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尼赫鲁在英国学成回国后，转眼之间，已度过13年。在这期间，世界曾经发生重大的变动，而革命和战争，徒使各国人民流离失所。在举世纷纷的时候，人们不得不鼓起新希望。
1926年，他重往欧洲。起初，他准备逗留六七个月，至多到了年底便回来，谁料一住就一年又九个月。在再度旅欧期间，他得到充分游息的机会。他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湖光山色秀丽异常的瑞士。他以日内瓦为中心，把家庭布置得很舒适，然后一个人跑到欧洲各国作短期的访问。后来，他的太太的健康比较有进步，他便带太太前往法国、英国、德国。在瑞士的山顶的别墅里，他这才觉得自己和印度及外界完全脱离关系。他以旁观者的资格，看看书报，注意国际形势的发展，观察战后的新欧洲的政治、经济，及各国的演变，并且很虚心地要了解它们。老实说，在日内瓦期间，他非常注意国际联盟及国际劳工局的种种活动。
瑞士的冬天煞是可爱。户外冰天雪地，酷似银世界。他本来懂得溜冰，现在又开始学习滑雪。滑雪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每次滑雪的时候，摔得骨头发痛，但他仍很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从滑雪中尝到真滋味。
一般说来，旅居的生活是恬静，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太太的健康和精力也逐渐恢复。他们很少跟印度人接触。事实上，除山顶区的少数家庭外，他并没有接见什么人。但是，在他旅居欧洲的一年又九个月间，他倒遇见好几个印度的亡命客及革命分子。他们本质上并不是亲德的，可是由于反英关系，所以他们和英国的敌人很接近。德国想利用印度人来反英，印度人也希望德国打败英国后，他们可以趁机会独立自由。二者相互利用，所以那些旅居德国的印侨，生活过得很不错。
不料大战结束时，德国却一败涂地，那些旅居德国的印侨不知不觉地陷于失望的深渊。他们既不能回到印度，恐怕没有上岸之前，已经被英国政府扣留，而战后德国的生活是够可怜的。有少数印侨后来曾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重返印度，但大多数人仍在德国待下去。他们的处境很特殊。他们可以说是没有国籍的人。他们没有正式的护照。他们固然不能到外国去旅行，甚至住在德国境内，也时常要受当地的警察的骚扰。他们的生活是极度不安，极度困难，有的时候连最低限度的食住问题也没法子解决。
到了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便积极展开排外运动，尤其是亚洲人，最不受纳粹党欢迎。因此，他们的生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除干焦急外，一点也没有办法。回国吗？他们不但社会关系完全断绝，甚至他们的贵姓大名也被人遗忘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般亡命客大概都有这种感想罢。
蒙甘地的介绍，他跑到奥尔佳别墅（Villa Olga）去拜访法国的大作家罗曼·罗兰。接着，他又认识德国的青年诗人兼戏剧家杜勒（E. Toller）及美国人民自由联盟的负责人鲍尔温（R. Baldwin）。其他各国的著名的作家他也结交不少。
1926年年底，他独自跑到柏林去观光。他知道“被压迫民族大会”（Congress of Oppressed Nationalities）将在布鲁塞尔开会。这个会的宗旨他很赞成。因此，他写信到印度，请印度国大党正式派人参加。他的建议被采纳，而且被派为正式代表。
1927年2月，布鲁塞尔会议才开幕。那时，柏林成为政治的逋逃薮。各国的政治的亡命客多聚集于柏林。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自由的口号响彻云霄。那些殖民地宗主国——如英、法、意等国——对于这事情不消说不高兴，但是战后的德国根本没有殖民地，所以它可以慷他人之慨，尽力扶掖殖民地独立自由运动。这样一来，柏林无形中变成各国的不满现实的政治人物的活动中心。
那时，中国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差不多要席卷整个中国。不久之后，宁汉分裂，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纷纷跑到柏林。这些左翼分子和各国的进步人士合作，一面可加强国内的党的地位，一面可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
由于同病相怜的缘故，当时旅欧的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都赞成“被压迫民族大会”；说不定这个会根本是由他们及欧洲的一部分进步人士拟定的。有些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一开头便赞成这个会；但是，一般说来，共产党员是退在幕后。
当时南美洲各国，深感美国的经济侵略的可怕，所以它们也给这个会以全力支持。尤其是墨西哥，它有个非常激烈的总统，它负起领导南美洲各国从事反美运动。因为趣味相投，它对于布鲁塞尔会议甚感兴趣。照规定，政府是不可以参加的，所以墨西哥特派一位老成练达的外交官到布鲁塞尔，以善意的观察家的身份，参加这个大会。
当“被压迫民族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时候，各国代表联翩光临，连印尼、越南、巴勒斯坦、叙利亚、北非的阿拉伯人，以及非洲的黑人都遣派代表。许多左翼的工会固然有代表，就是那少数著名的欧洲工运的领袖也没有例外。在各国的代表中，正牌的共产党员也有，他们在会议场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不过他们是以工会那一类名义来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的名义来参加。
兰斯柏利·乔治（George Lansbury）被选为主席。他发表一篇极生动的演讲。这证明这次大会并不怎样激烈，同时，也证明它并不是专替共产党的领袖捧场。一般说来，该会无疑地对于共产主义采取友好的态度，虽然它对于某些问题没有什么协定，但在行动上他们的步骤却很一致。
兰斯柏利曾答应做该会的永久组织——“反帝国主义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的主席。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后悔自己的行动太鲁莽，或者这是因为英国工党的同志们不赞成他这样做。当时的工党算是英国政府的反对党，可是后来它却成为执政党，而未来的阁员们当然不敢随便参加那些危险的革命性的政治斗争。兰斯柏利以事冗不克分身这理由，坚决地辞去主席的职务；甚至“反帝国主义同盟”的会员的资格，他也不敢领教。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动，使尼赫鲁非常痛心，因为两三个月前他对于兰斯柏利的演讲曾钦佩不置呢。
“反帝国主义同盟”得到一批国际知名之士做赞助人，如爱因斯坦、宋庆龄女士、罗曼·罗兰都是。几个月后，爱因斯坦辞去赞助人这名义，为的是当阿犹在巴勒斯坦发生纠纷的时候，该联盟采取袒护阿拉伯的政策，这事情他大不以为然。
布鲁塞尔会议以及后来的“反帝国主义同盟”的委员会在各地举行的会议，使尼赫鲁对于殖民地的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由这些会议中，他深知西方国家的劳动界有内在的矛盾。这些事情他早就知道了一点，不过从前仅从书报中得到一些消息，只因没有经过直接的接触，所以真相如何，仍莫名其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劳动界中，他显然是同情后者。自大战以来，第二国际的出尔反尔的游移的行动，他看了就要恶心。这样一来，他自然而然对于共产主义发生好感。在他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是不那么虚伪，那么富有侵略性。此外，苏联革命的成功，这当然也会引起他的注意。虽然如此，他本人因为所受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教育的关系，始终没有做过共产党员。
说来很奇怪，在“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委员会每次开会的时候，他往往要站起来为英美辩护。至少，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他和英美人士的观点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他和英美人士都讨厌那些冗长的议决案，因为这种议决案酷似宣言。他们喜欢简单明了的东西，这和大陆各国的传统刚好相反。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间，时常持相反的意见，结果，是妥协了事。后来有一部分委员陆续回国，没法子再参加委员会了。
列强的外交部和殖民部对于布鲁塞尔会议不胜骇异。例如英国外交部的著名作家安格（Angur）在他的一本书里曾有感情作用的可笑的记载。事实上，大会本身就充满了国际间谍，有些代表根本上就是各国的侦探机关的代言人。举一个例子：尼赫鲁有个美国的朋友，他到了巴黎，巴黎的侦探楼曾派一名暗探跟他接洽某项事情。当这位暗探办完调查手续的时候，他很幽默地问尼赫鲁的美国朋友是否还认得他。那位美国朋友思索半天，仍莫名其妙，结果，这位法国暗探很坦白地告诉他说，他们曾同时出席布鲁塞尔会议，而他的身份是黑人代表。为着这宗工作，他曾把脸部和手部涂得漆黑一团，活像一个黑人。
有一次，“反帝国主义联盟”在德国科隆城（Cologne）开会，尼赫鲁曾亲往参加。开完会后，有人就请他到附近的杜塞尔多夫城（Dusseldorf）去参加萨瓷·凡兹蒂（Saccho Vanzetti）会议。当他要动身回原地的时候，警察要检查他的护照。许多代表随身都带着护照，只有尼赫鲁把护照留在科隆城的旅馆里，因为他以为到附近的城市玩几个钟头，没有带护照的必要。他亲自跑到警察局去办交涉，凑巧在那儿遇着一对英国夫妇，他们也把护照留在科隆城，忘记带来。经过一个钟头的耽搁，警察大概在电话中得到警长的训令，他们才能够顺利地离开。
1927年的夏天，尼赫鲁的父亲也到了欧洲。他在威尼斯城跟父亲会面。此后几个月间，他们一家人——尼赫鲁夫妇，他的父亲及他的小妹妹——时常在一起。他们曾一齐到莫斯科去参加苏联革命十周年纪念会。这是个短期的旅行，他们在莫斯科不过逗留了三四天。但是他们很高兴能够前往观光，虽然走马观花地跑一趟也不坏。那次观光并没有使他们认识苏联的新气象，不过跑了一趟后，看书时多少是更能够明了。苏联所实行的一切集体主义的办法，尼赫鲁的父亲看了十分新奇，为的是他所受的训练仅涉及法律和宪法，所以他一下子改变不过来。虽然如此，他对于苏联倒有深刻的印象。
他们在欧洲的时间一再延长，转眼之间，已是1927年的年底。事实上，假如他的父亲没有来欧洲，他们很可能提早回去。只因父亲也来欧洲，所以他们不得不陪他老人家到处逛一逛。他们本来想到东南欧，尤其是土耳其、埃及去跑一趟，现在因时间关系，他必须赶回印度，参加国大党于圣诞节前后在马特拉斯的会议。除他的父亲一个人仍要在欧洲再逗留三个月外，尼赫鲁夫妇及他的小妹妹三人便于十二月初买棹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