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在欧洲漫游了一年又九个月后，身体既壮健，精神又愉快。太太的健康虽没有完全恢复，但她已经大有起色，这可以减少他不少忧虑。他觉得生活力十分充沛，而从前所受的内心的矛盾顿然消逝得无影无踪。他的眼界放大，他认为国家主义未免太过狭窄。政治的自由独立固然很重要，不过这仅能算是正确路线上的一些步骤罢了；假如政治上没有自由，假如经济上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无论国家或个人恐怕都不易进步。他知道目前的时局是瞬息万变的，但他对于这些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和深切的把握。那时他博览群书，从时事问题到文化和科学的书籍，他差不多都尽量吸收。他觉得，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动态的研究非常有趣。当时国际形势似乎是止水无波，但他相信一个沸腾的火山，迟早将会爆发呢！
摆在他眼前的工作，就是让国家有充分准备，以应时局的转变，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应该有所准备。他认为印度在政治上须得到完全独立，在经济上须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国大党是个纯粹的政治团体，它对于其他问题不暇顾及。至于劳动界和青年界，他们的思想比较进步一些。他很想脱离国大党的职务，抽出几个月时间到农村去研究实际的情形，但这事情做不到，因为时局发展得很快，所以他一抵马德拉斯，便被牵入政治漩涡。
他回国后，曾向国大党的行动委员会提出许多提案，这些提案都能够一一通过。其中关于独立的提案，连培桑夫人也表示同情。表面上，他很高兴；事实上，他却有隐忧，因为他觉得一般同志不是不明了这些议案，便是把它们曲解了。
他所提出的一些提案，跟大会普通的议案不同；因为他所代表的是新的观点。国大党中有许多要员无疑地都喜欢，但也有人不喜欢，不过他们还不能造成具体的反对的意见。
那时甘地也在马特拉斯，他曾参加国大党大会，但在制定政策上他没有份儿。他算是行动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不过他没有来开会。自独立党占优势后，他对于国大党的一般态度就是如此。但是任何重要的事情，大家都要请教他，绝对不会瞒骗他。
就在那次大会里，大家通过了一个议决案，准备抵制“西门委员会”（Simon Commission）。为着这事情，大家提议召集各党会议（All-Parties Conference），给印度拟个宪法草案。国大党想伸手请求合作的中庸派，还没有想到独立问题。他们所希望的，仅是自治领的地位（Dominion Status）
当国大党大会已经告一结束，大家还没有从马德拉斯散回去的时候，噩耗传来，说简·哈钦亚玛尔（Hakim Ajmal Khan）在德里逝世。他是个温文尔雅的长者，承接新旧两时代的人物。他使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关系较为接近，因为二者都敬重他，同时也受他的影响。他是甘地的心腹朋友，他和尼赫鲁的父亲也成为莫逆之交。因此，他的去世，对于国大党是个很大的损失。这是说，国大党失掉一个强有力的支柱。就个人关系来说，德里没有哈钦，简直是黯然失色，此后尼赫鲁及其同志到德里时，难免有人去楼空的感觉。
在政治上，1928年是个可歌可泣的年头，全国到处都有活动。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新力量催促人民前进，而这种新动力在各种团体中都是普遍地存在。当1926年，尼赫鲁再度出国时，印度还是个静止的、消极的国家；到了1928年，它却成为一个新兴的、积极的、充满着生活力的国家。这种情形到处可以见到：无论工人、农民、中等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职工运动一日千里。七八年前才成立的全国总工会，现在却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不过人数和组织都有增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越来越走极端。罢工事件层出不穷，阶级意识逐渐浓厚。纺织业和铁路的组织最健全。劳工组织一发展，它难免要造成内部的分化，同时跟西方国家脱离关系。有的依附第二国际，有的赞成第三国际，有的主张温和的改良主义，有的从事彻底的改革。此外，还有机会主义的人物。
1928年也是青年运动最发达的年头。青年团体到处成立，青年会议时常举行。这些团体的性质不同，从半宗教的团体到讨论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技术的团体都是应有尽有；姑不论它们的起源如何，它们一开头便讨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它们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
然而，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来，1928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抵制西门委员会及召开各党会议。各中庸团体跟国大党合作，结果很成功。西门委员会一行人所到的地方，群众大声疾呼：“西门回去”（Simon go back）。这样一来，所有印度人民不但认识西门这个名字，而且学到了两个英文单词——他们一生仅学到的两个词。据说，西门委员会一行人住在新德里的西方旅社，到了更深人静，还有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户外狂喊乱叫。这事情使人十分尴尬。事实上，那深夜从旷野传来的声音却是野狼的呼啸。
至于各党会议，它在解决宪法上的主要原则是毫无困难，难处却在于调和各派。那时尼赫鲁的父亲刚从欧洲回来，他对于各党会议非常有兴趣。于是这会议选出一个小组委员会，以尼赫鲁的父亲为主席，负责起草宪法，作报告书。尼赫鲁本人不是这委员会的委员，但他算是国大党的秘书，所以他时常要和该会接触。事实上，所谓起草宪法这事情实在多余，因为当时的真正问题却在于夺取政权呢。
几经努力之后，成功似乎有相当把握。剩下仅有几项枝节问题，其中有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即旁遮普问题，因为该区算是印度人、回教徒、锡克人三角关系的地方，谁也不信任谁，这问题要得到适当的解决倒不容易。因为中庸派以为能够得自治领的地位便心满意足，而尼赫鲁及其同志却认为非完全独立不可。
在这期间，西门委员会一行人却到处活动，不过他们的足迹所到的地方，总有人高举黑旗给他们浇冷水，同时还高喊“回去”。警察和群众偶尔发生冲突，而拉哈尔城（Lahore）却使这事件恶化。那儿的反西门委员会游行示威的事情由赖·拉拉雷巴特（Lala Lajpat Rai）领导。当他站在路边几千名群众面前的时候，他的胸脯给年轻的英国警官挨了一棒。本来参加游行示威的人，都知道他们迟早会和警察发生冲突，因此，拉拉的行动非常谨慎。虽然如此，拉拉仍挨打。当这消息传播出去的时候，整个印度的人民都愤怒异常。大家觉得自己最伟大的领袖，旁遮普城广孚众望的人物还被侮辱挨打，这事情真没法子再忍受下去。
拉拉本来是个年老多病的人，自经这次毒打后，他的体力益感不支，过了几星期，这位老先生便与世长辞。他的死是否和挨打有关系，这也很难说，不过我们敢说身体的受伤及精神的受刺激，更加速他的死亡罢了。个人的受侮辱还不算什么，一个民族的受侮辱，这才使他痛不欲生呢。
拉拉的挨打和死亡，更增加人民的愤怒；化愤怒为力量，所以抵制西门委员会的工作更加紧进行。照时间的次序，西门委员会一行人将抵达卢克诺，于是当时的国大党支部便展开工作，准备游行、示威、宣传、组织。尼赫鲁因公到该地，有时也参加这种会议。在准备初步游行示威的时候，大家都严守秩序，这事情使政府当局十分恼怒。他们开始拦阻，同时，颁布命令，不许人民在某些地区游行，就在这种游行示威中，尼赫鲁本人增加一次新经验，他的身体挨过警察的棍击和鞭打。
政府当局下令禁止游行，最明显的理由就是避免阻碍交通。于是那些准备游行的群众化整为零，16人一批，16人一批，由偏僻的小路，跑到会场去聚合。从技术上看来，这种办法也可以算是违抗命令，因为16人一批，手拿旗子，这就算是游行。尼赫鲁领导了一批16人。隔了一会儿，他的同志彭德（G. B. Pant）也领导了一批。尼赫鲁一批人才走了二百多码路，他突然听见马蹄督督的声音。他回头一看，这可不妙了，只见那边有几十名警察骑马疾驰过来，一下子把他们十六人冲散。骑在马上的警察，威风凛凛地用棒子来痛打他们，他们赶紧退到路边，其中有的人甚至跑到小店铺里，但警察却毫不留情地跑过来追赶。在本能上，他应该跟人家跑走；可是在责任上，他算是领导者，所以他一步也走不得。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下子便站在路的中央，只见周遭都是警察在追赶他的同志。他本想退避一会儿，但下意识告诉他绝不应该走，免得被人讥笑为懦夫。他看见一个警察骑马过来，挥舞着一只新棒子。他一面告诉警察“干罢”，一面回转头，想尽办法保护颈部和脸部。警察在他的背部痛打了两棍，他被打得全身麻痹了。虽然如此，他还耐得住，没有即刻倒下去。不久之后，警察便退回去，用障碍物把道路隔断。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又围拢在一起，其中有些人曾被打到头破血流。双方面对面地相持不下。等了一个多钟头，天已经黑了，结果，官方才赞成他们由原定的路线前进，刚才毒打他们的骑马的警察，现在却老老实实地跑在前面，给他们做卫队。
这次的意外事件，使卢克诺全城震动，所以第二天太阳还没有露面的时候，一般群众早已麇集到火车站，而国大党所领导的大队人马，更是浩浩荡荡地整队开赴车站。军警戒备森严。一声呼哨，化车站为战场。军警用棍击、鞭打，但游行示威的队伍誓不退却。尼赫鲁本人被打到全身麻木了。他本来很想还击，但长期反对使用暴力的训练，使他只好挨打而不敢回手。事实上，他心里很明白，假如他们也动武，势必造成极大的惨剧，说不定有大批人被开枪打死呢。
就在军警毒打游行示威的群众的时候，西门委员会一行人早在距离车站半英里处偷偷摸摸地溜走了。群众看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重整队伍，井井有序地开回国大党的办公处。尼赫鲁便赶紧跑去安慰父亲。
痛定思痛，他这才知道他自己是遍体鳞伤。幸亏挨打的地方并不是要害，同时，他的忍耐性很强，所以才能够抵挡得住。
事过境迁，他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那次游行和挨打到底有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