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抵制西门委员会及全印会议的时候，尼赫鲁本人却另有活动。那时他当国大党的秘书长，他忙着照顾和加强本党的组织，尤其是想法引导人民注意社会和经济的变动。因此，他必须旅行各处，在许多重要的场合里发表演讲。他不断地参观农村，有的时候，他也对工人演讲。他的演讲的内容，随各地情形及不同的听众，稍微加以差别，但责任的繁重，却是到处一样。他一贯地谈到政治独立问题及社会自由问题，并且把政治独立当做获得社会自由的必要的步骤。他想向国大党的工人及知识分子宣传社会主义，因为这些人都是民族运动的骨干，不过他们的眼光难免太窄狭，只懂得狭义的国家主义。那些有关于国家主义的口号——如反对异族统治呀，光复故土呀，拯救水深火热的人民呀——鼓动爱国的情绪有余，培养深刻的思想不足，所以他不得不领导同志向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进军。
平心而论，尼赫鲁并非印度的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在他还没有置身社会活动之前，印度早就有一些先知先觉往这方面努力。不过初期的人多是爱好空想的社会主义，到了后来苏联实施五年计划，他们这才改信科学的社会主义。凑巧那时尼赫鲁在国大党里占了重要的地位，所以他的言论特别受人注意，而他着手处，在于土地改革。他认为旧式的土地制度须告一结束，农民须和国家直接发生关系，不许中间人有存在的余地。但是当时的环境对于新思想仍不大习惯，所以他必须小心翼翼地来处理这事情。
“印度独立联盟”（Independence for India League）联省分部是倾向社会主义。老实说，独立联盟的一个目的是社会自由。大家希望在整个印度组织强有力的联盟，从事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宣传。不料独立联盟的能力有限，除联省外，别的地方不发生作用。结果，联盟里边的重要分子都加入国大党了。
当1928至1929年间，尼赫鲁行将被捕的谣言又不胫而走。饱经忧患的他，知道这种谣言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好在他坐惯了监，再坐监也不过如此。但是这种谣言仍不免有些新刺激。他深刻地觉得自由的可贵，所以在他的自由没有失掉之前，他更要拼命活动。到了1930年4月，他又被捕了。这是他第五次坐监。此后几年间，他时常在监狱进进出出，他的家庭等于旅店，住不了多久，又要坐监。
谈到印度的工会，我们知道它是分为两派。旧派不问政治，只望逐渐改善工人的状况。它的领袖为佐西（N. M. Joshi），他时常代表印度劳动界，出席日内瓦的国际劳工会议。新派较为积极，富有斗争的精神，它多少受共产党的影响。它的活动中心为孟买的纺织业工会。在它的领导下，孟买纺织业工人曾罢工一次。自总工会（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后，旧派领袖佐西一直抓着领导权。新派在群众中虽有雄厚的力量，但在最高的决策上却没有什么机会。那时，印度的工运还很幼稚，真正负责的并不是工人，这当然不是办法。尼赫鲁本人十分同情新派，但他是个新人，对于总工会的内部的斗争仍有些茫然，所以他决心置身度外。可是出他意料之外，总工会选举的结果，他竟被选为主席，而那位从工人出身的候选人却名落孙山。这证明当时的工运仍十分脆弱，工人本身没有力量，须请知识分子来领导。
1928年，工潮起伏频仍，第二年也如此。孟买的纺织工人，因为生活较痛苦，所以罢工这事情，他们非常积极。虽然一般人都同情罢工，但资本雄厚的大公司终于压服工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印度的工业突飞猛进，工厂的老板赚了一大笔钱，他们的股息有时高达100％至150％。不过这些利润完全落在股东们的腰包里，工人得不到半点好处。他们的工资稍微提高，可是物价跟着增加，结果等于没有增加。孟买的工人的处境很悲惨，但最坏的无过于制麻业工人。女工衣不蔽体，她们须夜以继日地工作，所得的有限的报酬，绝不够维持生活。这还说是景气好的年头，到了繁荣时代已经过去，工厂赚不到钱的时候，工人所受的痛苦才是没法子形容。老板过去所赚的钱早已花掉了。现在工厂又不景气，老板当然会想出种种办法来裁员减薪，因此，工潮层出不穷，弄得政府和雇主，一谈到工潮就会唉声叹气。另一方面，因为工人受了切肤之痛，所以工运越来越富于阶级意识。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突然下令逮捕那些比较进步的工运领袖，其中分子非常复杂，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同情者，有的仅是普通工会会员。他们被捕后，政府便开始审讯，一审就是四年半，这是有名的“美禄特案件”（Meerunt Trial）。
美禄特案件的被告后援会，很快就组织起来。尼赫鲁的父亲任主席，安沙利博士及尼赫鲁等人做委员。他们的任务很重。金钱的筹募也十分困难；有钱的人对于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工运人物不大同情，而律师却唯利是图，有理无钱，免开尊口。在这次案件及其他案件中，尼赫鲁所接触的律师颇不少。他所得的结论是：大多数律师的胃口似乎大过头。尼赫鲁等人从各地的穷人处筹募一分一角钱，积到相当数目后，才够偿还律师的庞大的费用。
工潮一扩大，很快就酝酿成政潮。尼赫鲁和他的同志首当其冲，到了1930年，他们都完全入狱。
在他们没有入狱之前（1929年），印度的立法会议陷于冬眠状态，谁也对它不感兴趣。有一天，星·巴葛（Bhagat Singh）和杜德（B. K. Dutt）从立法会议的来宾席上扔下两颗炸弹，没有人受伤，但这种行动的目的显然要鼓动大家的热情，并不想伤人。
的确，这种行动在立法会议内外起了一阵风波。有个年轻的英国警官，据说跟殴打赖拉拉的事件有关系，所以他就活生生地被恐怖分子抓出来枪毙。在孟买等处，恐怖分子的活动十分积极，图谋不轨的事件增加，整个印度又有狱满之患了。
为争取法庭上及监狱里的平等待遇，许多犯人，尤其是政治犯，就采用绝食这办法。他们绝食了一星期又一星期，终于引起全国的注意。因为有些政治犯的身体太脆弱，他们经不起绝食，所以审讯的期限不断延期。
当绝食运动进行一个多月的时候，尼赫鲁找个机会到监狱参观。他初次见到星·巴葛，同时，也见到达斯·渣丁（Jadin Das）及其他政治人物。他们都羸弱不堪，他没法子跟他们多谈。达斯绝食六十一天，结果，因体力不支，便与世长辞。他的噩耗一会儿传遍全国，大家都替他抱不平。这样一来，政治犯的待遇这问题便表面化，政府不得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置这问题。经过详细考虑后，这委员会提出优待政治犯的新章程，但是，新章程也是中看不中用，对于改善政治犯的待遇的事情毫不相干。
当1929年夏秋之间，国大党决定在拉哈尔城开会。关于主席一职，大家异口同声地要甘地。事实上，多年来甘地算是太上主席，选他和不选他，都是一样。到了最后一分钟，甘地仍坚决不接受，于是把尼赫鲁抬出来做主席。尼赫鲁曾做过多年的秘书长，现在被选为主席，正是驾轻就熟，不过他是个“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大政治家，他只想做事，不要名义。现在由甘地的推荐，硬要他任主席，这倒使他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之慨。对于这次的决定，真正觉得高兴的，倒是尼赫鲁的老父亲。他们父子两人的政见虽不尽同，但是老尼赫鲁先生到了暮年，能够亲眼看儿子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家，舐犊情深，心里总有无限的慰藉。
尼赫鲁被选为国大党主席，这是个很大的荣誉。那年，他刚好是四十岁，而且是紧接着他的老父的后任，做起国大党主席。这种光荣，在一般人看来，一定高兴到连眼泪也要流出来。但他的目的是要替国家做事，个人的名位利禄绝不计较。他只怕个人的能力不够，没法子负起这么大的责任呢。
英国人是深谋远虑，随机应变的民族。他们知道印度人的争取独立运动如火如荼，所以他们先发制人，准备召集一个圆桌会议，共商国是。印度总督伊文勋爵（Lod Irvin）发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宣言，同时，要即刻在德里召集一个“领袖会议”，把各党各派的领袖都召集于一堂，甘地、尼赫鲁的父亲、巴特尔（V. Patel）都参加；中庸派的领袖们也没有例外。他们通过一个共同的议决案，接受总督的宣言，不过须附带了几个条件。假如政府肯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他们将和政府合作。由于各界领袖的立场的差异，左派的人觉得调门太低，中庸派却认为调门太高，尼赫鲁生怕那些胆小如鼠的中庸派会无条件地接受政府的建议，因为他亲切地觉得，假如在理论上或者在短期间内放弃独立的要求，这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将来要重整旗鼓，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他本人准备不签署宣言书，但他究竟是个温情主义的人，经过大家再三敦促，他只好签字。签完字后，他觉得十分难过，第二天马上写信给甘地，说他要辞去国大党主席的职务，经甘地的委婉的信的劝勉后，他的心情才恢复宁静的状态。
当拉佛会议开幕前，尼赫鲁须参加另一项重要工作，原来全印总工会在纳格普尔（Nagpur）开会，他算是当值主席，必须主持这会议。事情是这么凑巧，他一身兼两个主席——国大党和总工会的主席——而这两个机构开会的时间又是相隔得那么近。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两个机构的桥梁，尤其是希望国大党多采用社会主义的政策，把劳工组织起来，加入民族独立的斗争。
不过他这希望落了空。因为国家主义如要改为社会主义，它已经不是国家主义了。
国大党和总工会的关系无法调和，等于城市和乡村的不易协调一样。国大党是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在情绪上，它仅求国家独立，这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总工会，不消说也有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