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经济恐慌没发生前的几年间，农产品的价格逐渐上升，印度的农业也是如此。当印度的农产品的价格上升的时候，政府的税收和地主的地租跟着提高。这样一来，真正从事种植工作的人反而得不到什么好处。除那些比较幸运的区域外，农民的状况都很坏。在联省里，地租的提高比较赋税的增加更来得快，政府的收入增加，地主的收入更可观，但佃户仍停滞于饥饿线下。到了歉收的年头，赋税依旧，地租依旧，胼手胝足的农民却要到处借贷，筹一笔钱来缴纳赋税和地租。
在经济恐慌的时期，最得意的莫如那些放高利贷的人。在法律的保护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小地主、中地主的田地完全给他们吞并下去，他们变成特殊阶级，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佃户的境遇特别悲惨，他们成为没有立锥之地的无产阶级了。
放高利贷的人，住在城里的高楼大厦，享尽荣华富贵。他们派了一批鹰犬下乡去勒索佃户，弄到佃户苦不可言。到了疠疫流行的年头，他们简直是束手待毙，一下子就要死掉几百万人，人命比蝼蚁还不值钱。
针对这问题，尼赫鲁主张，地租须按农产品的价格来定，从前农产品卖得高价的时候，地租不妨提高；现在农产品已经下跌，所以地租应该跟着减低。再进一步，他还主张，地租的高低，应该先把生产成本及农民的生活费用除清之后，才作决定。事实上，当时的一般农民，除变卖产业及忍痛举债外，绝对没有能力缴租。
就联省而论，尼赫鲁主张租税减半，可是政府不赞成，因为田赋是政府的主要收入，假如田赋收得不够额数，政府将面临破产。另一方面，政府又怕把农民逼得太过分，他们难免会起来暴动。站在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为大地主。照规矩，政府应该牺牲大地主的利益来保护农民，可是事实上刚好相反。
在那种情形下，国大党所处的地位非常困难。它不敢负起责任，鼓励农民抗租抗税。相反的，它只好和颜悦色地鼓励他们咬紧牙关，尽量多缴。另一方面，政府却怂恿地主用强制手段来驱逐佃户，扣押没收他们的牲畜和财产。那些被迫害的农民，成群结队来见尼赫鲁，说他们曾按照他的办法，尽各自的能力向地主缴租，可是结果竟落得财产被扣押和没收。在这当儿，农民只有一条路好走，不是再度节食缩衣，缴完租税；便是铤而走险，一分钱也不肯交。
时局急转直下。政府一连颁布好几种法令，准备采取大规模的毒辣的行动。尼赫鲁及其同志也准备作壮烈的牺牲，但他们仍希望当时在伦敦参加圆桌会议的甘地能够提前回来，让他负起指导斗争的责任。
联省政府办事未免太过鲁莽。它曾发出通知给农民，限定农民于一个月内缴租纳税，不然，将采取行动。这样一来，整个农村发生骚动。农民惶惶如丧家之狗，到处奔走求救。对于农民的要求，国大党应该怎样答复呢？它明知农民无力缴租，现在还敢假装无知，很天真地教农民忍痛缴租吗？姑定当年的租税能够偿清，旧欠又应该怎么办？经过详细考虑后，阿拉哈巴省的国大党分会决定抗租抗税。
尼赫鲁这个人倒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倾向很浓厚，不便参加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讨论，所以他特地请那位思想比较右倾的主席楚万尼（Sherwani）来主持。楚万尼眼看这局面太坏，除抗租抗税外，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于是政府和国大党对立的形势越来越明显。双方秣马厉兵，准备一决雌雄。政府有的是军警的势力，国大党有的是民众的力量。在那千钧一发的时期，尼赫鲁到处举行公开演讲。他一再说明，为自由的斗争还没有达到胜利的阶段，前途困难万分，所以大家应该好生准备，克服一切危机。为着他发表这种言论，政府便骂他为“战争贩子”。老实说，当时国大党里边的中产阶级的分子仍是犹疑不决，不敢正视现实，他们还希望政府和国大党的冲突能够避免呢。
到了年底，危机一天一天恶化。阿拉哈巴分会召集一个农民大会，一致通过议案，决定抗租抗税，假如他们得不到较好的条件。这种议案使联省政府非常恼怒，它认为这是敌对的行动，所以不愿意再跟国大党开谈判。另一方面，国大党也认为政府那种强硬的态度，正是象征暴风雨的来临，所以它也不能没有戒心。
尼赫鲁这个人真是够风趣。当他在联省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还能够抽出时间去参观两个多事的区域。他要亲自跑到肇事地点，实地考察，他更要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勇的烈士致最大的敬礼。他到了孟加拉后，发现当地的情形已经恶化，他个人恐难为力。接着，他又到加尔各答城去参观。他知道那儿暗杀的行动很流行，他认为这办法不但于事无补，对于印度的独立自由反而有妨碍；可是他的主张一般人都听不入耳。当他要离开加尔各答前，有两位青年来势汹汹地警告他以后不要再随便批评暗杀这事件，不然，他们将用同一办法来对付他。
尼赫鲁本来要在孟买欢迎甘地回来，可是阿拉哈巴城的局面很紧张，他急不及待地跑到阿拉哈巴城。当他还没有抵达车站之前，通缉令下来了。政府要软禁他，暂时不能离开阿拉哈巴城，既不许参加群众大会，发表演讲，又不准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字。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地方长官，说通知书已经收到了，不过他不准备接受这些条件，他将照常工作，而且打算日内重往孟买欢迎甘地。
尼赫鲁和楚葛尼二人决定于12月26日的清晨联袂赴孟买。当他们一踏上火车，马上引起警察当局的注意。过了一会儿，火车突然在荒郊的车站停下来，他们二人便被警察用囚车（Black Maria）送到乃尼监狱去了。
在尼赫鲁第六次进监后第二天，甘地才抵达孟买。他上岸后，这才知道最近的形势。虽然一切协商的机会已经烟消云散，但他还想在没有办法的环境中杀出一条生路来。他写信给威灵顿总督，希望跟他晤谈。可是总督的回信是，假如甘地要相见，他必须不要提到政府最近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同时，也不要提到那些同志被捕的事情。事实上，政府准备一网打尽国大党，根本不想他们再有什么谈判。国大党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采取违抗命令的手段来对付政府。在这当儿，甘地还发出第二封电报，希望总督跟他作无条件的坦白的谈判；总督的回信是：通缉甘地及国大党主席，同时，还宣布全国性的行动。
1932年1月4日，甘地及国大党主席培特尔被捕。政府颁布四种新法令，给法官及警官以莫大的权威。个人自由不再存在，个人和财产的生杀予夺的大权都操在当局的手中。同日，尼赫鲁和楚万尼二人在乃尼监狱里提堂，后者被判处六月苦监，罚款一百五十卢比；前者被判两年苦监，罚款五百卢比，假如无力交款，须多坐六个月监。事实上，尼楚二人犯了同样的罪名，可是二人所受的刑罚却有那么大的距离，难怪楚万尼质问法官，这种畸轻畸重的处罚方法，是否由于帮派关系的时候，法官觉得非常尴尬。
国大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国大党各阶层的负责人都次第被捕，致各地监狱又有人满之患。除国大党外，凡是同情独立运动的大大小小的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这些组织平时倒没有什么联络，现在由于政府的采取高压手段，迫得它们不得不团结一致，这对于国大党及独立运动倒是个贡献呢。
当尼赫鲁坐监的时候，他的太太卡玛拉却在孟买害病，她自怨健康欠佳，不能够参加违抗命令的活动。他的两个妹妹，个个非常英勇；她们很积极地参加运动，结果，她们也先后被捕，各判一年的徒刑。其他零零星星的消息，多由新进监狱的同志口述中透露出一二，而狱中所能看到的报纸也多少带来一些消息。当时政府对于新闻的检查是雷厉风行，连被捕的名单也不许随便登载，不然，恐怕报馆和编辑都要找麻烦。
1932年的头几个月间，印度政府的横暴可以说是达到极点：法令如毛，抑制自由，压迫舆论，任意逮捕人民而不加以审讯，没收金银财帛。由于统治者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种迟暮美人的意识，逼得他们须倒行逆施，能够把统治的命运多延长一天也好。
政府早就把国大党当做眼中钉，不过从前是随随便便地想法来应付，到了1932年，它却采取攻势，从国大党到它的外围各团体，从房屋到汽车，从一般不动产到银行的存款，从群众大会到普通集会，一切的一切，都显示政府的狰狞的面目。另一方面，从甘地到普通党员，谁都觉得违抗命令的行动须暂时停止。两相对照，更显出政府手段的毒辣。
从前政府对于革命妇女还相当客气，现在却变本加厉，对于妇女也毫不客气了。自尼赫鲁的两个妹子被捕后，一批年轻的女子，年龄在十五六岁左右，在阿拉哈巴开会，讨论她们应该怎么办。她们虽没有经验，但她们却充满着热情，同时，她们也需要人家指导。有一天，她们在一个私人的家里开会，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们完全抓去，判处两年苦监。她们在狱中的生活，辛苦异常，比起那些比较有名气的政治犯来，她们所受的待遇实在差得多了。
那几个月间，不愉快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其中有两件事情，简直使他气得要发疯。第一，有些市区，尤其加尔各答，在警政当局的威胁下，国旗一律被扯下来，违者将受严重处罚。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一切爱国志士都发誓要保护国旗，现在国旗竟被人扯下来，这对于国家的尊严是个严重的打击。第二，当全国纪念周（4月6—13日）举行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在阿拉哈巴参加游行，中途被警察拦阻。有人拿一张椅子给她坐，于是她就坐在椅子上歇歇脚，等到警察下令“冲锋”的时候，游行队伍四散，她被警察从椅子上拉下来，打得死去活来，晕倒在血泊中。最后，才由一个警官抬到家里。
过了几天，这不幸的消息才传到监狱。他听了之后，悲愤填胸。假如当时他本人在场，恐怕他严守多年的不用暴力的信条也要破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