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大党分裂为两派，所以尼赫鲁一出狱，便负责调停，可惜双方的距离相当远，调停的工作，徒劳无功。他以国大党联省分会的秘书的地位，鞠躬尽瘁地从事发展会务。凑巧那年国大党的重要党员，十之八九都做各市的市长，而他本人对于市政工作非常有兴趣，他很愿意多费时间做这些事情。他细心研究市政问题，并且发了个宏愿，从事市政的改良工作。这种想头未免太过天真，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大规模的改良工作根本不可能。
在国大党里，尼赫鲁的工作不断增加，除省党部的秘书工作外，他被派为全国大会的秘书。这些复杂繁重的工作往往使他一天要做15个钟头，到了休息的时候，他简直是筋疲力尽，躺下来就要熟睡。
当他刚从监狱回家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第一封信，是阿拉哈巴高等法庭的法官密尔爵士（Sir Grimwood Mears）寄来的。密尔爵士的措辞非常客气，他希望尼赫鲁出狱后，时常去看他。据他的意见，同时，这也算是许多英国人的意见，印度的一般“过激的”政客之所以反英，因为在社会上他们受英国人的虐待，结果，他们深恶痛绝英国人，致采取过激的行动。据说，尼赫鲁的父亲之所以反英，因为他的加入英国人俱乐部的申请书被驳回，这种传说是毫无根据，不值识者一笑。不过许多英国人仍振振有词地认为这是印度的民族运动的基本原因。事实上，尼赫鲁和他的父亲并非如此。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做过律师，而且家道富有，所以他们时常得到英国人的礼遇，虽然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来，他们会意识到印度长期被外族统治，不知不觉地会动起反抗的念头。
密尔爵士以为用友谊的客气的待遇，可以根绝这种民族间的仇恨。尼赫鲁曾和他见过好几次。他借口反对市府的税收，时常跑到尼赫鲁的寓所来讨论其他问题。有一次，他大肆攻击印度的自由分子，说他们是胆小的懦弱的机会主义者，连一点人格，一点骨气也没有。他以蔑视的态度，强硬的语气来提出质问：“你以为我们会看得起这种人吗？”
他以这样语调跟尼赫鲁会谈，其目的似乎要讨好尼赫鲁。他又说，像尼赫鲁这样一表人才，理宜充当教育部长，然后运用他的智慧和人格来影响后一代。他还说，他不久将往见印度总督，请总督信任尼赫鲁，让他得自由施行教育政策。最后，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能算是正式的任命。
密尔爵士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运用种种外交手段来引诱尼赫鲁，希望尼赫鲁能够受他的支配，担任什么教育部长。这种异想天开的办法，徒使他憎恨。话又说回来，他虽然不想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政府担任什么部长，但他早就立下志愿，要替国家做些积极的建设的工作。他也知道，所有消极的破坏的工作，并非人类的正常的活动。可是命运之神偏要这么安排，这一代的人须从事消极的破坏的工作，把途径铺好，以便后一代的人从事积极的建设的工作。
当混乱的年头，在政府各部门当部长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当国大党的运动威胁现状的时期，政府便利用自由主义的部长来打击国大党。他们大受政府的敬重和礼遇。可惜那些人的思想十分幼稚，他们稍微受政府敬重和礼遇，便飘飘欲仙，以为政府真正看重他们。到了国大党不再威胁政府的时候，他们便陷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地步。所谓自由主义的部长们，在政府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他们再也不受政府的敬重和礼遇了。他们被迫辞职，政府又到处另找新人。要找新人，真是谈何容易。政府找来找去，仅找了几个土头土脑的地主来充数。这些地主识字不多，很难负起旋乾转坤，移风易俗的重任。然而印度总督偏看重那些莫名其妙的人，这一面要证明印度没有人才，一面由于他们的腰包硬，可以时常开园游大会，让那些大小的官僚们狂欢痛饮一顿。这真是个大讽刺！
当各种问题纷至沓来，精神上没有一刻宁静的时候，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拼命工作。不过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积极活动固然可以使人暂时忘却烦恼，但是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仍使人梦寐不忘。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尼赫鲁，眼看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新思想、新冲突，层出不穷。他不但看不到有什么光明，反而觉得是混乱一团。虽然如此，他对于甘地的信心一点也没有动摇，不过现在要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他的纲领罢了。那时甘地仍在监狱里，他不能时常亲炙甘地，接受他的教训。至于国大党的两派，他同样不感兴趣。议会派要采取改良的宪法的步骤，而这是个断头巷，没有出路。维持现状派似乎算是甘地的忠实的信徒，但是，像一切伟人的信徒一样，他们信奉言论而忽视精神。前者注重议会的策略，后者却接近民众；这是两派分歧的所在。
从1923年以后，他才觉得家庭生活的乐趣，虽然由于致力社会运动，他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他和家里人的关系过得很融洽，如遇有什么困难，家里人往往能给他以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在日常生活上，他的一家人有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简朴，男女工友的数目减少到最低限度。为着避免过分的铺张，同时，为着筹款作经常的费用，家里的许多东西都拿去变卖了。车呀、马呀、豪奢的用具呀，这些东西和目前的简朴的生活一点也不相称，所以都给他卖掉了。家私一减少，客厅似乎有些寒碜；工友一辞退，庭园也难免流于荒芜。事实上，他足足有三年的光景，没有注意到住宅庭园。这种生活上的大变动，他本人过得很惯，他的父亲可受不了。因此，他的父亲决定忙里偷闲地干些律师的业务，以便增加收入。虽然他所能抽出的时间并不多，但他的收入颇不坏。
至于尼赫鲁本人，他现在是毫无收入，他不得不靠父亲来维持，这事情使他十分难过。他把家里的用度尽量减少，这样一来，他的精神上比较好过一些。他穿着卡基布的衣服，吃着简单的伙食，坐着三等的火车，费用一减少，有钱没钱都不成问题。事实上，他是精明干练，具备谋生的本领。假如环境需要，他尽可抽一点时间来换钱。
他并不依赖父亲的接济，不过偶尔向父亲拿一些钱来用，这事情也使他十分难堪。当时他进退维谷，处境相当困难，他一连想了三年，始终找不到适当的解决的办法。假如他要找个有薪俸的职务，这真是易如反掌。问题在这儿，他担任了固定的有薪俸的职务之后，他便没有多大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活动了。那时，他的全副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国大党及市政的工作。他对于这些工作有浓厚的兴趣，他不愿意临阵退却，把时间和精力移过来做赚钱的勾当。因此，他决定不接受大规模的公司的聘请。他知道，假如他要应聘，那些大公司一定给他以极优渥的待遇。这并不是说他很适合做那些事情，而是说大公司想利用他的名望来做招牌。经过再三的考虑后，他更不想把自己的大名和那些大公司发生关系了。担任大公司的职务既不愿，再做冯妇，重理律师生涯，又不加考虑。自他参加社会运动后，他越来越厌恶律师生涯。他知道法律是统治者设来羁縻人民的。他何必心为形役，受着口腹之累，再干违背良心的人吃人的事情呢？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了1924年，国大党通过一条议案，秘书可以受薪。他是一个秘书，所以他特别欢迎这提议。他总觉得要一个人拿出全副时间和精力来办理事情而不受分文的报酬，这似乎不近情理。假如坚持毫无报酬的原则，那么仅有家道殷实的人物才有资格做社会的事情，但是有钱兼有闲的人物对于政治活动并不见得有兴趣，同时，人家也不能叫他们负起这么大的责任。
国大党没有钱，它不能出较高的薪水，所以当秘书的人仅受最低的薪水。可是印度社会对于办理公务而受薪这事情不大同情，而尼赫鲁的父亲更极力反对他这么干。跟尼赫鲁同时做秘书的同事，家道清寒，需要薪水来维持生活，可是这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仍使他觉得向国大党领薪水是不大体面的事情。本来准备受薪的他，看见一般人的意见都如此，只好忍气吞声地不敢受薪。
有一次，尼赫鲁跟他的父亲讨论这问题。他告诉父亲说，他不喜欢经济上靠人家支持。他把这问题说得十分委婉，免得伤害父亲的感情。父亲很坦白地告诉他说，他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换回一点薪水，实在再愚蠢不过，因为他的宝贵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应该全部用来办理公务。假如他需要钱，父亲尽可费了几天的工夫，赚了一笔钱，就够他一年半载的费用。父亲的理论很有分量，但他听后仍不大满意。不过父命无宿诺，他只好照父亲的意思来进行。
家庭里的杂务，经济上的难题，一拖便拖了两三年，才告一结束。就在那两三年间（1923—1925），政治局面有很大的变动。他很不愿意自己被拉到种种斗争的漩涡中，尤其是他的接受全印大会的要职，这才是出他的意料之外。
上文已经说过，国大党分裂为两派。到了1923年，当达斯辞去国大党主席的职位的时候，有个中间派突然产生。中间派的人数不多，但举足轻重，它组织了一个新的行动委员会，恩沙里博士（Dr. Ansari）当主席，尼赫鲁被委为一个秘书。不久之后，这个中间派受了左右双方的夹攻。因为它是个新组织，基础很脆弱，它想做那些拥有实权的派系的老板，这是难如登青天。有一次，它准备处罚右派的领袖古查拉，古查拉根本不理会。尼赫鲁眼看来头不对，所以他马上辞职。这次小小的经验，使他觉得政党的勾心斗角的生活，实在有点吃不消。
他辞职后，达斯骂他为“冷血动物”。这话要看怎样解释。假如把他和他的同志相较，他算是“冷血”；但是，照他本人看来，他似乎还太过热心，太过感情冲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