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党中的急进派和缓进派的斗争继续下去，前者逐渐占上风，后者逐渐得不到民众的同情。到了1923年的秋天，国大党特别委员会在德里开会的时候，前者的声威又增进一些。就在那次会议后，尼赫鲁本人曾遭遇一宗意料不到的事情。
锡克人，尤其是阿卡利人，时常和旁遮普的政府当局发生冲突。他们中间的复兴派蓄意清党，把贪污无能的家伙赶走，占领他们做礼拜的地方，没收他们的财产。政府当局不分皂白，冒冒失失地起来干涉，于是发生冲突。这次冲突的远因，和甘地所提倡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很有关系。他们和政府间发生多次不愉快的事件，其中有一次就是“古鲁卡巴事变”（Guru-Ka-Bugh），在那次事变中，几十名锡克的退伍军人被警察打到头破血流，而他们既不动手还击，又不屈膝投降。这种坚忍勇敢的表现，使整个印度发生骚动。政府马上宣布这种斗争的主持机构——格华拉委员会（Gurdwara Committee）为非法，可是这种斗争仍继续维持了几年，结果，还是锡克人胜利。国大党无疑地同情他们，它曾遣派联络官和阿卡利人保持关系。
那时旁遮普所属的两个藩州——巴迪亚拉州（Patiala）、那哈州（Nabha）——的州长的感情很坏，印度政府把那哈州的大君（Maharaja of Nabha）驱逐出境，另派一位英国行政长官来管理这个州。这次放逐事件，使锡克人愤怒异常，他们到处从事煽动工作。就在煽动反英的过程中，这位新行政长官禁止锡克人在载杜城（Jaito）所采用的某种宗教的礼节。为表示反抗起见，锡克人蜂拥载杜城。英人便派警察来解散和逮捕锡克人，把他们送到森林里去。关心国事的尼赫鲁，对于这事变的发展，不消说加以密切的注意。他天天翻阅这事变有关的报告书。当国大党的特别会议闭幕后，他知道锡克人要再度蜂拥载杜城，同时，又有人请他前往观光，他便兴高采烈地接受这要求。由德里到载杜城不过一天的路程，他和两位同志一起去。他们准备坐火车到载杜城附近的车站，然后改由公路跑到指定的地点，跟锡克人会合。当他到达载杜城的时候，锡克人已经被警察拦截，不得前进，而他本人也接到政府的命令，不许他跑进那哈州境内；假如已经前进，须马上退出。他告诉警察说，他到这儿来，为的是观光，他并不想违犯当地的法律。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境，他们绝对不能突然化为乌有，说是没有进境。目前他们准备在这儿稍事逗留，等第二次火车开行时才离开。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即刻把他们三人抓去，关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才被送到车站。他的右手腕及他的一位同志的左手腕被手铐扣在一起，然后由警察拉了一条长链在前面走，那种景象真是和人拉狗差不多。起初，他觉得非常愤慨，后来细心想一想，觉得多了这么一次经验也不坏。当他被逮捕的晚上，他相当不好过，一来他要坐拥挤不堪的三等的慢车，二来他暂时被禁在那哈州的拘留所里，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正式被禁在那哈州的监狱以前，他还是和另一位同志被警察用手铐扣在一起。一个人如要单独行动，可说是寸步难行。的确，两个人被同一手铐扣了一个晚上和一个半天，这种经验，他再也不敢领教了。
在那哈州监狱里他们三人被拘禁在一间最不卫生的囚牢。这囚牢狭窄潮湿，天花板很低，一伸手差不多可以碰着屋顶。晚上他们睡在地板上，有时睡到半夜，忽然被什么东西吓醒，原来有只耗子刚由他的脸上跑过。
三天以后，他们才过堂。法官是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他固然不懂英文，他是否能够运用法庭通用的语文——乌尔都文——来写作，也是个疑问。大家注意他一星期，始终没有看他写过一行字。假如他要写什么东西，他总要请个书记代笔。有时尼赫鲁及其同志向他呈递一些申请书，他不能够马上批复。他把申请书留下来，等到第二天，才由他的书记答复。照以往的惯例，尼赫鲁及其同志绝不辩护，因为根据不合作运动的理论，辩护这事情似乎不大妥当。不过尼赫鲁本人曾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叙述这事件的经过，同时，把他个人对这次事件的意见提出来，供法庭参考。
这么一件芝麻大的事情，居然拖了好久。据说，他们这次的被捕，因为居心不良，违抗命令，擅自跑到那哈州境内。这种罪名仅能处罚六个月的徒刑，政府认为不够，于是异想天开，要找个其他题目，加重他们的刑罚，因为三个人显然不能罗织成阴谋罪，于是政府想法随便抓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物，凑成四个人，被判处同一的罪名。这位不幸的人物是个锡克人，跟尼赫鲁及其同志素昧生平。当他们要往载杜城的时候，才在半路中见了一面呢。
这算是尼赫鲁第四次坐监。他的律师看见他时常为着政治阴谋罪而受审问，不免大为惊奇。事实上，那些案件完全是捏造的，不过在形式上须遵守一点手续罢了。他曾告诉法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也许会请律师来申辩。这种话法官完全不理会。照当地的法律，假如他们要请律师来辩护，他们可以在那哈州聘请一位。当他们提议要往外地请律师的时候，法官便告诉他们，这办法做不到。他们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干脆告诉法官说，要怎样处罚就怎样处罚，他们无话可说。虽然如此，当他们在法庭上听“证人”随便撒谎的时候，他们有时也要插嘴，发表简单而又中肯的意见。此外，他们曾给法庭一篇书面声明。
他们每天要上两个法庭，分别被审问两种不同的罪名。在上法庭的时候，他们至少可以暂时离开那个污秽不堪的囚牢，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在这期间，狱吏代表英国行政长官来告诉他们说，只要他们肯表示悔过，保证离开那哈州，法庭便撤销控告。他们答道，他们根本没有犯罪，所以谈不到什么悔过不悔过；照规矩，行政长官应该向他们赔罪才行。此外，他们不打算提出什么保证。
他们被捕后两星期，过堂的手续才告一结束。他们单纯受控告，自己绝不辩护。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期待中，因为审判期间如有什么小疑问，法官便宣布散堂，跑去跟幕后人物——英国的行政长官——商量。到了控告的手续告一段落后，他们才提出书面声明。法官的判词是这样：关于违抗命令，不肯离开那哈州境这事情，他们须受六个月的有期徒刑。至于阴谋罪，他们被判处十八个月或两年的有期徒刑，这样一来，两罪共处罚两年到两年半。因为坐监太多，连他自己也忘记确切的日期了。
在审判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洞悉印度藩州的行政，或者印度藩州的英国人的行政的真相。整个作风都是闹笑话。因为这缘故，新闻记者或外界人士绝不许参观。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而且根本藐视法官或州长，不服从指挥。可怜的法官或州长须忍气吞声，但尼赫鲁及其同志觉得没有忍耐的必要。有好几次，尼赫鲁起来要求警察须服从州长的指挥。州长既害怕警察，同时也害怕尼赫鲁这班人，因为他们的被捕，报纸上已经透露出来。以尼赫鲁这班人的社会地位，警察还可以无法无天，那些不大出名的人的遭遇如何，可想而知。
尼赫鲁的父亲对于印度藩州的情形相当熟悉。当他听到尼赫鲁突然被拘禁于那哈州的时候，他真是坐立不安。父亲仅知道他已被捕，其他消息他完全得不到。父亲在非常难过的心情下，曾打电报给印度总督，打听详细的消息。几经交涉，尼赫鲁才能够在监狱接见他的父亲。事实上，父亲对他是爱莫能助，因为他本人并没有辩护。因此，他要求父亲回去阿拉哈巴，不必为这事情忧虑。父亲回去后，仍留下一位律师马拉维亚（K. D. Malaviya）在那哈州，注意案情的发展。警察准备在法庭上抢夺马拉维亚的文件，这种不愉快的经验，无形中也给律师增加一点见识。
一般说来，印度的藩州处于落后的半封建的状态。他们是个人独裁，连半点权宜或仁慈的观念也没有。那儿发生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外界人都蒙在鼓里，没法子得到消息。由于他们的无能，当地的不幸的人民的负担反而减轻。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独裁是合理的，而是说，他们的无能，使各种工作做得既不普遍，又不够彻底。自英国人想直接统治印度的藩州后、情形稍微有所变动。半封建的状态照旧，独裁照旧，个人集会结社，发表言论的自由的限制照旧，不过其中有一点变动把整个背景改观。行政人员逐渐变成强有力，增进效能的办法慢慢实施，结果，使封建和独裁的关系更拉得紧紧。英国人无疑地想取消一些旧习惯，旧方法，可是事情是变本加厉，一般人民不但要忍受封建和独裁，而且须忍受强有力的行政人员所严厉施行的各种办法。
原来印度的藩州是由一位英国行政长官统治的，这位行政长官是印度文官出身，他有全权独裁，仅受印度总督的指挥。然而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总要提到那哈州的法律和一切手续。这样一来，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换句话说，印度藩州具备双料坏制度，它兼备封建制度和现代官僚政治的坏处，没有得到它们的半点益处。
审判的手续办完后，他们已经定谳。他们不知道判词的内容是怎样。他们曾向当局讨一份，据说，他们须正式申请，才可以得到。当天晚上，狱吏把行政长官的手令交给他们，说他们的有期徒刑可以暂缓执行，另外并没有什么条件。狱吏又拿出一张“执行令”，也是行政长官签署的，要他们离开那哈州；假如没有得到特别准许令，不可擅自入境。尼赫鲁要看这两种手令的原文，但被拒绝。接着，政府派警察押着他们到火车站，然后把他们释放。在那哈州，他们是人地生疏，到了晚上，连城门也关起来。他们知道有一辆火车就要开往安巴拉（Ambala），所以他们便匆匆上车，由该地直往德里及阿拉哈巴。
到了阿拉哈巴城后，尼赫鲁即刻写信给那哈州的行政长官，要求他把两种手令的原文寄给他看。这封信始终没有下文，而他们所被判决的两年或两年半的徒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告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