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自幼打好切实的英文基础。七年留英的生活，从哈罗公学（二年）、而剑桥大学（三年）、而伦敦法学院（二年），让他有机会充分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尤其是政治，这对于他好像空气和水那么需要，所以他一有闲工夫，便研究政治问题。
他从英国回到印度后，马上担任律师的职务，可是那时他野心勃勃，他认为整天过着呆板的例行公务的生活，实在毫无意义。他亲切地觉得七年的留英生活，使自己和本国的环境格格不入。幸亏家庭的气氛十分和谐，让他过得相当舒服。此外，他常到律师图书馆和律师俱乐部，在那儿时常会面的还是一些同行。这种止水无波的生活，使他过得很腻烦，有时想找个高尚的娱乐来调和一下，也是不可多得。
英国人在印度统治了那么久，可是印度人讨厌英国人，英国人看不起印度人，冰炭不相投，各人走各人的路子。英国人所结交的只限于印度的官僚，面貌可憎，语言无味，真正有风趣的印度人，他们倒不大接近；姑定接近，也没法子赏识。最使人难堪的，就是官僚们，无论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自成一个阶级，夜郎自大，踌躇满志。甚至刚从英国来的新人物，不用多大工夫，就给这恶劣的环境同化。他们白天忙着办理公事，处置案牍，到了下班后，他们又跑到俱乐部，喝喝威士奇，翻翻《笨拙》杂志，或其他画报。他们很少看书；姑定他们要看的话，至多把从前所爱好的读物拿来重温一下，对于新知识、新事物，他们并不准备吸收。到了他们发觉自己落后的时候，他们便诅咒印度的气候太坏，环境欠佳，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腐化，主要的是由于官僚政治的作风。在官僚政治的圈子里，他们根本不想求进步，他们所关怀、所梦想、所追求的，无非升官、调任、告假，以及讨论东家长、西家短等琐碎的问题。什么新时代、新思潮，他们压根儿不放在眼内。
英国人到印度做大官，印度人仅做小官。上行下效，印度的官僚多数学习英国的官僚的派头。除官僚外，那些律师、医生，及其他专门人才，甚至半官式大学职员，他们另有一番世界，和印度中下层社会完全脱离关系。
尼赫鲁眼看祖国受外人的统治，而一般受过高等教育，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也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种情形，他实在看不惯。从那时起，他决意置身政治，参加国大党（National Congress）会议。
那时正值欧战，英国人希望印度人效忠英国，为英国撑腰；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所有印度人十九都不同情英国。无论左派或右派的人物，他们都暗中希望德国胜利。这并不是说他们喜欢德国，而是说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希望假借德国的力量，给英国一点颜色看。
就在大战期间，印度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提拉克从监狱解放出来，他和菩桑夫人所领导的“自治联盟”（Home Rule League）引起他的兴趣，尤其是培桑夫人，她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被捕，更鼓励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绪，甚至老年人及中庸主义者，也受她的感动，大家高举义旗，为自治运动效命了。
尼赫鲁的父亲一向养尊处优，生活过得很舒适，所以在政治见解上，是比较中庸。不过自菩桑夫人被捕后，他的父亲及其他中庸主义者也加入自治联盟了。几个月后，他们多数退出，父亲却坚持他的立场，而且担任阿拉哈巴支部的主席呢。
话又说回来，父亲虽反对权威，但过激主义的领袖们也不会使他有什么好感，因为他根本不能接受他们的言论和方法。菩桑夫人被捕及其他类似的事件固然会影响他，不过他的前进是有限度的，到了相当限度，他就不进了。
至于尼赫鲁本人，他自幼对于政治很有兴趣，不过初期的活动的机会并不多，在可能范围内，他要规避公开集会的场合，对于演讲他还没有什么把握。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用英文作公开演讲，但他能否用印地语作长篇大论的演讲，连自己也表示怀疑。他记得第一次被人派去作公开演讲，时间大约是1915年，题目是反对钳制舆论。他用英文发表一点意见。谁料会才开完，沙普鲁博士（Dr. T. B. Sapru）跑上台来，在大庭广众面前拥抱他。他很谦逊地说，这并非他谈话的内容有什么大道理，或者他的演讲的技巧是怎样高明，而是因为他既然敢在大场合里公开演讲，此后他便可从事社会活动了。须知在四十年前，所谓社会活动，全靠一把口。
当时阿拉哈巴的青年们，都希望沙普鲁博士对于政治能够采取更前进的态度。事实上，在所有的中庸主义者中，他似乎是个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既热心，又容易冲动，只要他肯前进，他当然会获得青年的拥护。至于尼赫鲁的父亲，他似乎很冷静，虽然在他的内心里也许还隐藏着对于政治的热情。老实说，他的父亲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一是一，二是二，很少有挽回的余地。因此，他和一般青年不敢希望他的父亲会起来领导政治活动，相反的，他们对于沙普鲁博士倒有相当信仰。至于那位从事社会活动的马拉维雅（M. M. Malaviya），也引起他们的注意，一有闲工夫，就跟他长谈，并且跟他很英勇地负起领导的责任。
像所有殖民地一样，统治者一向不许人民高谈政治，一谈政治，等于“造反”，政府可以罗织种种罪名，送了顶红帽子，加在你的头上，轻则坐监，重则杀头。尼赫鲁的父亲眼看他不高兴空谈政治，老是喜欢实际活动，所以对他特别关怀，恐怕他会加入过激党。所谓实际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不大明白，但照当时的一般情形看来，他很可能像孟买城的青年那样，从事暴动，这事情使父亲很担心。事实上，他并不想参加暴动，但他又极不愿意屈服于当前的环境。从大处着想，要把一种政治活动搞成功，真是难若登青天，这事情他并不是不知道。但是个人的志愿，国家的尊严，好像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逼他须采取最积极最有效的步骤来反抗外族的统治。
就在欧战期间，印度兵也被迫参战，可是同样工作，不同待遇，无论在前线或后方，印度兵所得的待遇，远不如欧洲的“盟邦”或“战友”；这些消息使尼赫鲁及一般很有抱负的青年愤慨异常。他们认为这种毫无理由的区别，对于印度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是莫大的耻辱，为着响应祖国的呼唤，为着满足同胞的要求，他实在没法子过着“独善其身”的生活。换句话说，他要下个最大的决心，把个人的幸福放在后边，倾全力来搞政治活动了。
升学、革命、恋爱、职业这四大问题，差不多成为每个青年必经的问题。尼赫鲁在二十二岁那年已经受完高等教育，所以升学这问题早已不存在，他一回国就做律师，地位高，报酬厚，所以职业问题也早已解决。现在摆在他眼前的，就是革命和恋爱这两个问题。
在比重上，尼赫鲁一心一意只想搞革命。他整天发现印度的过去是多么伟大，梦想印度的前途是多么光明，如梦如幻，如醉如痴，什么事情都不放在他的心上。他本来有许多机会跟异性接触，可是精神早已贯注于民族独立运动的他，对于个人寻快乐、找开心的时间却减少到最低限度。
1916年，他和嘉玛拉女士（Kamala）在德里城结婚。那时正是百花齐放的春天，良辰美景更增进青年夫妇的幸福。同年夏天，他们回到克什米尔的故乡度假。他把太太放在家里，自己却和几位亲戚花了几星期工夫去爬山涉岭，直上悬崖幽谷，以便恣情欣赏自然界的奇观。
在旧时代里，妇女并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所以嘉玛拉仅在家里读过一点书，没有正式受学校的训练。她是个良妻贤母型的妇女，年轻时很害羞，一举一动跟新式的妇女是两样。后来她虽然和新式妇女很谈得来，但在本质上，她是印度的妇女，尤其是克什米尔的妇女，冲动中带矜持，幼稚中带成熟，愚蠢中带聪明。对于陌生的客人，或者对于她所不喜欢的人，她一声不响，但是对于她的知交，或者她所喜欢的人，她却口如悬河，滔滔不绝。她判断事情很快脆，因为她是凭本能来判断，所以结论不见得十分公允。她的态度的诚恳，很少人会赶得上她，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无论喜怒哀乐，她都毫无掩饰地表露出来。
自尼赫鲁结婚后，他干脆不问职业，仅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个艰巨的工作，非有志同道合的终身侣伴，那简直是活受罪，因为太太如不赞成他的行动，整天吵吵闹闹，或者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说生活的寂寞，这将增加他的精神上的刺激。假如一个人的精神上受了过分的刺激，那么他难免会六神无主，坐立不安，自由行动固不行，坐监更是难过。好在尼赫鲁的太太不是那种专务虚荣、单求享乐的妇女，她要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尽她应尽的本分。换句话说，她不想做她的丈夫的寄生虫或应声虫，她要充分表现她的独立的人格。
尼赫鲁的父亲本来是不爱多管政治的。到了潮流转变后，他却比一般年轻人更前进。他的前进，并不是等于感情的冲动，而是经过长期的理智的思考。从前人家要他前进，他只一笑置之；到了他深刻地认识民族解放运动比较个人的身家财产都来得重要的时候，他不但亲身出马，而且鼓励他的妻子、女儿、媳妇去参加政治活动。最使人惊奇的是，他觉得全国的妇女个个都精明干练，英勇能耐，而他的一家妇女组织能力的高明，应付事情的敏捷，更使他觉得无限光荣。
上文说过，尼赫鲁的太太读书不多，但她的爱国的热诚，可以弥补她的不足。只因她是这么贤惠，所以尼赫鲁毫无内顾之忧。他得以身许国，把心爱的家庭放在次要的地位。统计十九年的结婚生活，真是聚少离多。她所遗下的女儿，又是出类拔萃。九泉有知，她应该也会露出胜利的微笑罢。
（按：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现任印度国大党的主席。一家三代，都做过主席，真是够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