分散到经济和政治上边。”美国名记者根室（John Gunther）在《亚洲的内幕》（Inside Asia）里，多少也表示同样的意见。
虽然他的言论不够雄辩，文字不够生动，虽然他像孔子一样，“博学而无所成名”，但他至诚动人，不求名而名自至。事实上，当他的信徒和一般群众高喊“甘地胜利”或“释迦牟尼再生”的时候，他往往觉得很刺耳。因为他一生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志愿。当印度同胞中还有一部分人过恐怖、饥饿、疾病、愚蠢的生活的时候，他个人根本谈不上什么胜利不胜利。
他的努力是惊人的。他是继续不断地在学习中讨生活。当他初到南非的时候，他曾研究会计学，因为他知道会计学对于处理财产诉讼的问题很有关系。以后他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学问。到了死前的几个钟头，他还在练习孟加拉文，因为他认为自己如能运用孟加拉文，这对于他的排难解纷的工作非常便利。
他是个近情近理的人，他从来不强人所难。例如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但他从来不反对人家抽烟、喝酒、吃肉。他一年到底穿着一条腰布，但他并不反对国大党同志穿着他们所喜欢穿着的服装。哈利逊女士（A Harrison）曾说，甘地时常对她演讲喝茶的害处，可是当她陪他到处旅行的时候，他总要招待她喝下午茶。无论印度同胞或异域友人和他晤谈或通信，他总要忙里偷闲地对人家表示敬爱。这虽是小事，不过从这儿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实在是无懈可击。
现在再论他的功业。
原来甘地心目中的宗教，并非仅崇拜一种宗教或一个宗派，而是一视同仁地崇拜各种宗教。当他在南非时代，他曾朝夕朗诵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到了他重返印度之后，他便探讨古兰经、佛经，甚至日本的经典。经过长期综合的研究及细心的分析后，他这才下个结论，道即上帝，上帝即道；真理是上帝，上帝是真理。这种广泛的定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这样一来，一种宗教和另一种宗教间的矛盾、冲突、斗争，根本不存在，更不用说在同一国度里的印度教、回教、锡克教、拜火教了。
他所信仰的宗教有二大信条：仁爱与和平。他的活动的场合不是教堂，而是政治和社会。他曾说：“除非我自己和人类打成一片，我就不能够过着宗教的生活；除非我参加政治，我就不能够和整个人类打成一片。”目前人类的全部活动造成不可分裂的整体，你不能够把社会、经济，以及纯粹宗教的工作划分为一清二楚的各部门。
甘地认为除了人类活动之外，还有什么宗教；精神上的定律；除了在生活上的普通活动之外，根本没有自己可以活动的场合。要做真正的宗教家，一个人用不着隐居于喜马拉雅山，也不必退隐于田园。
他是宗教家，而不是政治家，但他却以宗教的精神来搅政治。因为他的宗教以仁爱为出发点，所以久而久之，他自然会提出“非暴力主义”或“灵魂的力量”（Ahimsa or non-violence, Satyagraha or soul force）。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不仅是伦理的原则，也不仅是临时的政策；他的非暴力主义是个积极的原则，即仁爱的原则。甘地曾说：“所有生命是统一的。”他所指的生命，不但是指人类，而且包括一切有知觉的动物。因此，要达到真正的非暴力主义，必须从改变心理着手。
中国的圣贤教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同样的，甘地也教人先爱护你的邻居。但是，爱护附近的邻居并不一定要伤害辽远的邻居。假如这样干，这就大错铸成，因为这种行为就没有把整个人类当做一家人。按照甘地的说法，真理和非暴力的原则，就是不要伤害任何人。一旦有暴力存在，虚伪迟早就会爬进来。换句话说，除了实行非暴力主义外，一个人就没法子为邻居服务。事实上，假如人类是属于一个家庭，那么他们再也不会作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们可以通过了解、妥协来解决争端。在实行非暴力的抵抗，或不合作的信条下，他相信双方都没有失败；没有一方会蒙受失败的耻辱。
普通人只懂得“牙还牙，眼还眼”。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拿刀，我拿枪；非干到两败俱伤，或同归于尽不可。但是，非暴力主义者却要步耶稣的后尘，耶稣教人“爱你的仇敌”，又说：“有人打你的左颊，你应该连右颊也让他打。”这种忍让的精神，是真正仁爱的表现。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仁爱生仁爱，仇恨生仇恨。冤冤相报，永远没有停止的时期。要停止仇恨，必须从实行非暴力主义或灵魂的力量做起。
为什么甘地一定要反对采用暴力呢？因为印度是个贫弱的国家，一般手无寸铁的人民如想用暴力来解决政治问题，这无异以卵投石。事实上，他早就知道暴力主义将造成更多麻烦，使真正的调解没法子实现。
但是，在反应的方面，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殖民地政府认为甘地所提倡的非暴力主义是一种烟幕弹，哄哄孩子还可以，要蒙骗深谋远虑的英国政治家可不行。高等的印度人，尤其是那些在高楼大厦里高喊革命的人，他们会讥笑他是完全感情用事，他们读过法国革命史和俄国革命史，他们觉得须用暴力来解决暴力，而甘地所采取的办法，应用于伦理上还可以，应用于政治斗争上未免太过天真。
但是，甘地的思想非常坚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一定倾全力来实行，不顾世间的任何毁誉，尤其是非暴力主义，这是一生思想的核心，他只能够信守不渝，不受任何人的影响。
自甘地立志从事印度的独立自由运动之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道地的国家主义者。事实上，他也是个国际主义者。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冲突，而是相反相成。用甘地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要我们的国家自由，但不要牺牲或者剥削其他国家，也不要使其他国家的地位降低。假如印度的自由，等于英国的毁灭或英国人的消逝，这种自由我也不要。我要我的国家自由，以便使其他国家能够从我的自由的国家里学到一点东西，同时，也能够使我的国家的资源用来作人类的福利，像目前的爱国主义告诉我们说，个人须为家庭而死，家庭须为农村而死，农村须为县而死，县须为省而死，省须为国家而死一样，国家必须先得到自由，以便为世界的福利而死，假如真是有这种需要。因此，我对国家主义的爱护，我的国家主义的思想应该是这样，先使我的国家得到自由，然后可以牺牲我的国家，以便使整个人类能够生存。这儿种族的仇恨根本不存在。我所指的国家主义不过如此。……
在我看来，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一样的东西。我是个爱国主义者，因为我是个人，同时，也以仁爱为怀。爱国主义不是排外的，我不能够伤害英国或德国来为印度服务。在我的生活的计划中，帝国主义没有存在的余地。……
假如不是天下一家。我真不想在世界生活下去。
甘地的思想是一贯的。他对于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分畛域；他对于整个人类是天下一家，不会厚此薄彼。为着达到这目的，他这才坚持“非暴力主义”或“灵魂的力量”。他要以德服人，以爱事人，以诚感人，所以在他的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中，他绝对不会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相反的，他是既顾目的，又择手段。
只因他仅反对恶劣的制度，不反对个人，所以印度独立之后，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丝毫没有芥蒂；这正是史无前例的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