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宗主国有一套办法，一面尽力颂扬本国的一切优点，一面蓄意夸张殖民地的所有缺点。希特勒说得好：“宣传，不断的宣传，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地狱说成天堂。”殖民地宗主国利用政治的权力，从事虚伪的宣传，这事情也许能够蒙蔽一般愚昧的乡人，但是明眼人有思想，有见识，要欺骗也没有那么容易。
印度的方言的复杂，帮派界限的分明，这是事实，但并没有像一般英国人所宣传的那么厉害。像铁匠那样，他没有给你补锅以前，先把铁锅挖成一个大窟窿，至少比原来的窟窿扩大十倍八倍，然后可以漫天叫价，同时，也可以显出他的本领的高明。一般英国人之所以夸大印度的方言的复杂，帮派的矛盾，本意就在这儿。
当英国统治印度的时期，英国人到处宣传，说印度有几百种语言。说来也奇怪，印度既然有几百种语言，但英国的官员在印度住了一辈子，极少人能够自由运用一种语言。他们闭着眼睛，把印度所有的语言叫做“方言”（vernacular），即“家奴”所用的语言。一般印度人不知底蕴，跟着英国人说本国语为“方言”。
英国人在印度住了一辈子，并没有费心去研究印度的语言文字，他们仅从老妈或车夫处学习几句半咸不淡的印地语。他们根本不知道印地语以及印度的其他语文，具备悠久而又光荣的历史传统，丰富而又崇高的文学价值。
假如英国人说印度有两三百种方言这论据是靠得住，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德国有五六十种方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论据可以用来证明德国的不统一。事实上，英国政府所举行的调查统计，连几千个人所通用的一种话也算一种方言。这种办法对于科学的分类颇适用，无奈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照尼赫鲁的观察，以印度的面积而论，它所通行的方言的种类还算少得很呢。把欧洲的同一面积划出来看，印度的各种方言的确是大同小异，彼此都有密切的关系；只因过去交通不便，文盲太多，公共标准没有成立，所以各种方言就这样形成。印度的主要语文有八种，即：（一）印地语（Hindustani其中分为两派，即印地语（Hindi和乌尔都语Urdu），（二）孟加拉语（Bengali），（三）古吉拉特语（Gujrati），（四）马拉地语（Marathi），（五）泰米美尔语（Tamil），（六）泰卢固语（Telegu），（七）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八）坎那语（Canarese）假如再加上以下所列的五种语文，即（九）阿萨姆母语（Assamese），（十）奥里亚语（Orjya），（十一）信德语（Sindhi），（十二）普什图语（Pushtu），（十三）旁遮普语（Punjabi）；那么全国的主要语文都一览无遗。这十三种语文可以概括为两大系：印度-雅里安语系，流行于整个北方、中央，以及西部，但是彼此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德拉维达语系，流行于南方，它们受了梵文极大的影响，并且常用梵文的词汇。
在上述的八种主要语文中，每种都具备富有价值的文学典籍。就人数而论，孟加拉语有五千万人通用，印地语及其有关的几种语，有一亿数千万人通用。事实上，印度全国无论哪一角落的人多少都懂得一些印地语。到了1955年，当中国规定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的时候，印度也规定印地语为标准的国语了。这是中印两国值得纪念的年头，那些开口说印度语言非常复杂的野心家，此后应该闭着嘴，不要乱发议论了。
话又说回头，今日的印度人可以运用标准的国语，即四亿人通用的语文，去出席国际会议，但在二十多年前，这事情连梦想也不会。记得1933年10月间，当尼赫鲁的妹子克里雪娜快要出阁的时候，他特用拉丁文的字体来写印地文的请帖，通知各位亲友。这在当时，除军队及教会团体外，可以说是再新奇不过。须知文字像一切生物一样，它是在长成中，只要随时吸收各地的方言以及各国的语文，使文字的内容一天比一天丰富，那么这种文字将成为最活泼最有力的工具，印地语没有例外。
在印度没有采用印地语为标准的国语之前，英语却成为官方语文，所有印度的语文都被降为方言。尼赫鲁承认英语在科学、技术、商业，甚至在国际政治上有它的用途，但是英语并非唯一的外国语，除英语外，他希望印度的大学生可就个性所近，多多研究其他的外国语，如法文、德文、俄文、西文、意文。这样一来，学者专家的眼光比较远大，各种语文可以平衡发展，再也不至仅学一点英文，便沾沾自喜，以为世界的知识都在这儿了。
提到英语，这和印度帮派问题也很有关系。
自1857年的大屠杀后，英国人所加于回教徒的压力大过印度教徒。英国人总觉得回教徒好勇斗狠，这对于他们很不利；回教徒知道英国人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所以他们就不受新式的教育。结果，他们在政府机关里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对于英文及文官工作大感兴趣，同时，因为新式教育的关系，举动比较斯文，跟英国人很谈得来。
当印度新民族运动崛起的时候，首先发难的并不是那些不懂英文的回教徒，而是那些精通英语的印度知识分子。这事情使英国人大伤脑筋。为平衡双方的势力起见，英国人决定扶植回教徒，希望他们不会加入新民族运动。
自英国决定采取新政策后，它便在回教徒中物色人才。他们找到一位简赛逸爵士（Sir Syed Khan），这个人醉心欧化，把英国捧到天上，偶尔到欧洲跑了一顿，这对他会发生极大的影响。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文明达到最高峰，一般印度人到欧洲，尤其是跑到英国，没有不佩服到五体投地。不过时间一久，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再也不觉得什么新奇。至于简赛逸爵士，他是个新客，英国人的一举一动，他都羡慕不已。在一封家信里，他发表他对英国的印象，说：“我一点也用不着恭维英国人，我敢说印度的土人，无论贵与贱，大商人与小店员，知识分子与文盲，假如在教育上、礼貌上、正义感上跟英国人相较，这无异把污秽不堪的动物拿来跟干练漂亮的人类相较一样。英国人之所以把印度人当做无知的禽兽看待，这是有理由的。……我所看的，我每天所看的东西，绝不是印度的土人所能梦想得到。……精神上尘世上的一切好东西，只要在人类中能够找得到，全能的上帝早已赐给欧洲，尤其是英国了。”
简赛逸这封信，把自己的自卑感完全暴露出来，同时，也可说明他是阿谀成性，马屁拍得到家。另一方面，他把印度和欧洲作个强烈的对照，他的目的无非激励同胞，使他们提前觉醒，采取前进的步骤。他坚信前进的步骤在于接受西方的教育。假如没有西方的教育，他的同胞将越来越落后，迟早被时代淘汰。事实上，在当时的印度，谁受过英国式的教育，就可以得到政府的信任，在政府机关工作，此后名位权势，一应俱来。他力竭声嘶地鼓励同胞走这条路线。由于惰性的关系，起初他不消说要费了一番心机。比起印度教徒来，回教徒在新式教育上至少要落后五十年。现在前者衣食无忧，空余之暇，还可以大胆批评政府；后者却要整齐步伐，加紧和政府合作，取得新教育的机会。在基础没有稳固之前，他绝对不敢冒什么危险，跟政府闹翻。
据尼赫鲁的分析，简赛逸爵士代表少数富有的回教徒的地主阶级，印度的进步分子代表小心翼翼的专家或商人阶级。在政治思想上，前者接近英国的保守党及地主，后者接近自由主义者。至于英国人，他们当然拥护封建余孽，一般群众不放在他们的眼里。
平心而论，一个人难免要受环境的支配。假如简赛逸爵士晚出世几十年，他的思想和行动也许会两样。只因不能跳出他的时代，所以他觉得有机会使一部分同胞足食足衣，便心满意足，整个印度的民主政治如何，他管不了许多。这种浅陋的见解及急急找寻政府的工作，并不限于回教徒的学生，印度教徒的学生也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受新式教育的人天天增加，政府各部门容纳不下，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革命运动中的主干。
当甘地和尼赫鲁从事民族运动的初期，回教徒不消说采取漠不相干的态度，这事情使英国十分高兴。谁料不用几年工夫，回教徒已经觉得自己的主张是不合时宜，非跟国大党各领袖比肩作战不可。在短短的十年间，回教徒似乎比较国大党更急进，时常站在领导的地位。简赛逸爵士的时代过去了。新兴的回教徒领袖，尤其是阿里兄弟、安萨里博士（Dr．M．Ansari）等人，在回教徒的政坛上发生很大的作用。除真纳外，这些回教徒的领袖都服从甘地的领导，参加他的不合作运动。这是1919至1923年间的事情。
接着，潮流倒退，印回双方的帮派意识很浓厚的落伍人物，开始兴波作浪，从事挑拨离间。虽然如此，回教徒中的几个强有力的分子，始终和国大党保持联系。在这期间，英国政府想尽方法来鼓励回教徒中的帮派意识很浓厚的反动分子。另一方面，印度人对于回教徒这种作风实在看不惯，他们也来竞争，希望赢得英国政府的好感。
印回双方搞帮派的人物多是眼光如豆，他们所注意的仅是立法议员的席位的比例。简单说一句，这和宗教信仰政治主张都没有什么关系，主要的是饭碗问题。双方的中等阶级的知识分子争着找政府的工作，但是粥少僧多，结果，彼此争吵不休。印度人在政府机关里根深蒂固，他们仅想维持现状，回教徒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他们的态度更为积极。除中等阶级的知识分子争抢职务外，一般社会的印回的界限也划分得很清楚。尤其是旁遮普省、信德省、孟加拉省，印度教徒多是债主和富翁，在城里养尊处优；回教徒多是债户和贫民，在乡下胼手胝足。经济的不平等，会加强帮派的色彩。
然而印回的帮派观念，到了圆桌会议时期，才有最剧烈的表现。英国政府所提的名单仅限于那些专门搞帮派的回教徒，尤其是他们的领袖简阿嘉，他和欧洲协会的代表往来最密切。欧洲协会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反印度独立自由最有力的机关。
印回双方势不相容，这是个极痛心的事情。大势所趋，他们总有拆伙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