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的历史上，师友的密切合作，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效力和影响。这种事情，正是史不绝书。
人生几十年，在社会关系上，最深密的莫如父子、兄弟、夫妇；在事业建树上，最得力的还是靠师友，尤其是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工作，那种乐趣，绝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出来。古人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事实上，两个人如能水乳交融地从事社会活动，那么他们将像原子能一样，会发出无比的威力。在各国的历史上，师友的密切合作，往往会发生极大的影响。约翰逊和鲍斯威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福楼拜和莫泊桑，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苏东坡和黄庭坚，康有为和梁启超，每个人既有特殊的具体的贡献，每两个人的合作更是难能可贵。
甘地和尼赫鲁的关系，是相知在师友之间。以甘地的宗教家的热诚，思想家的深刻，加上尼赫鲁的文学家的俊秀，政治家的机警，谋深虑远，知圆行方，把印度三亿七千五百万人民从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使一向自夸“白种人的责任”（White Man's burden）的妄人，认识印度的伟大，崇拜东方的睿智，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丰功伟绩，在几千年来的世界文化史上，算是不可多得。
约在1916年圣诞节前后，当勒克瑙会议（Lucknow Congress）时期，尼赫鲁才会见甘地。因为那时甘地在南非洲替印度人争取生存的权利，法律的保障，干得轰轰烈烈，所以尼赫鲁及其他青年人都佩服他到五体投地。那时，甘地还没有参加国内的政治活动，只专心搞南非的印度问题。不久之后，他为参巴兰（Champaran）垦殖区的住户的一两宗事情干得极顺利，这更引起青年人爱护的情绪。他们意识到他迟早会应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印度问题，同时，相信他的方法一定有成功的希望。
1919年，甘地久病初愈，他在病榻上要求印度总督不要批准罗立特法案（Rowlalt Bills）。总督对于这种要求，根本不理会，甘地怒不可遏，于是起来领导全国人民从事反抗的工作。他发起“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 Sabha），参加这种运动的人，发誓不遵守罗立特法案，蓄意跟殖民地政府发生正面的冲突。换句话说，大家要准备坐监了。
当尼赫鲁从报纸上知道甘地所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的时候，他的心里觉得有无限的快慰。他知道不合作运动这办法是最直截了当，而且很有效力。他的忧时伤国的情绪，使他的内心好像烈火在燃烧。他决定即刻加入“不合作运动”，接受甘地的领导，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计。
“不合作运动”开始展开了，印度全国罢工，德里及阿姆利则（Amritsar）的军警开枪；许多人民受伤。旁遮普城宣布戒严令，和印度其他各城断绝关系；一般人民不能随便进进出出，所有消息完全被封锁，从围城里跑出来的人，因为害怕过度，不能把目击的事情说得很清楚。站在围城外的人，只好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一鳞半爪的消息。尼赫鲁及其同志很想反抗戒严令，冲到旁遮普城去，但是事实上办不到。国大党就趁机会，组织一个庞大的救济机关。不久之后，戒严令取消，人民得自由进出，于是许多重要的国大党人，便跑进旁遮普城，从事救济和调查等工作。
尼赫鲁的父亲本来是个温情主义者，对于现实政治并不太热心，可是在甘地的感召下，他也积极活动。他不满阿拉哈巴的温和派的报纸，他自己出资创办一份《独立报》。这份报纸在宣传上虽然大成功，在营业上却大失败，尤其是总罢工事件发生以后，尼赫鲁父子都跑到旁遮普城，报纸没有人负责，营业上亏空不堪，结果是关门大吉。就在总罢工的前夜，尼赫鲁的父亲知道大难临头，他曾打地铺，亲尝硬梆梆的地铺上睡觉的滋味，因为他知道从此以后，坐监恐怕要成为尼赫鲁的家常便饭了。
当旁遮普事件进行调查的时期，尼赫鲁时常跟甘地会面。调查委员会往往觉得甘地的意见太过新奇，没有人会赞成。但是，甘地却坚持他的主张，面红耳赤地据理力争，直到他的意见被接受，这才放手。到了事过境迁，大家这才知道他有先见之明，而尼赫鲁本人对于他的信仰也是与日俱增。
阿姆利则会议（Amritsar Congress）是甘地正式在印度主持政治活动的会议。各代表们不用说都一致赞成甘地，甚至一般民众，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只因他是众望所归，所以“甘地胜利”（Mahatma Candhi Ki Jai）的口号响遍全国。新近从监狱释放出来的阿里兄弟（Ali Brothers）也加入国大党。这样一来，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又进到一新阶段，采取新姿态了。
由于印度宗教问题的复杂，甘地在提倡他的不合作运动之前，他一定要取得回教的领袖们的支持。当1920年，启拉发德（Khilafat）的领袖们要去拜谒印度总督前，他们须先预备一篇演讲词；甘地看了他们的演讲词，觉得内容太过空洞。辞藻虽优美，但一点也不切实际。他主张他们不应作过分的要求。相反的，他们须简单明了地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而这些要求须以全力来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种正确的主张，当时一般人不是认为太过新奇，便是觉得太过迂腐，因为照传统，政治上的要求老是辞藻优美，内容空洞，以便在条件上有讨价还价的机会。此外，关于不采用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回教徒的领袖们也有意见。他们认为这种办法，仅能算是政策，不能当做教义。因为回教的立场，并不禁止人们运用暴力。几经讨论，终于甘地所主张的不采用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得到大家一致的支持。
甘地对回教徒的演讲词，煞是动听。他的态度既尊严又谦逊，词句既简洁又明朗，主张既坚决又恳切。他的慈祥仁爱的眼光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的威力和最大的决心。他说：“我们印度人现在要跟一个很厉害的劲敌斗争。假如你们要参加，你们须准备损失一切，同时，你们须准备严格地服从非暴力的教条。这种斗争一开始，政府一定会宣布戒严令。但是，在我们这方面，我们也要实行独裁制度，宣布戒严令，假如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你们有充分的权利，把我赶出去，甚至可以取我的头颅，给我种种刑罚。但是，在你们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的时候，你们应接受我的条件，你们应接受独裁制度及戒严令。不过我们的独裁制度，必须先得你们的同意及合作。到了有一天，你们觉得用不着我的时候，你们尽可把我打倒，把我踏在脚下，而我决不会发出怨言。”
甘地这一席话，说得那些胆小如鼠的人心寒胆破，但尼赫鲁却听得出神。他决定舍弃一切，用全副精神，听从甘地的指挥。
甘地为人是脚踏实地。他不喜欢空洞的大题目，他往往要集中精力来解决特殊的具体的问题，但是，民族解放运动仍引起社会人士普遍的注意，在开会期间，老是有人提到这事情。
甘地、尼赫鲁父子，及国大党的重要领袖，都是英国留学生，在社会上本来很有地位，可是自1920年国大党在加尔各答的特别会议起，他们更坚决地竖起民族解放的旗帜。他们再也不穿着西服，他们仅穿卡基装。由于这种运动深入民间，所以中下级人士也被选来做代表了。从前他们以说标准的英语为无比的光荣，现在他们逐渐运用印地语，或国大党举行会议的省份的方言，因为大家由衷地觉悟到运用外国语来讨论本国问题，未免太过滑稽。这样一来，国大党开会时，马上有了新气象及新热诚。
会议结束后，尼赫鲁跟甘地去拜访泰戈尔和他的长兄保禄达达（Boro Dada）。他们俩在圣蒂尼克坦（Santiniketan）逗留了几天。就在那边，安德烈（C. F. Andrews）送他几本书。这些书讨论非洲的帝国主义经济的问题。他看完之后，大受感动。
真是至诚动人，自甘地提出不合作运动后，他曾向国人大声疾呼：“要自由！不要再做奴隶！”（Be free! Be slaves no more!）这种口号，谁也表示赞成，谁也表示信仰。信仰生力量，因此，所有外表的桎梏松弛了，到自由的大门也敞开了。
接着，不合作运动就大规模地层开。“杯葛”新立法会议的选举，得到意外的成功。大多数选民都放弃选举权，凑巧印度总督到阿拉哈巴城视察，他跑到各选举站去巡礼，其中有个农村的选举站，根本看不到一个选民，这证明甘地所号召的“杯葛”运动是多么有效！
长期的被侵服，使一般印度人看见外国人就要害怕，可是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运动展开以来，一般人在精神上已经得到解放。他们再也不怕什么，胆敢仰首伸眉，畅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了。甚至穷乡僻壤的村夫，他们也懂得什么叫做民族解放了。而国大党的经常开会，这更会提高和普及他们的政治教育。从前大家说话要绕个大圈子，生怕说得太爽直，致触犯政府的禁令；现在他们想得到，说得出，一点也不害怕。坐监吗？他们正是求之不得。暗探吗？这些受外人豢养的可怜虫，到处跟踪爱国分子，不知道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事情都公开，还需要暗探慢慢地去搜集资料，罗织罪名，专向外国人告密吗？
甘地虽不是个宗教家，但他有宗教家的热诚。凡事他都是以身作则，这比较那些口是心非的吃教饭的人好了万倍。他和民众在一起生活，深知民众的心理，专说民众所能了解的语言，难怪他到处受民众欢迎，博得他们的拥护。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智愚贤不肖，各种各式的人都要参加，人多口杂，其中参差不齐的地方在所难免。好在伟大的甘地把握着民族运动的主潮，深知大体，所以各方面的力量，可说是殊途而同归，尤其重要的是，普通干政治工作的人，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甘地却主张目的虽重要，手段也不能不讲究，不然，为着要急急达到目的，不惜利用种种卑鄙的恶劣手段，乱来一场，结果将不可收拾。只因甘地既注重光明正大的目的，又尊重善良和平的手段，所以他一再阐明不合作运动的大道理。这种理论给尼赫鲁的印象十分深刻。因此，几十年来，尼赫鲁无论在口头上，或著述上，假如有机会提到甘地，他一定要说明目的和手段并重的理论。换句话说，尼赫鲁自接受甘地的领导后，他实在等于甘地生命的延续。二人正是先后辉映，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