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赫鲁才十岁的时候，他一家人搬到一间偌大的新屋子去住。新居有个大花园，又有个大游泳池。家里不断地大兴土木，建筑楼房，充实庭院，对于各种各色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他都觉得富有趣味。他学会游泳，技术也相当高明，每天一有闲工夫，就到游泳池去玩。有时他喜欢开玩笑，把那些不谙水性的客人连推带拉地扔到水里，逗引旁观者哈哈大笑一场。
第二年，父亲给他请到一个新教师蒲禄克先生（F. T. Brooks）。这位先生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法国籍或比利时籍。他精研“通神学”（Theosophy）。尼赫鲁跟他学习三年，受他的影响极深。此外，尼赫鲁又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印地文、梵文。他在梵文上花了不少时间，但所得有限，至少他觉得他的梵文的知识远不如他后来所学的拉丁文。他很谦逊地说，这种错处不能怪先生，应该由他自己负责，因为他对于文法不感兴趣。
蒲禄克给他的最大影响，就是养成他的读书的兴趣和能力。在他的指导下，起初他博览儿童文学，而《爱丽思漫游记》（Alice in Wonderland），吉卜林的《森林故事》（The Jungle Books），他是百读不厌的。插图本的《堂吉诃德》，也使他惊奇不置；南森的《北极记行》（Farthest North）给他开个新眼界。此外，他博览英美的著名小说，从司各德、狄更斯、萨克莱、威尔斯，到马克·吐温），他无所不窥，而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他也十分喜欢。《榛达囚徒记》（Prisoner of Zerda），使他害怕得不忍卒读，而《三人同舟》（Three Men in a Boat）一书，是他认为最精彩的幽默作品。《特利尔卑》（Trilby）及《伊柏逊·彼德》（Peter Ibbetson）两书，他也念念不忘。他喜欢读诗。事实上，他对诗的爱好正是历久不衰呢。
蒲禄克先生也引导他对于科学发生兴趣。他们配备了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室。就在这实验室里，他花了不少时间从事初步的物理化学的试验，风雨无间，乐此不疲。
蒲禄克先生是个神学家。每星期在他的屋子里举行一次会议，尼赫鲁经常参加。结果，他逐渐吸收通神学的术语和思想。长辈们对这门学问作详尽的讨论，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那时，他并不能充分了解长辈们的言论，但他总觉得这门学问倒可以窥宇宙的秘密。因此，他也开始认真地想到宗教及其他问题。对于印地教，他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很有意思，尤其是那些大著，如《知识论》、《优波尼沙》（Upanishads）。他梦想自己会飞，不靠任何工具，能够毫无障碍地飞到海阔天空的所在，低头往下看，名山胜水，高楼大厦，良田美景，历历如在眼前。他自愧心理学的功夫不到家，不然，他真想把梦境作个详尽的解释呢。
菩桑夫人（Mrs. Annie Besant）到阿拉哈巴来访问；关于通神学的问题，发表了好几篇的演讲。他大受她的演讲的感动，整天如醉如痴，如梦如幻。虽然那时他年仅13岁，但他立志加入通神学会。当他向他的父亲请教这问题的时候，他老人家常表示漠不相关的态度。这事情使他很难过。他总觉得父亲对于精神生活未免太过冷淡了。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决定加入通神学会，严守宗教仪式，外表上保持着神哉圣哉的样子，弄得一般儿童都和他格格不入。
不久之后，他离开蒲禄克先生，准备到学校去读书，而通神学也跟他绝了缘。
1905年的暮春，正当花谢花开香满天的时节，他的父母率他和他的妹妹，坐船径赴英国。到了英国后，他便考进哈罗公学（Harrow），他的家里人顺路游历欧洲。在欧洲逛了几个月后，就回去印度。这是第一次离家，他开始觉得十分孤独，时常患着怀乡病，好在他能够想法适应学校的环境，努力读书和运动，所以他的怀乡病并不厉害，但他总觉得他和英国的同学间有相当距离，同时，他觉得对方也许也有同样的想头。
起初，他因为年龄太大（十五岁半），同时，拉丁文懂得不很多，所以被学校当局编到低年级。但他进步神速，一路升班。在各门功课上，尤其是在常识上，他远胜年龄上下的同学们。他有广泛的兴趣，他对于各种书报尽量阅读。他记得当时曾写信给他的爸爸，说英国的孩子除喜欢运动外，什么问题都没有资格谈。不过其中也有例外，尤其是高年级的同学。
1905年底，英国举行大选，结果，自由党得到最大胜利。有的时候，级任提出新政府的动态这问题，跟同学们讨论，全班同学中，仅有他一人对答如流，而且能够将全体阁员的名单，如数家珍一样地说出来。
除政治外，另一个课题使他神往的，就是航空。那时航空事业正在萌芽的阶段，但他认为航空有美丽的远景。他曾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不久之后，他可以坐飞机回家度周末了。
哈罗公学的环境，使他住得十分舒服。但他总觉得公学究竟是公学，不能满足他的大欲望。老实说，他所向往的却是大学。当1906至1907年间，由印度传来的消息，使他愤激异常。虽然英国的报纸对于印度的事情并没有作详细的报告，但就断简残篇的七零八碎的报道里，也可以透露出印度正发生大事变。有的人被驱逐出境，有的地方发生暴动，而提拉克（Tilak）的大名，以及杯葛、抵制外货等事情，时常出现于报端。这些事情使他觉得很烦恼，但同学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共同讨论。直到假期，他才有机会见到几位亲戚及印度的朋友们，他这才可以跟他们促膝畅谈，一抒积愫。
在学校里，他得了一个奖品，这就是英国名史家屈维廉（G. M. Trevelyan）所著的《加里波第传》。这本书给他的印象极深，于是他把其余两本也买来，细心研究加里波第及意大利的统一的历史。由意大利想到印度，他觉得这两个国家在为独立自由而奋斗的过程中，有许多共通点。可惜哈罗公学管理太过严格，许多事情不能畅所欲言。因此，他征求父亲的同意，让他到剑桥大学去读书，可是当他真正离开哈罗公学的时候，他却热泪盈眶，依依不舍。统计他在这间公学的时间不过两年，比普通学生短得多。
1907年10月初，当他还没满十八岁的时候，他进了剑桥。这儿是自由的新天地，是学术的大摇篮。他到了剑桥，如鱼得水，可以凭自己的兴趣从事各种活动。那种乐趣绝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得到。
他在剑桥研读了三年。三年的宁静的愉快的生活，让他有机会请教良师，结交益友，而知识的领域也不断地扩充。他主修自然科学，对于化学、地质学、植物学也有相当的研究，但他的兴趣并不限于这些科目。他在伦敦所交的许多博学多能的朋友中，多数都能够不假思索地畅谈文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问题。起初，他好像堕入五里云雾中，对于人家的高谈阔论，没法子插足；后来，他也开始阅读这一类的书籍，谈起来不见得十分外行。他跟人家时常讨论尼采、萧伯纳，甚至两性的问题，他也懂得不少，虽然所谈的仅限于理论。
当他在剑桥的三年间，印度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他知道政治运动是个危险的生活，而剑桥学者生涯是个闲适的生涯。他面对这个歧路，不知道何去何从。好在他还处于求学的阶段，这问题用不着他马上解决。当时他所关心的，就是尽量吸收知识，锻炼体魄，而剑桥的优美的环境，无处不使他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尤其是漫漫的雪夜，三五良朋围着火炉旁边，放胆畅谈上下古今的问题，直到灯残火熄的时候，大家才拖着懒洋洋的身体，回到宿舍去休息。
从1907年起，印度变成祸乱相寻的国家。印度人开始表示反抗的态度，不会再盲目地服从外国人了，这是1857年大屠杀后从未曾有的现象。提拉克的信仰和活动，博得留英的印度学生的同情。大家都无条件地加入过激党。
剑桥大学里的印度学生，组织了一个团体名叫“马奇列斯会”（Majlis）这儿大家也讨论政治问题，但主要的是学习国会议员及大学评议员的辩论的态度和方法，对于现实政治并不十分注意。由于怯场及没有自信心，当时他时常缄口不言，只有听的份，没有说的份。至于那些侃侃而谈的雄辩家，到了学成之后，反而回到印度去替英国人作鹰犬。
二十岁那年，他得到剑桥大学的学位。毕业后应该担任什么工作呢？这问题倒使他一时没法子解决。照当时的环境而论，他如加入印度文官处去做事情，一辈子可保衣食无忧，不过这种职务是时常调动的，有的时候，会被调到辽远的地方。他的父母因为他离家太久，而且又是独生子，很不赞成他这么干。最后，他决定再在伦敦逗留两年，专攻法律，一来可继承父志；二来，这是自由职业，不必远离家乡。
1910年，他进了伦敦法学院（Inner Temple）。因为他学有根底，所以毫不费力地参加各种考试。像他在剑桥大学的考试仅得乙等成绩一样，法科的考试，他是既不光荣，又不丢脸。这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博览群书上，他对于费边社的几个台柱的社会主义思想及政治运动大感兴趣，尤其是爱尔兰的独立运动使他十分注意。
在剑桥大学毕业前一年，他曾到欧洲大陆去游历。就在欧洲，他遇着他的父亲，父子久别重逢，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他曾到柏林去看齐柏林表演飞行术。那时飞机还处于试验的阶段。齐柏林的成功，使德国全国人民欢喜欲狂。
等到大学毕业后，他前往挪威观光。有一次，为着跑到冰天雪地的深涧去洗澡，他险些丢了性命，幸亏有人赶紧跑到岸边把他拉上来，使他已经失去知觉的手足逐渐复原。假如稍慢一步，给那冰冻的雪水再冲前几百码，达到莫测高深的瀑布的上头，他恐怕就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