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鬼容易画人难。画普通人物易，画政治人物难。画已死的政治人物易，画生龙活虎似的政治人物，正是难上加难。
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环境变动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跟着变动，尤其是政治，它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昨天的友邦，今日的敌国；昨日的敌国，今天的友邦。到了时移势易，一切形势便跟着转变了。
托尔斯泰是个聪明人。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写的是50年前的历史人物。那时，他可以发掘故纸堆，把自己亲见亲闻的人物，套上历史的背景，读者只见其完美，很难找出破绽。根据托翁的先例，当代人物最好以少写为妙。
但是，“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英国名史家佛留德的名言，实在很有道理。假如每个文人都这么矜持，都这么慎重，不肯动动脑筋，摇摇笔杆，记载当代的事实，恐怕将来的史家或文豪，很难找出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著述的张本。
一代天才李太白，当他于奇花异卉争妍斗艳的春夜，在桃李园里欢宴的时候，他不得不挥他的生花的妙笔，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序》。他的理由是，“不有佳作，何伸雅怀”？事实上，假如他不把当天晚上大家狂欢痛饮、赋诗鼓乐的盛事记载下来，恐怕中国文学史上就少了这么一篇家喻户晓的散文，同时，李太白的人生观、宇宙观也很少人能够认识了。
自我在新加坡比较安定地住下来之后，当代印度三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便成为我研究的对象。阅览既多，不知不觉地就要动起笔来写他们的传记。其中《尼赫鲁传》所花的时间较多，前后达13年之久，因为他自己承认是泰戈尔和甘地精神上的儿子，要了解尼赫鲁，必须先从了解泰戈尔和甘地入手。
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1955年亚非29个国家所举行的“万隆会议”，可以算是尼赫鲁个人在国际政治上的声誉登峰造极的时代。到了1961年，印度用武力把葡萄牙赶出果亚，一般西方国家对他一生所拳拳服膺的“非暴力主义”，已经表示怀疑了。
本书初版是1959年问世。为着忠于我本人的主张，最近五年来的浩如渊海的新资料，以及东西两大集团对他的颂扬和批评，恕我一字不提。但我坚决地自信，我以前对他的估价，和事实是相当接近的。
在全世界非左即右、非右即左，非敌即友、非友即敌的环境中，尼赫鲁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他的大名广播之后，世人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注意。只要有人觉得他的言论和行动有些偏差，不是把他过去几十年间为印度的独立，为世界的和平而奋斗的功绩一笔抹杀，便是把他本来是错误的行为也捧到天上。像这种过分主观的论调，恕我不敢苟同。
历史是有连续性的，无论个人或国家。因此，把个人暂时的得失，作为一生的定论，这似乎稍欠公允。
政治上的是非，正是随时随刻在变化中。“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古代诗人早就有这种感觉。另一方面，文学和艺术却是万古常春。像尼赫鲁的优美的散文，或史论的文字，当代仅有他的哈庐公学的前后同学丘吉尔，可以和他媲美。他的英文造诣极深，远绍英国名史家兼文豪吉本、马考莱、屈维廉(1)只要英文存在的一天，尼赫鲁的三部名著——《世界史一瞥》、《印度的发现》、《自传》——自有永久流传的价值，虽然在政治上，印度政府也许会摇摆不定地往右、往左，或者维持它固定的中立的立场。
1963年1月5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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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尼赫鲁在哈庐公学读书时，因为成绩优异，学校当局曾赠他一套屈维廉的名著《加里波第传》。这部书对他的思想和文字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