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在乃尼监狱待了六星期，便移到巴勒里监狱（Bareilly District Gaol）。那时他的健康欠佳，热度天天增加。他在巴勒里关了四个月后，又被送到德拉洞监狱（Dehra Dun Gaol）。这地方坐落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气候凉爽，在这儿，他一直再被监禁了十四个半月。他仅从亲友来探监及书信上得到一点消息，关于时局的重要发展，他好像雾里看花那样，模模糊糊，不知道真相。
经过一度狂热后，反抗政府的运动逐渐消沉下去。它再也不成为民众运动了。除受政府的严厉抵制外，它所受到的严重的打击，是1932年9月间甘地第一次绝食。那次绝食鼓起民众的意识，不过它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到另一方向。到了1933年5月，反抗政府的运动终于告一结束。
蛰居于监狱里边的尼赫鲁及其他同志，对于这种伟大的运动的逐渐消灭，心里觉得很不愉快，然而谁也不敢希望有突然的成功。他们准备作长期的斗争，其中须经过波澜起伏，但是最关重要的就是加紧训练群众的集体行动及意识。事实上，当1932年间，尼赫鲁个人倒害怕侥幸成功，因为在那种情形下，政府官员及机会主义者反而坐享其成。须知在独立运动的过程中，只有民众的能力加强，并且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这才算是真正成功。不然，牺牲的是民众，收获果实的却是投机家。尼赫鲁这种想法，并不算过虑，因为国大党中有一部分要员，对于印度将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都没有固定的主张。有些人以为现存的政治制度不必变动，只需把本地人代替英国或外国人就行。从政府官员的观点看来，这事情是无关重要，反正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从，无论谁来统治，还不是一样？
英国人最懂得随机应变，最懂得适应环境。在英国，他们高谈自由平等，可是一到印度后，他们再也不弹此调了。同样的，在国际上，他们非常讨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可是一到印度，他们又认为束缚个人自由是必要的。当印度的青年男女高举革命的义旗的时候，有一部分英国人却在伦敦替印度起草宪法。此外，他们还要召集第三次圆桌会议及各种委员会，希望以权势利禄来羁縻一般利欲熏心的人。在民族存亡绝续的时候，印度竟产生这种人，这真是奇耻大辱。
殖民地政府害怕人民的力量逐渐抬头，所以它必须用军警的力量来弹压。久而久之，印度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警察的权力扩张得厉害。例如孟加拉省政府把人民当做敌人，无论男男女女，凡是年龄在十二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都要携带身份证。学校动不动要封闭。人民行动不自由。宵禁、集体处罚，以及其他种种限制自由的法令，多得数不清。尼赫鲁冷眼旁观，有时难免发生这么一种疑问：这些严刑峻法是否真正需要？假如不大需要，那么执行这些法令，似乎过分迫害人民！假如真正需要，那么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似乎应判死刑了！
政府的虐待狂，在监狱里更有露骨的表现。政治犯比较普通的犯人所遭遇的刑罚尤其厉害。鞭打成为家常便饭。起初尼赫鲁及其同志曾绝食三天，以示抗议。后来因为虐待的事情越来越多，他反而觉得神经已麻木不仁，没有特别的反应。平心而论，那些在狱中饱受酷刑的印度青年，假如置身于英国公学或大学，他们将得到社会和国家多么大的鼓励；现在却被幽禁于监狱中，备蒙侮辱与虐待，这到底成什么世界！
狱卒对于政治犯固然尽残暴贪污的能事，对于妇女们也不放松。有一次，尼赫鲁的母亲跟女儿到阿拉哈巴监狱去看他的妹夫，她们受了狱卒的侮辱，甚至把她们推出去。当他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他心里非常难过。为避免母亲再受狱卒的为难，他决定暂时停止亲友探监。因此，在德拉洞监狱的期间，差不多有七个月没有接见亲友。
尼赫鲁是个有思想的人。他细心研究英国人和印度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官吏和非官吏，发施号令人及服从号令人的关系。他发现二者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彼此互相猜忌，互不了解。除不信任和不高兴外，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彼此互不明了内情。这样一来，谁都要采取提防的态度。自英国人统治印度后，因为大权在手，许多阿谀诌媚的人把他们包围得紧紧，而他们以为印度人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印度人觉得英国人之统治印度，为的是保护既得利益，所有军警的力量，都要听他们的指挥来压迫无辜的人民。双方都处于敌对的地位，距离越来越远。“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面对军警的力量，谁还能够心平气和地跟军警讲道理呢？
一个比较坦白的英国人，他无疑地会承认他有几个很谈得来的印度朋友，不过他们总觉得，这些好相与的印度人是例外，大多数印度人都是很讨厌。一个普通的印度人会承认他所认识的英国人颇不错，可是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其余的都是骄傲、残酷、坏蛋。为什么人类不以自己所熟悉的人物作批评的标准，却要把那些毫不相干的人物作判断的标准呢？这事情他真莫名其妙。
就他个人而论，他总觉得他很侥幸，到处得到同胞及英国人的优待。甚至狱卒和警察，也对他另眼相看。同胞这么优待他，他并不觉得奇怪，因为那时他已经很出名。至于英国人之所以对他这么客气，这多少和他在英国公学和大学受过教育很有关系。虽然他们不赞成他的政治活动，但他们认为他也是文明人，应该以礼相待。有时他因为得到特殊的待遇，心里反而惴惴不安，为的是他的同胞及同志竟受无端的虐待呢。
在狱中他虽然得到优待，但是监狱究竟是监狱，里边沉闷的空气使人很不好受，稍微敏感的人，对于监狱里边的残暴、卑鄙、贪污、虚伪的作风，实在看不惯。一段坏消息，往往使人悲愤交集。假如在外边，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奔走，不愉快的事情很快会忘掉。在监狱里，有气没得吐，因此，犯人对于任何事件往往会作片面的歪曲的看法。平时如此，到了生病的时候，那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然而尼赫鲁懂得怎样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他努力从事脑力和体力的活动，所以他能够维持健康。须知在监狱里，运动是最宝贵的东西，假如没有运动，犯人就会完蛋。他守着严格的时间表，为达到合格的标准，他尽量维持正常的生活习惯，例如刮胡子，他从不间断。他之所以特别注意这事情，因为普通犯人的生活都极随便，所谓“囚首垢面”，无非证明生活的反常。经过整天的劳作后，到了晚上，他觉得筋疲力尽，一躺在床上，便睡得很熟。
上文说过，因为她的母亲曾被狱卒侮辱，所以他宁愿忍气吞声，请亲友不必来探监。但是，到了1933年年头，同监的几位朋友，已经一一释放，他忍不住寂寞，所以仍请亲友来看他，好在狱卒对他特别客气，他经常可以收到鲜花和相片，他可以阅览宗教书籍和小说，虽然比较进步的报纸杂志他永远看不到。
尼赫鲁真会适应环境，更会利用时间。他恐怕小说或其他软性读物看得太多，使精神松弛下去，所以他决心多看篇幅繁重、内容充实的读物。书籍看了相当多之后，写作的念头油然而生。他给他的爱女英迪拉所写的有关于历史的通信（这就是有名的《世界史一瞥》（A Glimpse of History）足足使他忙了两年。事实上，因为著述历史的关系，他似乎生活于从前的世界。这样一来，他大可忘记监狱的环境的恶劣。
除读书著述外，他一有工夫便看游记、风景片、地图。尤其是夏天，当气候热到华氏115度的时候，他看看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的风景片，正是过厨门而大嚼，虽不得食，心里也得到无限的安慰呢。
就在这时期，他对于马克思的哲学发生极浓厚的兴趣。唯物史观使他对于历史有新的启示。无论过去是多么黯淡，前途总是十分光明，虽然从现在到未来，中间还遭遇种种危险。他之所以喜欢科学社会主义，为的是它不是教条，而是有科学的观点。
1932年的世界经济恐慌，刚好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当其他一切理论都在暗中摸索的时候，它却给当前的事物以满意的解释，而且会提出真正的解决的办法。因此，尼赫鲁不由得不佩服它。不但这样，他再也不像从前那么悲观了。他知道反抗政府的运动迟早有成功的一天。须知世界是进步的，不是停滞的。印度的民族运动算是全世界的伟大旅程中的一个阶段，目前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无非训练他们从事未来更大的斗争，同时，也使他们要考虑鼓动世界的新思潮。在斗争的过程中，时常发生新陈代谢的作用，那些懦弱无能的分子将被淘汰。时间不消说是对他们有利的。
从那时起，他就细心研究国际问题，尤其苏联、德国、英国、美国、日本、中国、西班牙、意大利、中欧各国的问题，他更下过苦功夫，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整理出有条不紊的头绪。起初，他单独研究一个国家，然后研究第二个国家；再进一步，把一个问题作综合的研究，找出各种异同的答案。因为历次国际会议没法子解决政治经济的纠纷，更没法子解决裁军问题，这事情不禁使他联想到国内的帮派问题。虽然各国政治家知道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及裁军问题如没有解决，世界的前途将非常黯淡，可是他们仍谈不拢来。谁能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立场绝对的对，不肯随便迁就人家，结果，便造成一大僵局。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给他以莫大的安慰。但是这理论应该怎样应用到印度问题上去呢？目前印度须先解决民族的独立自由的问题，大家所注意的仅是民族主义。印度是否能够同时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呢？或者先解决政治问题，然后再来解决经济问题呢？事实上，时局的演变早已证明政治和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这才能够应付来日大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