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尼赫鲁的父亲死后，他自己的健康就欠佳。医生劝他易地调养，他自己也决定到锡兰去度假，于是他率妻与女前往锡兰。
他们在锡兰大受欢迎。许多茶园的工人，不惜路途的跋涉，天天跑了几里路来看他们，顺便还送他们一些鲜花、蔬菜、乳酪。盛情难却，他们只好收下来，然后转赠给医院和孤儿院。
在锡兰期间，他酷爱伟大尊严的释迦牟尼的塑像。他虽然不喜欢那些教条，但他却万分崇拜佛祖的人格，像他钦佩耶稣的人格一样。他觉得佛祖的慈祥镇定的尊容，能够给他以无限的安慰和力量，并且能够帮助他克服任何困难。
他们在锡兰过了一个月很愉快的生活，便匆匆回到印度的南部，然后经过西部各省，直达海得拉巴。他们的足迹到处，备蒙人民和政府欢迎，不过政府欢迎的时候，心里也许有异样的感觉，因为它生怕尼赫鲁会引导人民从事危险的活动。
有一次，他在卖索尔州开会。开会时，群众挂了一面国旗在一支很大的铁杆上。到了他离开该地，这支铁杆就给当地政府打得粉碎，并且不许人民再度展示国徽。这种不幸的事件使他大感烦闷。
休假回来，他马上被牵入政治漩涡。国大党行动委员会便考虑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大党应否再跟政府开圆桌会议？甘地本人应该不应该参加？在没有谈到圆桌会议之前，让我们把德里会议的情形补叙一笔。
就在尼赫鲁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圆桌会议的印度代表们联翩跑到阿拉哈巴。那时甘地及国大党行动委员会的几位代表已经到达。有人向甘地建议，说他应该写信给总督，约定一个时间，作坦白的谈话，甘地即刻接受这意见。在原则上，甘地极愿意跟对方讨论问题，因为他绝对相信自己的主张的正确，同时，他希望能够说服对方。假如他能够说服对方，那么什么事情都容易办了。由于他的人格的伟大，许多批评他的人，结果多变成他的崇拜者。
但是跟个人交涉小事，是一个问题；跟一个组织，尤其是像英政府那样的大组织办交涉，是另一个问题。甘地知道这情形，所以他跑去跟印度总督伊文勋爵（Lord Irwin）晤谈的时候，他并没有抱什么大希望。违抗政府的运动仍进行中，虽然因为谈判关系，违抗政府的运动没有从前那么积极。
甘地亲自跑到德里，临行前，他吩咐道，假如他跟总督有什么重要的谈判，他一定请各位委员参加。几天之后，他果然来信，请尼赫鲁等人到德里。他们在德里待了三星期，整天从事冗长的筋疲力尽的讨论。甘地时常跟伊文总督见面，不过有时为着片词只字没有解决，弄得会议须停顿几天，让他们打电到伦敦去请示。例如“停止”（Suspension）违抗运动这句话里的“停止”一词，甘地坚持不许用，因为这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绝对不能停止而放弃，但是暂时可以悬而不用。总督要这个词的意义弄得一清二楚，甘地不答应。结果，双方让步，说违抗政府运动可以“不继续”（discontinued）进行。他如纠察外国布、外国酒等问题，也有长期的讨论。事实上，大家所讨论的是暂时的条款，并不是永久解决的办法。简单说一句，大家希望这些谈判达到休战的状态，然后从长计议真正重要的问题。
势利眼的人，到处都有，印度没有例外。当甘地和尼赫鲁发起独立运动的初期，印度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多敬而远之，因为他们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尽可能避免任何牺牲。现在他们眼看甘地和尼赫鲁等人已经开始和政府开谈判，迟早会谈出一点办法来，所以他们马上改变态度，表示亲近，至少跟国大党的领袖们保持关系，将来对于他们也许有些好处。一年之后，时局又转变，他们也跟着转变，把他们和国大党的关系一刀两断，好像从来不认识那样。
在德里的期间，每天清晨尼赫鲁时常跟甘地在一起散步，这是唯一的机会可以跟甘地详谈，因为到了白天，他的时间切成片段，每分钟都有事情。甚至清晨散步的时间，也有人来拜访他，不是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人，便是非常接近的朋友，大家都想见他，和他商量各种问题。尼赫鲁和甘地畅谈过去的历史，目前的状况，尤其是将来的展望。他记得有一次跟甘地谈到国大党的前途。尼赫鲁认为将来国家独立后，国大党根本取消。甘地却主张国大党可继续存在，不过他定了一个条件，国大党员须不受薪俸，只因他们没有半点自私，他们这才能够在政府各部门发挥力量。
甘地和伊文继续谈判，可是后来又突然停止。总督有好几天没有请甘地去开会，尼赫鲁等人即刻意识到这种谈判将要破裂了。行动委员会各委员们，准备收拾行李，回到各自的省份。临别前，大家多在一起会谈将来的计划，以及怎样进行违抗政府的行动。他们知道，只要谈判真正破裂，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会谈了。他们除准备再度被捕外，同时，须准备接受政府的猛烈的攻势。他们知道过去用代理会长或代理委员的办法不大妥当，所以现在通过一条原则，在外边可以自由活动的委员，不论人数的多寡，便可算法定的人数，免得到处找人代替，弄得和国大党本来的宗旨相左。这个议决案，说明国大党将继续斗争，不过谈判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紧。
当国大党和政府的关系不绝如缕的时候，伊文总督又请甘地去谈话。这样一来，双方又恢复谈判。记得1931年3月4日的晚上，尼赫鲁及其同志在家里等甘地回来。那时已经午夜二时，他们被喊醒，说国大党和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他们阅读协定的全文，其中大部分条款，尼赫鲁本人早已知道，因为它们曾经提出来讨论过，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二条，是和“保证”问题有关，而这条文使他看了惊讶不置。他一声不响，自动回去休息。
领袖做错了事情，他不便明目张胆地反对。事实上，他就是不赞成，又有什么办法呢？和他脱离关系吗？表示他的反对的意见吗？这种作风也许使个人得到满足，但对于问题最后的决定还是一样。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尼赫鲁及其同志决定暂时停止违抗政府的运动，只要他们对于其他重要的问题不再屈服。这是说，关于独立问题，他们仍坚持到底。
英国政府，像其他各国的政府那样，把印度的纠纷的问题归咎于“煽动家”。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观念。在过去15年间，印度产生一个领袖，得到万千人民的爱戴，同时，他的言论可以支配全国，但是，比较领袖个人更重要的却是历史的背景和力量。当历史的背景和力量发生作用的时候，正是“一夫夜呼，天下响应”，何况印度的领袖是来自民间，深知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并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发展，应该行动？
那时政权虽操在政府的掌握中，不过国大党却是众望所归。要国大党自杀，它当然做不到，可是一山不能容两虎，要政府跟国大党分享支配国计民生的大权，政府当然没有那种雅量。因此，二者的冲突，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好在英国政府有先见之明，它赶紧召集第二次圆桌会议，把甘地请到伦敦去会谈，也许会挽回尴尬的局面。
德里协定签订后不久，伊文勋爵就回国，继任的为威灵顿勋爵（Lord Willington）。一般人都说新总督很顽固，比旧总督更难对付。平心而论，讨论政治问题，如专门注意个人问题，而忽略了原则，这可以说是大错误；他们不知道英国政府的政策，并不会受一二总督的意见所左右。因此，总督的调动，对于大局没有大影响。但是，由于时局的演变，政府的政策不得不跟着变动。政府希望再开一次圆桌会议，讨论许多重要问题。甘地有两次给总督请去到夏都西姆拉（Simla）去开会，讨论边疆的“红衣队”问题（Redshirt）及联省的农民问题。据说，政府决定以雷霆万钧的力量，在三个月内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政府因投鼠忌器，在可能范围内，仍愿意和平解决。
在八月的一个天朗气清的早晨，尼赫鲁陪伴甘地，从夏都西谟拉到孟买，并且亲送他上船，彼此互祝珍重而别。
为什么国大党仅派甘地一人出席的呢？因为它知道当时的工作中心还是在印度，不在伦敦。假如印度的局面得到顺利的发展，这无疑地能够影响伦敦。须知谈判最重要的是原则问题，即英国政府能够交出多少权力给印度人的问题。原则一定好，细则极容易，随便请一位胜任的律师就可以起草全套纲领了。国大党之所以单独遣派它的领袖出席，因为大家希望他能够说服英国政府。万一事情有些眉目，甘地尽可通知其他重要委员前往伦敦，而他们在十天内可以和他会面。
但是，假如原则上达不成协议，细则自无从谈起，另派其他代表也是多余。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英国政府并不想解决基本问题，它只采取疲劳轰炸的方式，跟印度代表们谈谈无关重要的细则，而它的掌握中的王牌，就是帮派问题（communalism）。它利用帮派的弱点，把彼此的力量互相抵消，此后大家都要听它的支配。
那次圆桌会议的代表，集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金融界、工业界、宗教界、帮派的利益于一堂，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莫如简阿格（Aga Khan），因为他这个人刚好代表上述各种人的利益。他和英国政府有30年的密切关系，他一向都住在英国，他可以完全代表统治者的利益。在圆桌会议里，他最好是代表英政府，但他却“代表”印度，这不能不说是太滑稽。
在这种情形下，圆桌会议是一团糟。印度最反动的人物跟英国政府中最顽固的保守党分子携手合作，彼唱此和，对于印度独立问题却避而不谈，只谈一些支离琐碎的问题。简单说一句，各重要位置应该怎样分配给各派系——印度教徒、回教徒、锡克人、欧籍人、混种人——问题的焦点仅在应付印度“上流社会”的人物，对于全国人民的迫切的要求，连提也不提一声。所谓“印度化”（Indianisation）问题，等于分赃问题，这对于印度所争取的真正独立有什么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