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23日，尼赫鲁才从德拉洞监狱搬到乃尼监狱。那时，母亲的病势很严重，她已经进了医院。到了月底，因为病况十分危殆，尼赫鲁又从乃尼监狱释放出来。本来他在监狱里“品行端正”，可以减刑三个半月，这是说，到了9月12日就满期，现在因为母亲病重，他又可以提前十三天出狱。
他从监狱出来后，即刻跑到勒克瑙去省视母亲，跟她小住了几天。由于在监狱的时间太久，他觉得自己跟环境格格不入，他知道世界曾经很大的变动，而他自己却在监狱里停滞不进。小孩们个个长大成人，男婚女嫁，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极尽悲喜剧的能事。在他耳闻目见的事物中，他发现有许多新奇的事情。的确，时代是进步了，只有自己落伍不堪，这种感觉不消说是不大好受。本来他可以努力适应他的环境的，但现在他却没有这种冲动力。他觉得自己这次出狱只是短暂的时间，在不久的将来，恐怕又要入狱，所以他犯不着费了很大的力量，使自己能够适应新环境。
在政治上，印度似乎相当平静，一切公共活动都受政府的统治，偶尔还有逮捕的事情发生。不过当时印度的平静是富有意义的。因为经过一段强烈的压迫后，大家都觉得筋疲力尽了，但这事情政府是看不见的。在外表上，不遵从传统的一切活动都被压制下去，大批警探布满各地，弄得一般人民十分害怕。任何政治活动，尤其在农村区域，即刻被压制下去；各省政府的侦骑四出，把当时在市府及乡村局里边任职的国大党人的名单一一找出来。过去曾犯违抗政府运动的罪名的党人，再也不许在市府或它所办的学校里任职了，政府甚至严词恐吓说，假如违法的国大党人没有辞退，政府将停止津贴。这种压制行动的办法，以加尔各答公司最为显著。最后，孟加拉政府还通过一条法案，不许加尔各答公司雇用任何政治犯。
在监狱里边，他有充分的时间阅读高级官员的演讲词，以及他们在立法会议和市议会的问答辞。他发觉在过去3年间，他们有很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越来越明显。他们的态度越来越带着威胁的性质。至于没有官职的欧洲人，尤其在孟加拉省，他们比较一般官员更为神气，看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大有德国的纳粹党的意味。
然而政府的残暴的政策还不止这样。在星省，政府实行枭首示众的办法。因为星省的犯人天天增加，每个监狱都有人满之患。政府要杀鸡给猴看，特地把著名的犯人枭首示众，借收杀一儆百之效。当政府要举行公开绞刑那一天，它事先加以周密的布置。一面大事宣传，一面给群众以种种交通的便利，希望他们能够踊跃参加。据说，看热闹的多达几千人。
尼赫鲁出狱后，他到处观察政治经济的状况，他看了那种情形，不禁心灰意懒。他有许多同志已经坐监，新近又有人继续被捕。政府的浑身解数都实施出来了。法令如毛，检查员尽量钳制舆论，蓄意破坏通讯网。这种事情使他的同志吉伟（R．A．Kidwai）实在看不顺眼。吉伟的信件多数迟到，甚至会遗失掉，弄得他时常失约。他很想写信给检查官，请他把工作的效能提高，但是这封信应该写给谁呢？检查官是个不露面的官员，他也许是个侦探，神不知鬼不觉地暗中活动，谁也没法子认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信写好寄出去，后来通讯的情形居然改善一点。
尼赫鲁坐监坐够了，他实在不想再坐监。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除非他干脆退出政治舞台，他真是无法避免。事实上，他不能卸掉政治活动，所以他知道自己迟早要跟政府发生冲突。政府有权下令叫他做这个，不做那个，可是他本质上不愿接受任何人支配，尤其不甘在威迫利诱下，向政府屈服。
在他没有再进监狱之前，他有几件私事亟待料理。第一，他的母亲的病要他特别注意。母亲呻吟于病榻一年多，后来才逐渐恢复。第二，他有两年工夫没有会见甘地，现在很想见见他。此外，他还想会见一些同志，不但要跟他们讨论印度的政治现状，而且还要交换国际问题的意见。他觉得世界政治经济有剧烈的变动，所以在起草建国纲领的时候，须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
他的家事也要分散他的一部分注意力。过去几年间，他简直不理家事，连他父亲死后所遗留下来的一切字据，他也没有工夫去打理。现在他的家费已经尽量减少，可是他仍觉得入不敷出。他没有汽车，因为汽车不但用不起，而且随时有被政府扣押的危险。除自己发生经济恐慌外，他还时常收到一大堆借债的信件，因为印度南部有许多人对他的家世不大明了，他们老是觉得他是个百万富翁呢。
他和甘地讨论了相当久，起初二人的观点不大一致，最后才得到一个结论，即反抗政府的运动的情绪，不论多么低落，这运动仍须继续进行。此外，他要人民充分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世界形势。
平心而论，当时印度的民族运动已经达到这么一个阶段：不是给政府压制下去，便是受政府的支配；换句话说，这运动已经达到这地步：它很可能随时被政府宣布为非法了；姑定它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它仍要坚持到底，不然，它须和政府妥协。
这是个进退两难的环境，要在二者之间作个选择颇不容易。尼赫鲁十分明了他的同志的精神上的矛盾，因为他自己也有同等的遭遇，他发觉印度到处有人在唱高调，把社会主义的理论拿来做他们逃避现实、不肯积极活动的挡箭牌。他们不但袖手旁观，而且把那些赴汤蹈火的志士当做反动分子，这些空谈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把甘地攻击得体无完肤。话又说回来，不论人家乱喊革命也好，反动也好，甘地是费了一生的心血把印度的形势转移过来。甘地给印度人以信心和力量，光荣和尊严，使印度问题成为世界问题。此外，他所采取的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政策，是他对于印度和世界有极大的贡献，为的是这种手段最能够适应当时印度的环境。
印度的自由分子和国大党间划着一道鸿沟，自由主义者要维持原状，至多希望在人事上有所调动，多用几个印度人，他们的政治经济的理论基础，在于英帝国的延续和稳定。因为他们认为英帝国根深蒂固，不会动摇，至少暂时不会动摇，所以他们不但要接受英帝国政治经济的理论，而且也要遵守它的道德的标准。
国大党则不然，它要建设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实施一种充满朝气的新制度。新国家、新制度的内容如何，国大党各同志的意见并不大一致，但他们有个共通点，即目前的状况和方法不应该再延续下去，它们须加以大力改革。这儿可以看出殖民地和独立国截然不同的地方。前者赞成同一的旧机构，把印度附属于英国的经济制度里边；后者却要印度创立了一种新机构，以适应迅速万变中的新环境。
老实说，国大党并不是和英国及英国人处于不共戴天的地步。问题在这儿，当英国统治印度的150年间，它不懂得用柔道使印度人心悦诚服，相反的，它时常都用霸道，使他们发生恐惧的心理。就尼赫鲁个人而论，他从来不怨恨英国人或任何外国人。相反的，因为他在英国受中学及大学教育的关系，对于英国人的感情颇不坏。他所讨厌的是英国的帝国主义，他所不喜欢的是英国要统治印度。他根本反对殖民地制度。他非常不高兴，甚至痛恨印度被英国的统治者榨取。但是，他并不以为整个英国或全体英国人须对这问题负责任。他们也像印度人一样，算是环境的牺牲者。
简单说一句，尼赫鲁及其同志所深恶痛绝的是殖民地制度，不是英国的人民。相反的，他主张大家须和英国人及其他各国的人民发生密切的关系，造成互相了解的地步。印度需要新鲜的空气，新鲜的有力的思想，健康的合作。假如英国人以平等的地位对待印度，那么印度将欢迎之不暇；假如英国人还是以宗主国的身份君临印度，那么印度将不惜牺牲一切，反抗到底。
印度的独立自由跟英国的殖民地制度势不两立，无论紧急法令或甜言蜜语都没法子使二者调和。威迫利诱既然走不通，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英国不要再用武力来统治印度，即干脆退出印度，这样才能够谈到英印的真正合作。
有人故意装着国际主义的样子，批评独立运动为窄狭的国家主义。他们说，现代的世界是“相互依赖的”（interdependent），而印度却要求独立，这似乎有开倒车的嫌疑。据他们说，要达到完满的民族主义的生活，只能从“英共和联合邦”这机构里得到。他们说来说去，无非要维持现状，但在外表上，他们却把自己的见解和身份尽量提高，以为自己是比民族主义更为高明，更有远见，而当时英国的工党首相麦唐纳，就是这么一种人。
照尼赫鲁的看法，凡是从事独立运动的人，十九都赞成国际主义。在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国家主义固然毫无意义；就在非社会主义者的阵营里，多数人也赞成国际主义，他们之所以急急要求独立，并没有带着一丝半厘孤立的意味。印度可以牺牲一部分独立，和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共同维持国际新秩序，但它对于殖民地制度，却绝不退让；因为在殖民地制度下，世界和平合作根本得不到。
由于传统的殖民地教育的影响，印度一般人民，尤其自诩为自由主义的人，对于世界形势多蒙昧无知。他们以为英国的白宫是至高至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除了英国外，其他国家的事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而且不想知道。一来他们仅通英文，不懂其他外国语；二来他们对于现状早已心满意足，不想再有什么挣扎了。
历史上不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烈士。在印度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不少人尝过十年八载的监狱的滋味，或者受着种种打击和侮辱，可是那些伪装自由主义者专爱说风凉话，他们不但不会杀身或舍生，甚至少吃一顿肉，少睡一两晚，他们也会叫苦连天呢。
然而印度的独立运动，在甘地和尼赫鲁的领导下，正像风起云涌，谁也没法子再压制下去。虽然暂时国际形势转变，他们所领导的违抗政府运动稍微有些消停，但是他们的争取独立的一贯精神，永远不会屈服，此外，他们深入民间，深得人民无条件的爱戴，这种广大的民众力量，正是他们领导印度复兴的一笔大资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