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是印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年头。民族主义的热诚达到最高潮。农村里有农民运动，城市里有工人运动。各种新思潮、新活动，都蓬蓬勃勃地朝向新目标进展。往里看，我们有印地教徒的民族主义，回教徒的民族主义；往外看，我们有整个印度的民族主义。由于世界潮流的激荡，大家不得不团结一致，尤其甘地，他是具备伟大的魄力，把所有人民的不同的愿望，化为一种具体的要求，这是说，大家希望印度独立。
国家主义本来是排外的，尤其是对于征服殖民地的国家，它是带着无限的憎恨和愤怒。说来谁也不相信，印度虽然热烈地希望独立，但它对于英国并不怎样憎恨和愤怒，至少比越南对法国、印尼对荷兰好得多。这主要的是归功于甘地的正确主张，坚持采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只要独立这个伟大的目标能够达到，流血牺牲的事情越能够减少到最低限度越好。
平心而论，初期从事独立运动的人，仅具宗教家的热诚，对于运动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步骤。每个人有他的一套思想，照自己的思想来解释，搞得通或不通，又是一个问题。好在甘地把舵子操得很稳定，他对于民众的知识上的灌输，远不如他对于人格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鼓励那么恳切，结果，一般人民大受感动。
须知一种事业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信心。有了信心，然后能够产生移山倒海的事业。在甘地的领导下，印度的男女老幼，个个具备无比的信心，他们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只要国家能够独立，虽颠沛流离也毫无关系。
甘地采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这等于精神上向英国宣战。这种办法的效力实在是既巨且深。像尼赫鲁及其同志，他们大多数是英国留学生，醉心现代的工业文明，尤其是尼赫鲁，他本人对于大规模的机器及迅速的旅行很有兴趣，不过他并不想一味抄袭外国的东西，但他总想把外国的东西稍加变动，以便适应印度的环境。至于甘地，他是更彻底。他排斥近代的机械文明不遗余力，而他的言论在人民的心坎里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缅怀过去，有人瞻望未来，这两种力量，相反相成，但它们的效果却很一致，即崇尚牺牲和克己的精神。
因为尼赫鲁专心一志地努力民族解放的伟业，他把其他一切社会关系都看得很淡。老朋友疏远了，连他最爱看的有关于国际问题的新著现在也不能顾及了，虽然他和家庭的感情很融洽，但现在因为工作的忙碌，连爱妻幼女也没有时间来照顾。直至十几年后，国家的前程逐渐明朗化，他这才以痛定思痛的心情来回想往事，然后知道当时一家人所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爱妻所担任的是多么繁重的职务。
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往往爱在高楼大厦里喊革命。尼赫鲁却不然，他一认清国家的前程及个人的使命后，便出了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当时“到农村去”（Go to the villages）的口号响遍全国。尼赫鲁及其同志，不辞沐雨栉风的辛劳，徒步到辽远的乡村，出席农民会议，发表演讲。就在这种场合中，他领略群众力量的伟大；他开始认识群众心理；他懂得分别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不同的要求。虽然他对于群众的不守规律，有时难免会觉得不大愉快，但大体上，他和他们的生活已经打成一片了。这种认识民众心理，跟民众一起生活的习惯，是他后来搞革命工作的雄厚的本钱。
他信任群众，群众也信任他。就个别而论，他们不算聪明，谈话也没有风趣；就集体而论，他们不由得不引人同情。当时一般青年志士对于公开演讲并没有什么经验。虽然多数人都能够侃侃而谈，但内容却空空如也。他先听各同志的演讲，回头又检讨自己的演讲，他总觉得有许多地方是难免识者一笑。
就在1921年间，国大党的工人党员时常被捕。阿里兄弟因为犯鼓动印度军队叛变的罪名，被判长期监禁。但他们的言论却由成千成万同志们广播出去。那年夏天，尼赫鲁曾发表几篇关于暴动的步骤的演讲，政府当局便开始使用恐吓的手段，扬言要逮捕他，不过时期没有成熟，迟迟没有下手。
到了年底，时局突然恶化。英国为加强英印关系，特派威尔斯亲王（Prince of Wales）巡幸印度。印度国大党便抓着这机会，大事宣传，说要“杯葛”一切欢迎的行动。凡是亲王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定要罢工罢市，把一切日常活动完全停顿了。这种办法使亲王很难堪，因为亲王无罪，政府不过利用他的巡幸来鼓励士气罢了。针对这事件，政府先发制人，把国大党孟买支部的志愿党员会宣布为非法，后来又宣布“联省”（United Provinces）的志愿党员会为非法。因此，达斯（Das）特发表一篇富有煽动力的宣言：
我觉得我的手腕上有了手铐，身上负着铁链的重量。这是束缚的苦痛，整个印度是个大监狱。国大党的工作应该进行。我个人的被捕或漏网，这有什么相干？我个人的死或活，这又有什么相干？
在“联省”里，他们不但接受政府的挑战，宣布他们的志愿的组织仍继续进行，而且把志愿党员的名单全部公开于报端。第一批名单由尼赫鲁的父亲领衔。他并非一个志愿党员，但是，为反抗政府的命令起见，他愿意列名。到了十二月初，即威尔斯亲王行将在莅临印度的几天前，政府便开始集体逮捕了。
国大党和政府已经处于势不两立的地步。政府有的是军警和法律的权威，国大党有的是全国人民的力量。双方严阵以待，只要星星的火焰，便可造成燎原的野火了。监狱里的情形到底是怎样，大家都莫名其妙，而坐监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仍算是十分新奇。有一天，尼赫鲁在阿拉哈巴的国大党办公处整理堆积如山的文件，有位脸色苍白的书记，匆匆忙忙地跑到办公处来告诉他说，警方拿出通缉令来逮捕他，现在已经把整个屋子团团包围了。他觉得有一点紧张，因为被捕算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经验，但是，为表现他的能力起见，他故意装做很镇静；警察在他周遭跑来跑去，他好像完全不理会。他请一位书记陪同警察到处去翻箱倒柜，同时，下令各同志，照常办理公务，不管警察怎样作威作福。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同事就在办公处的外边被捕，他在警察的监视下，跑进来跟尼赫鲁道别；尼赫鲁故作镇静，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请警察稍微等一等，让他写完一封信。接着，噩耗传来，城里到处有人被捕。于是他决定回家去看看情形到底怎样。他知道警察是正在搜查他的大屋子，而他们来此，为的是逮捕尼赫鲁和他的父亲。
在政府蓄意滥用权威，跟人民捣乱的时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假如人民根本无罪，他们还可从豆腐里找出骨头，罗织罪名，使他们陷于缧绁之中。假如人民本来有一点“造反”的倾向，那么危害治安的条文有的是。万一当局还嫌不够周密，他们尽可提出一些新的条文，三读通过。在过去几年间，尼赫鲁和他的父亲都参加过实际活动，而且时常发表演讲。假如警察要从那些记录里找出一些错处，一点也不困难。可是政府当局很笨，他们不懂得这样干。他们控告尼赫鲁的父亲是非法组织——国大党志愿会——的党员。为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他们特地提出一宗文件作证明。这宗文件上有父亲的印地文的签字。这无疑的是父亲的手笔，但他从来没有用印地文来签名，极少人会认出这是他的手笔。他们找个衣衫褴褛的人来顶替。这个人识字不多，他把签字倒过来看。那时尼赫鲁的女儿才四岁，当他的父亲被审判时，仍片刻不离地抱她出席呢。
尼赫鲁本人的罪名，是散布罢工的传单。这种行为照当时的法律不算犯罪，不过照后来的法律，便算是犯罪。起初他的父亲和他同样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可是两个月后，政府方面说他的被拘留，未免太过冤枉，所以他马上被释放。这事情使他觉得很惊奇，因为他认为当时在外边并没有什么人替他奔走。事实上，由于反抗运动的暂时停止，政府实在不容易再找出他的错处。他依依不舍地自己一个人先出监，让父亲及其他同志仍关在牢狱里。
他从监狱出来，马上奔赴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去拜访甘地。谁料他没有抵达该地之前，甘地已经被政府逮捕了。他们俩在沙巴马蒂监狱（Sabarmati Prison）晤面。到了审判期间，他曾出席旁听。这是个动人的场面，所有出庭的同志，恐怕都没齿难忘。那位法官是个英国人，态度严肃，为人也很有情感。甘地在法庭上的声明，既深刻，又生动，没有一个同志不受感动。
民众好像水，“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假如做领袖的人能够洞悉群众的心理，利用他们的优点，掩蔽他们的缺点，那么群众所发挥的无比的力量，将促进事业的成功。不然，运用不得法，听任他们自由发展，有时矫枉过正，反而使整个计划失败了。甘地和尼赫鲁与群众相处的期间很久，他们已经彻底了解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所以他们对于时间的先后，步骤的缓急的估计，早已胸有成竹。
做领袖须认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目标。自尼赫鲁以身许国后，他就像甘地一样，往往身先士卒，由自己来打头阵。他们准备自己入狱后，一切运动仍照常进行。不过这种办法，说说倒没有什么，要干起来，却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原因是群众需要训练，须预先告诉他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因为群众感情有余，理智不足，假如让他们一味感情冲动，没有加以钳制，势必偾事。就当时的环境而言，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还没有成熟，群众只懂冲动，不能运用理智来控制感情。他们在楚里楚拉（Chauri Chaura）乡村曾经动手烧警察局，把几名警察活生生地烧死。假如让他们继续干下去，他们难免时常暴动，这将给政府以最好的借口，运用武力来弹压，而这种运动将连根带蒂地被摧残了。
因为受过这次教训，所以不合作运动须暂时停顿下来，等群众比较清醒的时候，再重振旗鼓，大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