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急法令下，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尼赫鲁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没法子安定下来做些大规模的工作，他只能很仓促地做些应做的事情。
虽然他不怕被捕，但他在可能范围内，尽力避免和政府发生正面的冲突。那时，各省都有人请他去演讲。他只好婉辞谢绝，因为像巡回演讲那种场合，很可能会轰轰烈烈地开头，消消停停地结束，中间没有妥协的余地。他曾有几次为了会见甘地及国大党的常务委员，顺路对民众大会演讲，每次演讲的成功，更加强政府的反感。
1933年10月间，国大党联省分会在阿拉哈巴召集一次会议，讨论当前的国际形势，决定未来的路线。在那次会议里，他们非常注意国际问题，尤其是世界经济恐慌、纳粹、共产主义等问题。他们希望国大党同志能够把印度的斗争跟各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个联系。开会的结果，通过社会主义的纲领，同时，表示不要取消违抗命令的行动。虽然如此，他仍再三叮嘱各同志不要多事，大家须严守岗位，照常工作。政府要来逮捕，大家须从容就义，绝不慌张。谁料他们这种温和的主张也得不到政府的谅解。当国大党的党员一下乡宣传，他们马上被捕。尼赫鲁原来也要下乡，只因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急待解决，所以他暂时懒得动。
他时常把论文和声明寄到报馆去发表。为着适应当时的环境，他不得不把调门放低。事实上，当时法令如毛，政府的检查网十分严密。姑定他个人可以冒险，但印刷所、出版家、编辑，都有问题。一般说来，报馆对他相当客气，许多文章都能够登载出来，虽然有些段落被删掉，甚至整篇文章永远不知下落。
他时常宣传社会主义，这事情使国大党常务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不大安心。过去大家对他的行动都抱容忍的态度，现在因为他直接攻击既得利益的人物，所以他的活动不能算是无害。他知道他的一部分同志并非社会主义者，但他总觉得，身为国大党的执行委员，他可以自由宣传社会主义，用不着使国大党替他负责。但是国大党有一部分委员不以为他有这种自由，这事倒使他惊奇不置。他把他们估计错误，他们大不以为然。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认为宣传社会主义是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假如这工作和国大党行动委员会有什么冲突，他宁愿辞职不干。但是当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而且自身又很脆弱，不能充分履行任务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辞职呢？
到了十二月底，甘地从马德拉斯写信给他，并且把《马德拉斯邮报》（Madras Mail）的访问记剪给他看。那位访员提到尼赫鲁的活动，甘地替他辩护，说他为人公平正直。这事情还没有什么，最使他难过的，是甘地对于大地主问题的看法和他完全两样；甘地认为农村经济很需要这么一些大地主。事实上，全世界的大地主早已不能够存在，甚至也不能够维持得多久。然而甘地却深信不疑。这事情使他进退两难，直到几星期后，他第七次坐监，这问题才不了了之。
在他还没有入狱之前，他的家务也费了他不少时间。他的母亲的健康逐渐恢复，但恢复得很慢。虽然她仍困在病榻，但她似乎已脱离危险时期。他开始注意一向漠不关心的经济问题了。他的开支太大，不过又没法子节流。他并不希望收支能够相抵。但他总相信有一天他会只文不名。在现代社会里，金钱和财产固然很重要，但对于任重道远的人却是个大负担。许多有钱的人都不敢从事冒险的工作，为的是他们害怕会失掉财产及各种器具。事实上，假如政府可以把你的财产充公，那么，虽多积财产又有什么用处？思想一经搞通，他恨不得把剩余的一些产业完全丢掉。他是个清心寡欲的人，而且他又有赚钱的能力，他绝不怕挨饿。他所担心的就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女。老母风烛残年，不应该过分刻苦；幼女学业未成，将来留学欧洲，难免需要一笔费用。至于他和他的妻子有钱没钱都不在乎。不过当他真正一贫如洗的时候，他的爱好买书的习惯恐怕要放弃了。
为应付燃眉之急，他决定把太太的首饰及其他贵重的东西卖掉。虽然他的太太多年没有携带首饰，但她希望这些东西留给幼女，所以当他决定变卖首饰的时候，太太不大赞成。
1934年1月，国大党同志在阿拉哈巴城一再被捕，这事情使他非常关心。1月26日（即独立运动四周年纪念日）他更不能忘怀。但是谁来领导呢？除他以外，找不到第二个更适当的人物。他跟几位朋友商量，大家都主张有所表现，不过怎样表现，大家都不大一致。就一般的趋势看来，谁都希望避免大规模的逮捕。原则上，他主张独立纪念日那天应该好好地庆祝一番，至于纪念的方式，各区可自己做主。他知道从事独立纪念日的组织工作的人，当天一定被捕。在他还没有再入狱之前，他倒需要参观孟加拉州，一来拜访老同志，二来慰问该区的人民。此外，他还须和太太到加尔各答去看病。他们于1月15日出发，希望及时回来参加独立纪念这个大日子。
在加尔各答期间，他忙碌异常。他请教了许多医生，最后的结论是，他的太太须在一两月内再回来诊视。他曾接见许多朋友和同志，他觉得谁都怕多事，免得惹得一身麻烦。当地的报纸比较印度各地的报纸更见小心。简单说一句，大家对于渺茫的前途表示怀疑，而这种怀疑的心理使一切有效的政治活动大受阻碍。
他在加尔各答逗留了三天半。在这期间，他曾三次公开演讲。他一面谴责恐怖分子的行动，一面非难政府在孟加拉所采取的毒辣手段。因为他听了当地人民诉说政府不分皂白地实行集体处罚之后，他不禁悲愤填膺，认为这种手段太不合人道。结果，这三次演讲造成他后来在加尔各答审讯时的三大罪名。
他从加尔各答跑到圣蒂尼克坦去访问诗翁泰戈尔。这地方他已经来过两次，但他的太太却是初次来访。那时他的女儿英迪拉快要在中学毕业，她的升学问题颇使他关心。他不喜欢那些官办或半官办的大学，为的是它们会钳制青年的优秀本能。泰戈尔所办的国际大学，在设备上虽不如印度其他著名的大学那么完善，但它的自由环境的清静，研究的气氛的浓厚，倒使他仰慕不已呢！
1月26日转眼已经来临。由于地震关系，有人主张取消独立运动纪念会，但尼赫鲁及其他同志却认为这种大会不应该受地震的影响。因此，在独立纪念日那一天，阿拉哈巴的城里和乡村，召集了好几个大会，成绩比较以往还好。大家以为警察一定会来干涉，并且逮捕他们，但是，出乎意料，那天居然可以平安度过。
开完会后，他一直忙着赈济灾区的工作。他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忙，使这项工作得以胜利地展开。在最短期间内，得筹到相当可观的款项，来救济灾民。到了2月11日，他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阿拉哈巴的老家。一般亲友见了他，不禁惊喜交集。他很想即刻动笔写赈灾报告书，可是身体实在疲倦，双眼睁不开，所以他一躺在床上，便睡得很熟。
第二天傍晚，他和他太太刚喝完下午茶，丹顿也刚来看他们。大家站在阳台上谈天，突然间一辆车驶进来，有个警官下了车。他知道自己坐牢的时间已经来临，所以他跑到警官面前，跟他打个招呼，并且说了一声：“我已经等你好久了。”警官表示歉意，说这不关他的事情。通缉令是从加尔各答政府颁发出来的。
统计在外边活动五个月又十三天，现在又要过着寂寞孤单的生活了。但是真正的责任并不要他来负担，而是要妇女——年老多病的母亲，身体懦弱的妻子，工作繁重的妹妹——来负担。这事情使他越想越难过。
当他被捕的晚上，他就坐着囚车被送到加尔各答。饱经忧患的他，对于坐监这事情不但没有痛恨，反而以惊奇的眼光来欣赏周遭的景物。那儿有许多欧籍的军曹和警官，可是警察却是联省东部的人。过去十年间，他时常在监狱出出入入，这种警察的脸庞他差不多看得很熟悉。他觉得他们非常不快乐，不高兴做那种职业，同时，他们还热泪盈眶地时常对他表示同情。
加尔各答的中央监狱法庭好像堡垒那样，高大深邃，禁令森严。除记者和律师外，谁也不准站在附近。囚犯上庭时，须经一条铁线网做的甬道，样子和鸟笼相似。被告席和法官的座位隔离相当远。法庭里满是警探及身穿黑礼服的律师。他自问对于提堂审讯的事情富有经验，可是跑到这种冷酷的环境里，他也难免心情加倍紧张。他还如此，一般没有坐监和提堂的经验的青年更不用说了。
当审讯期间，他只宣读一篇短短的声明书，没有聘请律师来辩护。到了第二天（2月16日），他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他的第七次坐监，就从这天算起。
回想过去五个半月间他在外边的活动经过，他觉得自己对于私事和公事都办理得相当满意。他的母亲的健康逐渐恢复，现在似乎不至马上发生什么危险。他的妹子克里雪娜已经结婚。他的幼女英迪拉的升学问题也已经解决。此外，他的家庭经济的复杂问题已经整理个头绪出来。许多私事过去他从没打理，现在居然也给他搞出眉目了。至于公事，他知道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谁也不易有什么大作为。他至少已使一般同志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经济问题。最后，他曾和隔别两年的甘地以及其他朋友同志时常晤面。经过一番调整后，他更是精神奋发，准备为下一阶段的斗争努力了。
然而有一件事情使他时常关怀，这就是他的太太的健康。他不知道她的健康是否较佳，因为习惯上，她一向是继续不断地工作，直至精神不继，倒在床上才休。现在他本人既然坐监，所以他希望她有更多的时间安心静养。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他虽身在缧绁之中，但他的一颗热烘烘的心，却和家人及同志结不解缘呢！