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出狱后，就在阿拉巴哈展开禁用外国布运动。当地的小商人一致拥护，严格地执行这议案，可是大商人却阳奉阴违，他们仍偷偷摸摸地贩卖外国布。为了加强禁令，他不得不采取纠察的行动。凡是违禁的布商，须缴纳罚款，而这笔罚款是归于布商公会。
两三天之后，尼赫鲁及几位同志又被捕了。罪名是恐吓、勒索，以及提倡分离运动。他并没有请律师替自己辩护，他仅在法庭上发表一篇很长的声明。据说，他犯了三种罪，头两种罪各判处有期徒刑十八个月，但是可同时执行；后一种罪三个月，一共一年又九个月。其实，他的罪名可以多到数不清，不过现在已经被判处一年又九个月的徒刑，政府可以不必再罗嗦了。这是他第二次入狱，距离第一次出狱的期间仅六星期。
当1921年，印度的政治活动的人物把坐监当做家常便饭。成千成万人被监禁，期间相当长，而且可以不必经过审判。激进党领袖铁拉克，已近风烛残年，但他仍被判处六年的徒刑呢。
在尼赫鲁没有尝过铁窗风味之前，他对于狱中的情形莫名其妙。他老是以为坐监的人大概是穷凶极恶的危险人物。坐监的生活一定很寂寞无聊，羞愧不堪。自从他的同志们一再入狱后，他这才知道坐监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事前心理上的准备，仍不能免除他本人入狱时的兴奋紧张的心情。在狱门外，他要举目四望，看看周遭的景物，多呼吸一口新鲜的自由的空气。统计1921年后的13年间，印度的活动分子被拘留的不下30万人，其中有一部分人物，像他自己一样，是时常进进出出。因为尝惯铁窗风味，他是履险如夷，一点也不觉得不舒服了。
政治犯究竟是政治犯，他们跟普通的奸盗命拐的强盗不同。政治犯是有信仰、有组织、有能力的。在海阔天空的自由世界里，他们固然可以干出移山倒海的大事业；在监狱里，他们的生活也不平凡。他们的入狱，是心甘情愿，其中还有些人多是不请自来、自动进监呢。因此，在监狱里边，他们绝对不想越狱，因为越狱是种不名誉的事情，相反的，他们跟狱吏合作，安慰新来的政治犯，让他们住得较舒适。
跟尼赫鲁同时坐监的犯人，多住在监狱中央的大营房里。尼赫鲁及其他18名政治犯，得到较好的待遇，他们被拘留在一间旧织布厂里，附近还有一块大空地。他和他的父亲，另外还有两位堂兄弟共住在一间房。在监狱里行动也比较自由。外边的亲友可以时常来访问。从报纸上，他们知道有些同志新近被捕，他们便拿这题目来讨论。此外，他们还开班教授印地文、乌尔都文，以及其他基本课程。到了下午，才打打排球，活动活动身体。
接着，他们在狱里的活动受了限制。他们不得自由行动了。训练班也停止开课了。就在1922年3月初，他得到释放，可是六七星期之后，即四月下旬，他又跑进监狱了。他第三度入狱，马上发觉里边的情形和从前不同。他的父亲被押到另一个监狱。从前住在大织布厂的所有犯人，被押到内监狱，关在营房里。每个营房等于监狱里的监狱。营房和营房之间互不往来。亲友的接见及信件的往来，限定每个月一次。伙食很简单，虽然他们可以加菜。
他所住的一间营房，约有50名犯人。大家挤在一起。彼此的床位，相隔不到三四尺。幸亏同房的人都是他的旧相识，其中有许多位是他的朋友。因为他们太过熟悉，弄得白天和晚上，他都没有机会过着幽静的生活。大家在公共场合洗澡，洗衣服，在营房外跑跑跳跳，聊当运动。此外，大家还从事辩论，非到舌敝唇焦，筋疲力尽不休。
尼赫鲁是个喜欢宁静淡泊的人。他要过寂寞的生活。后来他居然能够在狱里幽居，不受外扰，除偶尔跟狱吏交谈外，他往往有几个月的工夫没有接见一个人。他充分利用这机会来读书写作。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成为思想深刻，学问渊博，著述丰富的作家。
世间最好的风景，莫如爬上高山的巅峰，亲临大海的旁边去欣赏光芒万丈的朝日，或奄奄一息的夕阳。尼赫鲁是个酷爱自然的人，过去他经常尝到朝日和夕阳的滋味。现在可不然了。现在他是关在监狱里，监狱四周都是几丈高的深灰色的围墙，视野给它缩小到不能再缩小。朝日和夕阳看不见，这儿所见到的，就是使人害怕的烈日的淫威。花香闻不到，鸟语听不着，偶尔在信风来临的季节，抬头望着多彩多姿的浮云，心里怡然自得，有时还会看得出神呢。
在较小的拘留所里，一般犯人住得虽不大舒服。但是，他本人倒喜欢这种变动。那儿一点也不嘈杂；他可以优哉游哉地过着清静的生活。他不但和其他监狱里的犯人隔开，而且和外界很少往来，因为那时的政治犯不许再阅读报纸了。
他和他的同志虽没有机会看报纸，但外界的消息却不断地透漏进来。每月一次的探监及信件往来，给他们带来一点消息。他们知道一般同志在外边的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狂热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成功须期待辽远的将来。国大党分裂为两派——一派赞成改革，一派仅维持现状。前一派以达斯及尼赫鲁的父亲做代表，他们希望国大党参加中央及地方议会的选举，假如可能的话，夺取立法会议；后一派以拉查巴高拉查礼（C. Rajapagolachari）做代表，他根本反对不合作运动的旧纲领有什么变动。那时甘地正在监狱里，他所提倡的运动的崇高的理想使他们进到一个高潮，现在却因薄物细故，或者因为争权夺利，致把这运动的真义淹没了。须知当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要举办伟大的冒险的事业，一点也不难；到了意气消沉的时候，要举办大事恐怕不大容易了。外边不好的消息，加上监狱里的特殊的情调，使他们觉得度日如年。好在他们具备自信心，这是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所走的路线是正确的。前途似乎很暗淡，但是，不管前途是怎样，他们这辈子恐怕注定要受长期的监禁了。
在监狱里，尼赫鲁和他的同志有固定的时间工作和运动。关于运动，他们往往就在监狱里边的一块空地上跑了一圈又一圈，或者两个人共同汲水，把一只庞大的皮桶往院子的井里抽。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灌溉院子里的小花园。此外，因为他们决定禁用外国布，所以他们必须每天织一点布。就尼赫鲁个人而论，当着漫长的冬夜里，他主要的是阅读名著。无论什么时候，狱吏到监狱来巡逻，狱吏老是发现他手不释卷。
当漫长的冬夜里，印度的天空云消雾散，星光皎洁得可爱。靠着几种地图，他居然能够认识一些天星。每天晚上，他以焦急的心情期待天星的出现，到了天星闪闪烁烁地照耀天空的时候，他好像旧友重逢，心里有说不出的乐趣。
这几种例行的事务居然使他的日子很容易过去，可是在外边，一切责任却落在女界的身上，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妻子、妹妹。她们期待得有点不耐烦。她们虽享受自由，但她们的亲爱的人们却关在监狱里，这倒使她们很难受。
自1921年12月，尼赫鲁的父亲和他自己第一次坐监后，他们在阿拉哈巴的大屋子便成为警察常到之地。警察常到他们的家里来收罚款。可是国大党的政策是罚款分文不交，所以警察天天来搬一些家私走。那时候，尼赫鲁的小女儿英迪拉才四岁，她对于警察这种蛮不讲理地随便搬走家私，表示非常不高兴。童年的深刻的印象，使她长大成人后仍十分厌恶警察的横暴。
在监狱里，狱吏想尽方法把政治犯和普通犯人隔开。但是，要绝对隔开是办不到的。因此，他时常找机会和普通犯人接谈，从那种谈话中，他这才明了当时的监狱的真面目。简单说一句，监狱是残酷和贪污的所在，伙食坏到不能再坏；他曾试吃几次，可是总觉得吃不下去。狱吏和一般职员的能力太低，没法子负起重任。此外，他们的薪水太低，所以他们必须巧立名目，向犯人及其亲友榨取。照监狱法规，狱吏及其他职员应负的责任多得数不清，这事情他们显然办不来。联省的监狱行政的一般政策，对于感化犯人，或者教导他们以有用的职业，改良他们的习惯等事情，多漠不关心。相反的，监狱的目的不过给犯人以种种麻烦，使他们害怕到不得不自动屈服；至少，使犯人吃过坐监的苦头后，再也不敢犯罪了。
在监狱里，最大的损失，就是听不到妇女们的温柔清脆的谈话，同时，也听不到儿童们的欢天喜地的笑声。犯人所能听到的声音多是不愉快的。音调是粗暴的，带着威吓性的；语言是野蛮的，咒骂的。那种冷酷无情的环境，使人觉得毫无人生乐趣。他在卢克诺地方监狱待了好久，忽然觉悟到他有七八个月的工夫没有听到狗吠的声音。
1923年1月31日，被关在卢克诺监狱的所有政治犯完全被释放。尼赫鲁也得到第三度释放。那个监狱大约有100到200名“特殊的政治犯”。那些在1921年12月被判处一年左右徒刑的政治犯，已经满监了。只有那些被判处长期的，或者再度入狱的，才被关在监狱里。这种突如其来的释放，使他们觉得十分惊奇，因事前他们没有听到什么大赦令。据说，地方议会通过一条议案，赞成政治上的大赦，但行政部根本不理会这议案。事实上，从政府的观点看来，那种时机是对政府有利的。国大党对政府并没有什么攻击，不过一般党人却互相争论。那时监狱里著名的党人不多，所以政府也乐得做个人情，让他们出去。
人类真是个富有惰性的怪东西。当一个人从自由天地被拘禁起来的时候，他固然会感觉得浑身不舒服；同样的，当他从牢狱里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有点异样。新鲜的空气，海阔天空的景象，大街上忙忙碌碌的情形，接见新交故旧，一连串快乐的事情，倒会使他觉得欢喜欲狂。不过这仅是刹那间的现象，因为国大党内部荆棘丛生，其中有许多分子没有理想，仅有阴谋。他们不惜运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来争权夺利，这种事情尼赫鲁很看不惯。为了救党兼救国，他不得不展开积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